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像是一条“变废为宝”的致富产业链
走私的洋垃圾早就臭名昭著，带来严重的环境破坏
硬币是哪里来的呢？答案就是洋垃圾。每年，我国都会从国外进口大量的固体废物。那些能够做原料，并且有无害化处理的，是好的“洋垃圾”。然而，更多的是被走私进国门的、坏的洋垃圾。这些垃圾一般被层层分包下去，最后主要到了一个个家庭小作坊中进行分拣。在国外，分拣的人工很贵，所以垃圾处理公司往往一打包就给送到发展中国家。洋垃圾中往往存在着很多污染物，甚至还会传播病菌。家庭作坊粗放的分拣方式更是带来重重环保问题，甚至危害到分拣人员自己的身体。本案则是洋垃圾数量的一个佐证——光是王维初一人就被查出了近十吨的硬币，这些硬币都是从“洋垃圾”中捡的。可想，洋垃圾的数量有多庞大。…[详细]
不过从洋垃圾淘硬币是“变秽为宝”，也是不多的洋垃圾较好利用方式之一
为什么会有洋硬币呢？其实很简单，许多人都会遗忘硬币在汽车、洗衣机等地方。而废旧汽车和洗衣机等零部件被送到中国之后，硬币自然也在其中。通过一般的、物理性的清洗加工就能够把许多硬币都给“变废为宝”了。如果不这么做，硬币多半就是分拣后剩下的废料，要进行无害化熔化处理的要求是很高的，小作坊很难做到。总之比起化学污染，又或者把一些洋垃圾直接包装下，在中国市场上叫卖，淘硬币算是为数不多、比较好的对洋垃圾的利用了，也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废旧金属污染问题。…[详细]
这成为一条致富路，生意最大的团体6年获利1.3亿元人民币
从各个分拣垃圾处大量地收购硬币，再清洗加工，最后就有人负责想方设法地去国外银行兑换新币，整个就形成了一条“产业链”。而且很来钱。王维初案同期，浙江还有另一起案子，也是目前同类案件中涉案金额最大的——靠着卖硬币，六年时间牟利1.3亿元。一篇当地媒体的文章就提到“这几年，因为竞争，硬币的收购价格一路看涨。每天，李启国（即1.3亿案当事人之一）都需要和竞争对手抢货，要比拼的不仅仅是速度，更是交际能力和‘外交手腕’，当然，出价也要比别人有吸引力才行。”可见，不少人把这当作“致富道路”。…[详细]
然而，一不小心就触犯了相关外汇法律，变成非法经营
王维初等从业者都是因为“非法买卖外汇”而被判刑
王维初也好，还是获利1.3亿元的三人团体也好，他们都不是因为“制造假币”这样的原因被查，而是“非法买卖外汇”。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是我国1997年全面修订刑法典之后出台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单行刑法。其中规定，“在外汇指定银行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及其分中心以外买卖外汇，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的要参照刑法中的“非法经营罪”条款进行定罪处罚。…[详细]
但是，定罪量刑却多少让人有疑问
有对比：那些走私大量洋垃圾进国门，造成严重环境危害的源头者却往往获刑没这么重
大量的留言都表示，没有觉得王维初等人的行为怎么危害社会了。相反，淘硬币的源头——走私洋垃圾——所带来的环境灾难却是有目共睹的。人们很容易就拿两者来比较。
严重的走私情形，在刑法中也有相关的罪名，叫作“走私废物罪”。经济参考报去年9月份的报道《中国正成为发达国家“垃圾场”》中提到对走私者的处罚上有困难，例如我国对固体废物的法律界定不完善，如次品、等外品、二级品、下角料等边缘产品的标准等没有明确，海关认定存在困难。当然，也有获刑的案例，苏州去年有一个特大洋垃圾走私案，涉及的洋垃圾有2600吨，结果两名案犯分别获刑10年和7年，这也是公开报道中的最高量刑了。今年4月天津判罚的一起走私案中，共走私废渔网、缆绳118.35吨及废塑料膜6吨，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从犯只被处以了5万人民币的罚金。
再来看洋硬币案件。王维初仅仅是负责加工，并不参与销售，获刑两年，同案的销售者则获刑6年。而1.3亿元那起案件中，三人分别被判处9年、8年9个月和7年9个月，并被处以巨额罚金。单单从社会危害性上说，人们的直观感受是，走私洋垃圾远远大于从洋垃圾中淘硬币，这样的判刑尺度很容易让人觉得不太公平。
有无奈：国内银行一般拒绝兑换洋硬币，不像从国产垃圾中捡的硬币可以使用、兑换
其实，国产垃圾中也有很多的硬币。江苏无锡的一家垃圾发电厂就每年都要从垃圾中捡出十多万的硬币，然后拿去银行兑换，当地媒体报道称，这算是这家发电厂的“产业”了。而这笔硬币也确实可以供这家发电厂这么处置，因为垃圾的所有权在它们。再不济，也能在市场上使用。可外币硬币，国内银行是不给兑换的，这也是一个银行业公认的所谓“行规”，最后只能自己放在家当“纪念币”了。一篇关于1.3亿元案件的稿件中就提到，当事人李启国“很早就接触到了洋垃圾这个行当，在这些洋垃圾中有另外一种附属产物——硬币。但国内的银行一般都拒绝兑换外国硬币，一般人也就把这些硬币当作了纪念品。”因此，若说是“非法买卖外汇”，一定程度上也是被银行行规所逼迫无奈之举。…[详细]
这是又一起“空姐代购案”式案例，考验法律如何面对新事物
面对新事物，法律往往滞后，这时更需要结合法律精神与现实判断
王维初等人的“洋垃圾淘硬币”案件确实是很多人都闻所未闻，听起来非常新鲜。也让人想到了去年轰动一时的“空姐代购案”，后者暴露出对代购这一新事物的法律不足。两者相同的是，法律都显示出相对的滞后性来。立法者不可能遇见各种可能的新事物，这就需要法官在刑事法律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的指引下，结合经验法则作出选择和裁量。
而王维初到底有没有触犯“非法买卖外汇罪”，关键是看他有没有破坏金融秩序的故意。结合来看，他确实有些冤。2012年出版的《司法研究与指导(2012年第2辑)》中，刊登了最高法研究室的一篇文章，题为《关于对外国残损、变形硬币进行加工修复是否属于“变造货币”问题的研究意见》。该文章答复了下级法院的请求，文中也专门辨析了“非法经营罪”的相关问题。文中提到，对从废旧金属、洋垃圾中分拣的外国残损、变形硬币进行加工修复行为不宜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因为“行为人首先收购的是进口废旧金属、洋垃圾中分拣出的外国硬币，其次进行的是对外国残损、变形硬币进行加工修复行为，最后进行的是将经过加工修复的硬币运至国外进行兑换。在上述行为过程中，行为人并未进行非法买卖外汇活动，扰乱的也并非主要是金融市场秩序，故不宜认定为非法买卖外汇，不应以非法经营罪论处。”可见，最高法对于“扰乱金融秩序”的判断也很慎重。王维初案中，王维初主要是负责加工，由本案另一名当事人梁恩梅来进行“销售”，低价处理给买家，再由买家自己带去国外兑换，银行会给兑换多少并无保障。这从形式上套得上“买卖外汇”，不过，若说王维初一方有扰乱金融秩序的主观故意或者放任，又或者造成了多大的社会危害恐怕有些言过其实。
尤其是王维初式家庭作坊的产生是有深刻社会背景的，就更需要谨慎考量，慎重定罪
事实上，在沿海很多地方的农村有一大批与洋垃圾打交道的家庭作坊，他们的存在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背景的。以往的采访早就揭示出，“这与当地以渔业、小手工业为主，缺乏主要经济支柱，工作岗位不足，以及民众法制观念淡薄等有很大关系。”（《中国2013年查扣5万余吨“洋垃圾” 案值132.2亿元》一文对广东省打私办副主任孟军的采访）而更关键的是，同时，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一些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对“洋垃圾”入境漠然视之，也在客观上助长了“洋垃圾”的倾泻。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所看到的是，王维初们算是“洋垃圾产业”中的一个“进化”和异数。正如新京报一篇评论所言，“许多人同情农民王维初的原因可能还在于，各人换位思考，若是自己有这样的信息和路子，又没有更好的工作去做，完全有可能作出同王维初一样的选择。在人们的观念里，单纯垃圾中谋生活而已，根本想像不到同犯罪能扯到一起。”所以，更应该考虑“实质违法性”。…[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