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对受伤学生的保送声浪很高，但单独补考是最合适的选择
诚然单独补考成本不低，也不绝对公平，但是目前看来是最优选择
如何处理柳艳兵的情况，的确是个棘手的问题。一方面，柳艳兵确实因为见义勇为的行为蒙受了错过高考的巨大损失，而另一方面，如何兼顾公平也是需要考量的。毕竟，勇敢与考试成绩并无必然的联系，在绝大多数人都靠分数竞争的情况下，有人凭借在偶然的机会下表现出来的勇敢就能被保送上大学，也是对高考公平性的一种伤害。…[详细]
权衡之下，教育部门采用高考备用B卷对其单独补考的方式也算是理性和合适的选择了。即便这样的方案在考试、阅卷方面要额外付出高昂的成本。且相对于其他考生来说，补考考生有更充裕的复习时间等种种问题。…[详细]
不过，虽然柳艳兵需要参加单独的补考，但他所获的荣誉并未因此减少，之后可能获得保送的可能性也仍然存在。目前看，宜春市综治委已授予其“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荣誉。而当地的教育部门还在按程序，把为柳艳兵申请高考奖励性政策的相关材料报送到上级主管部门。甚至还有南昌大学、宜春学院等高校已经表示愿意全力帮助柳艳兵实现大学梦。
但单独补考仍引来不少人不满，他们认为特别在招远事件后，见义勇为更应嘉奖
前面提到了，在单独考试之后柳艳兵还是有机会享受到见义勇为带来的种种“高考福利”的。不过即便如此，目前的“补考”还是引发了大量网友的不满，很多人认为其见义勇为的行为使得其应当之无愧的获得保送机会，而补考的安排则显得不近人情。
这样的情绪并非没有道理。毕竟在这之前，国内对见义勇为学生的保送案例并不少见。例如，汶川地震中救人的四少年（分别被保送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和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 ），被评为全国抗震救灾小英雄的德阳东汽中学女生马小凤和“可乐男孩”薛枭(分别被免试保送到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玉树地震中连救四人的尕玛朋措(被保送进清华大学)，都因各自的英雄行径而成功保送。
特别是这次的事件还发生“招远事件”之后不久，不少人在情感上也对这样的见义勇为行为更加钦佩。而在朴素的善恶有报的观点和“招远事件”对比下，强烈的认为应该重奖考生，甚至部分人认为“单独考试”也是对见义勇为学生的苛求。…[详细]
不过通过保送和加分来奖励未成年人见义勇为却有不少隐忧
以保送加分等对学生见义勇为进行鼓励，有可能会将学生，特别是未成年人推向险境
见义勇为者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为救人于危难，常常要冒着生命危险。所以，见义勇为者受伤致残的为数不少，有的甚至牺牲了性命。
对于此案中受伤的柳艳兵，他也正是未成年或者将将成年的年纪，幸运的夺下了砍人凶手的刀。但更多的时候，未成年人参与见义勇为都会因力所不及导致悲剧。根据《大河报》2011年报道，河南省第九届见义勇为表彰大会上，2004年至2009年间涌现出来的“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共41名，其中21人在见义勇为中牺牲，年龄在18岁以下的有8人。而一组来自《中国少年报》的统计则显示，他们曾在一个月内收到14个省市关于17个少年为救人而身亡的事迹，而其中大多数属能力不足。…[详细]
更进一步说，中国每年因“见义勇为”牺牲上百人，大量的案例表明，见义勇为即便是对成年人而言也具有很大的危险。这种情况下，一旦未成年人受不当宣传的鼓动或者高考保送加分这种刺激，原本“力所不及”却见义勇为导致的悲剧很可能就会增加。
因此，善意的“舆论导向”却可能害了孩子们。所以，在绝大数学者看来，对未成年人的见义勇为行为的态度更应该是：不提倡不鼓励。即便对成年人，宣传见义勇为也要提倡“见义智为”。…[详细]
而另一方面，对见义勇为等品行的嘉奖也会妨碍高考的公平性，甚至滋生新的寻租
之前的专题《高考加分新政漏掉了最大不公》就曾提到了。在中国，高招一旦“灵活”，就会变成类似中科大那样把不拘一格招人才的自主招生，变成举报者戏称的校长“不拘一格招儿子”。所以，目前的中国的高考最公平的方法就是唯分数论。…[详细]
而道德加分和见义勇为保送其实也是属于可以影响高考，多数时候难以认定的加分因素。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政治学系博士生导师木然在腾讯大家上发表的文章《夺刀救人不是上大学的理由》就抨击了将道德和高考混为一谈的观点。在他看来：“义勇为尤可赞，程序正义不可破。高考要的是成绩，以分数见高下，而不是以道德见高下，高考自有高考内在的道德逻辑和道德要求，没有必要再从外面注入多余的道德。”更何况：“品德加分可能导致新的腐败。品德加分是权力行为，权力通过德更容易腐败，也更不容易被人发现。”…[详细]
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木然所怀疑的，作为见义勇为高考加分的先行地区，福建曾规定父母见义勇为子女高考可加分，而这其中寻租的空间自然不小。福建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副会长李建生2004年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就说过这么一个事例：当时，一位政法委副书记散步时看见一群人打架，他报了警。因为有子女要参加高考，跑来申报见义勇为。而碍于情面，见义勇为基金会也“勉强给他评了”。除福建外，在各地也有这种对“见义勇为”的认定难题，一些人凭借关系可以把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轻松认定为“见义勇为”，从而享受加分等照顾。
更何况，通过对学生的奖励促进见义勇为的效果也不足够好
以对高考学生重奖塑造榜样，借此影响更多人勇于挺身而出的作用有待商榷
在心理学专家卢雪看来，高中阶段的青少年已经开始具备一定的心智成熟度，能够大致判断自己是否应该见义勇为。但这种思维并不稳定，而在成长阶段，通过行政捆绑、考试压力或者前途利益诱惑的产生道德行为则往往会昙花一现，难以持久。甚至使得其道德观变得过于功利化。
这也与一些社会学者的看法类似，这些人认为被高考激励出的，可能会是畸形的见义勇为。更多人则会在以后的生活中，因为无法获利，而放弃见义勇为的可能。对这些人来说，利益的过早绑定，使得见义勇为内化为道德的过程消失了。…[详细]
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学者杨团看来，鼓励“见义勇为”，是一种对道德高点的倡导，但在尚不具备成熟思维的中小学生中间，应多从道德基点的教育上着力。用“高考加分”的方式对“见义勇为”者进行奖励，就是一种从道德高点出发的行为。这种行为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力有限。而对于孩子来说，若对道德高点的过分渴求，还很可能破坏其基础道德观的建立。
对鼓励见义勇为行为来说，靠重奖树立榜样的效果不如给予具体指导培训的效果好
在之前的专题《招远麦当劳命案：只能看着行凶？》中提到了见义勇为需要制度和民众的支持，还特别强调了司法实践应改变对无限防卫权的漠视，以及民众应该改变妖魔见义勇为的风气，将见义勇为者视为英雄与榜样。…[详细]
诚然，免责制度需要建立，通过一些个案塑造见义勇为的英雄与榜样也是必须的。但研究证明，即便这样，对于普通民众勇于“见义勇为”的促进作用仍然不够。英国独立智库“政策交流”委托民意调查机构YouGov围绕社会治安话题调查了1784名英国人，结果显示，面对反社会行为，在英国只有6%的人表示会出面制止，另有21%表示可能会挺身而出，而更多的人（94%）只会为警方提供情报或报警。另一方面，调查还显示，有36%受访者表示对参加如何应对破坏治安行为的免费学习课程感兴趣，并认为培训能帮助自己“挺身而出”。可见，面对危险的反社会行为，除了不具备勇气外，没有相关的方法和能力也是很多人的主要顾虑。对此，主导调查的英国社会政策专家博伊德就积极倡导设立“公民警校”。他说，“对抗犯罪，警方会扮演核心角色，而公众也应参与”，如果可以通过类似公民警校的机构向公众传授如何应对反社会行为乃至犯罪行为，将有助改善整体社会治安状况。“公民警校是帮助公众在预防犯罪中变得更自信的有效途径之一”。…[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