女大学生更容易被侵害吗

近日,连续发生女大学生失踪受害的问题,引起广泛关注。甚至公安部也发布微博提醒女孩独自外出搭车需注意的7个细节。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详细]

“女大学生失踪”为什么备受关注

从“漂亮白人女性更容易失踪吗”说起

心理学家唐映红曾介绍过一个现象——那些中产阶级以上白人家庭的女性或女孩,占了“媒体上”失踪人口相当大的比例,而且,仅从媒体传播的资讯来看,相比于那些失踪的黑人、或男性,失踪的白人女性也占据了绝大多数篇幅。

白人女性真的比其他人群更容易失踪吗?根据美国FBI的犯罪信息中心(National Crime Information Center,NCIC)的统计,2010年美国失踪女性人数为355,243;失踪男性人数为337,660。失踪女性人数比失踪男性人数大概多了5%;但从媒体报道的覆盖来看,失踪女性获得的报道数倍于失踪男性。

除了性别,种族是另一个容易被媒体倾向性报道的因素。NCIC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白人和西班牙裔失踪人数为418,859。尽管NCIC没有单独发布白人女性的失踪统计数据,但不难算出,失踪的白人女性大约占据了失踪人口的30%左右(这还没有剔除部分不被认为是白人的西班牙裔失踪人口),但她们获得的媒体报道覆盖比例却超过90%。

失踪白人女性更容易获得媒体关注的现象被社会学家称为“失踪白种女人综合征”(Missing White Woman Syndrome,MWWS)。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克里斯托·布伦特·祖克(KristalBrent Zook)教授揭示了原因,“谁有吸引力?谁更性感?设想一个童贞、纯洁、金发的公主失踪了,在社会阶层、性诱惑和年龄上有太多的文章可作,而不仅仅是种族。”

白人女性失踪更容易受到关注白人女性失踪更容易受到关注

在中国,“女大学生失踪”,是一个与“漂亮白人女性失踪”相类似的命题。长期以来,由于“女大学生”是一个相对“高贵”“知性”的群体,其遭遇犯罪后的悲惨与本身形象有巨大落差,因而一直是一个十分吸引人的新闻种类。许多国内传播学的论文都曾对“女大学生”的媒体形象进行过研究——“与性有关”、“容易被骗”、“容易成为犯罪受害者”是几个常见标签,人们既喜欢这类新闻又喜欢消费廉价的道德教育——“女大学生怎么这么蠢”。

所以,当高渝、金某、和高秋曦接连出现意外后,巨大的马太效应又形成了一波议论女大学生的高潮。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刚失联的女大学生立马引起了关注

这种高潮当然是无聊且没什么意义的,昨日另一个刚失联的成都女大学生的案例就是明证——才失联一天,就因为是个女大学生,媒体就去过度关注,舆论开始过度发酵,这当然是没有什么道理的——事实也证明失联女主是自己关了手机然后飞去了北京。

统计数据来看,不支持女大学生更容易成为犯罪受害者的结论

高渝、金某、高秋曦这三件案中,“女大学生”标签并非受害主体因素

重庆女大学生高渝“搭错车”被害,最先引发了人们对女大学生安全意识的热议。“安排好的车都能搭错”,“知道上错了车还敢继续坐”,许多人都认为高渝被害的根源是安全意识太差。专题《花季少女搭错车被害该怪什么?》曾仔细考察过高渝“搭错车”的详情,发现只怪高渝安全意识差的说法相当片面。事实上,高渝打黑车去主城区很可能只是一种习惯,这也是铜梁人去重庆市区很常见的一种方式。就连她哥给他联系的那辆车也可能是一辆黑车。“搭错车”对她而言差别可能并不大。而至于后来与司机起“纠纷”而被害,目前警方还没有确切说法,但从已知的信息来看多半不是司机见色起意,而更可能与车资矛盾有关。这与网友们普遍“想象”的情况并不一样。

高秋曦被害,纯粹是不幸遇到了病态赌徒高秋曦被害,纯粹是不幸遇到了病态赌徒

女大学生金某因贪便宜坐了犯罪嫌疑人代某的三轮因而被非法拘禁和强奸,这被视为女大学生安全意识差的强力证据。但这种说法很大程度上也只是结果论。毕竟,黑车司机就算有什么企图通常也只是谋财而已。而碰上代某这样的恶性性犯罪者,也许金某只能怪命运实在太不好。正如犯罪心理学家李玫瑾说的那样,代某是那种专以特定性犯罪对象为猎物的“独狼”,只要“猎物”在社会中出行,就有可能遇到。一旦进入到“独狼”的活动圈,风险就会提高,而遇上了就是百分百的危险。换句话,金某是在这个特定案件中,因为“女大学生”这个身份本身成为了“猎物”,而不是因为“身为女大学生安全意识差”的缘故。

而江苏被劫杀的女大学生高秋曦,其不幸遭遇就更与其自身没有什么关系了——高秋曦就是下午两点左右正常地从自己家行进去距离一公里的汽车站,路上遭遇病态赌徒被劫杀了,这是一个纯粹的不幸。

事实上,据联合国报告,凶杀案受害者多数是男性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报告显示,全球的凶杀案中,有79%受害者都是男性,只有21%的受害者是女性。在中国这一数据分别是78.1%和21.9%。

女性不仅被杀害的几率要小,而且,更多是遭身边人所杀,而不是人们想象的陌生歹徒。被亲密伴侣杀害或家庭凶杀案中,全球三分之二受害者是女性,2012年有43600因此遇害,这一数字占到了所有遇害女性的47%;相反只有6%的凶杀案受害男性是被伴侣或家庭成员杀害,绝大多数的男性是死于陌生人之手。

上述数据即便不能说明女性的安全意识要比男性好,但起码说明,相比男性,女性通常处在更安全的环境之下。

国内的数据同样不支持“女大学生”更容易受害

1987年有关部门对各类犯罪案件抽样调查表明,在当年,盗窃案、诈骗案、伤害案受害人男女比例为5︰1;抢劫案为2︰1;就算是杀人案,被害人男女比例为1︰1。不能得出女性更易受害的结论。

2000年左右针对上海流动人口犯罪的一个研究同样显示,受侵害对象中男性略多于女性,在 161 起有明确受害人性别报道案例中, 受害人为男性的案件有 81 起, 占50.13% , 受害人为女性的案件有 65 起, 占40.14% , 另外 15 起的受害人为男女混合群体。

2004年一项针对南方某市抢劫案受害人的研究更加不支持“女大学生安全意识差因而容易受害”的观点。来自警方的统计显示,55. 76%的抢劫案受害者是男性,只有44.24%为女性。女性受害者偏多的抢劫类型,主要是拍头抢劫、飞车抢夺、卡脖子抢劫,男性犯罪者主要利用的,是相对于女性明显的身体优势。在受害人年龄方面,也基本是20岁到40岁之间均匀分布,丝毫看不出“大学生更容易受害”。

由于以上数据是多年持续一致的,有理由相信即便在今天“女大学生更易受侵害”也并非事实。

所以,综合以上几点来看,“女大学生更容易成为犯罪受害者”的说法难以成立。当然,这并不是说女大学生安全意识就有多好,事实上,安全意识差是很多人群都共同存在的问题,相比起女大学生,老年人易被诈骗在数据上更有说服力,也是更应该重视的问题。包括女大学生在内,所有人都应该树立更强的安全意识,媒体和社会不应当专门把“女大学生”专门给标签化。

相比起女大学生“安全意识”问题,更重要的问题可能忽略了

预防犯罪的问题应及早重视

涉嫌拘禁、强奸的代某,曾多次服刑涉嫌拘禁、强奸的代某,曾多次服刑

涉嫌拘禁、强奸女大学生金某的代某,曾有四次前科。未成年时曾因盗窃被抓,1983年因强奸被判10年刑,2010年因非法拘禁妇女、2012年因猥亵妇女再被判刑,2013年10月刚刚刑满释放。这是典型的累犯。国外一项跟踪被假释的罪犯研究表明,大约5%的罪犯需要为他们从监狱假释后的45%的犯罪负责。这表明,犯罪分子也是存在“主要人群”的,纯粹以事实而论,有些人就是容易变成累犯,无论如何矫正都难以达成效果。把这种人刑满后就随意放到社会上,会对人们造成巨大安全风险。之前北京大兴摔婴案中的韩磊即是这种情况。我国非常有必要对暴力犯罪人员的危险性进行评估——如果犯罪分子还是特别危险,即便是刑满释放,也有必要对其进行重点控制,监督其不能再行差踏错,以减少伤害无辜的可能性。

同样,涉嫌杀害高秋曦的王某,是一个典型的病态赌徒。海外和港澳地区对于“病态赌博”的研究都显示,“病态赌徒”是刑事犯罪的高危人群。王某是个有过盗窃前科的病态赌徒,对于他是个病态赌徒,公安机关是了解的。对于这样的潜在高危犯罪分子,公安部门是否应当对其行为有所控制?这是很值得探讨的。

应大力增加民众的安全空间

重庆女大学生高渝因“争执”被司机杀害,具体原因未知,但至少反映出打黑车的不安全性。如何让公共空间不那么危险,同样是在“女大学生安全意识”之外,更应该重视的问题。

结语

“女大学生更易成为犯罪受害者”是个错误认识,人们更应关注的是跟犯罪有关的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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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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