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一部有限反思的佳作

张艺谋的《归来》于近期上映。尽管影片已经把最近几天的电影院变成抹眼泪场所,但仍招来不少非议。批评的声音指影片“苍白”、“廉价”、“顺从”。然而即便影片确有遗憾,也不改其是一部佳作。 …[详细]

拍到这份上,《归来》已经难能可贵

不管出于什么背景,能拿起这样的题材就不容易

《归来》开头对文革时期的政治生活有细致的描写,这样的内容在近十几年的影视作品中罕有出现。可以说《归来》已经越过了对文革题材“能不能谈”的层面,进入了“能谈什么”、“谈到何种程度”的层面。这就是突破。

能有这样的突破,或与近年高层“文革的错误并没有完全消除”、“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的定性、以及“不走老路”的表态有关。亦即《归来》的主题获得官方认可。这一点从央视和《人民日报》迅速介入影片报道可见一斑。

不管如何,能去表现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人民日报》官方微博语)”的事情,总是好事。至于批评者所言导演将“原著中一切敏感内容尽数‘自我阉割’”,按张艺谋的回应就是你们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与勇气没关系”。

说张艺谋“名为国师,实为顺民”更无从谈起

《归来》中有个情节——在文革中迫害“右派”陆焉识家庭的方师傅,后来被抓走关了起来,于是陆焉识寻仇而不得,松开了准备打方师傅的饭勺。这个情节为张艺谋招来了“名为国师,实为顺民”的批评。《电影世界》策划人称“张艺谋在《英雄》里宽容了暴君……;张艺谋在《归来》里宽容了君主的手下,因为‘这狗东西也被当反革命抓了’。我认为这是廉价的宽容。……以前好歹是谄媚统治阶级的最高首领,这次变成了谄媚统治阶级的中层干部。谄媚的级别越来越低,张艺谋这是怎么了?唉!”

实际上按影片的描述,方师傅应该属于来自底层的造反派。而造反派首先称不上“中层干部”,因为即便造反派中混得最好的那一批,也仅仅是暂时性的进入了当时的权力机构革委会,他们在革委会的三种人员构成——军方、老干部、造反派中属于最不稳固的,在文革中就没有真正掌过几天实权,在文革后更成为被“清查”的对象。其次,大部分造反派同样面临了“被整”的命运,在文革中很多造反派就被整得很惨,文革后几次“清查”中,被捕、被审、被判的造反派更是有一大批。因为当时的“清查”也是运动式的,所以很多造反派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对待。比如湖北工人造反派领袖胡厚民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说:“我认为,既然文化大革命全错了,那就不是你是我非。更不能一派的受害者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得到了各种优厚的照顾;而另一派的受害者至今不仅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仍然背着各种罪名(包括其子女及亲友仍然遭到歧视和排斥)……不是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我想在这里也应该是平等的。造反派这边伤害了那边的问题,我愿承担一切责任,那么百万雄师那边伤害了这边的人,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

因此影片描述方师傅的下场不好,恰是此片的亮点所在,即难得的反映了造反派的“另一面”遭遇,这比那种“文革追责只清算了大头目”的流行谬误已经强了不少。而把这种反映看作“谄媚统治阶级的中层干部”,则无从谈起。

回归“文艺范”的张艺谋还是没有逃掉批评回归“文艺范”的张艺谋还是没有逃掉批评

影片的艺术表现力能勾起人们对悲剧的记忆

对人伦的重建,折射破坏人伦之恶

《归来》的主题就是重建,重建被拆散的家庭、重建被破坏的人伦。影片越把重建演绎的生动,观者就越能感受到破坏之恶。

这种破坏之恶,用司马南的话讲就是“把人变成鬼”,更准确的说,是把人逼成鬼,把仁义道德逼成男盗女娼。所以“归来”就是要回到“人”,重建夫妻、父女之间的“人之常情”。

举报了父亲的女儿在重建中回归家庭(《归来》海报)举报了父亲的女儿在重建中回归家庭(《归来》海报)

这样的主题并不新鲜,但影片优秀的艺术表现力能让主题更深入人心。这样的效果在今天是珍贵的,因为如果没有有力的重申,那么文革是错误的、文革是历史悲剧这样的常识也会被遗忘。

破镜难重圆,使《归来》比《芙蓉镇》更刺痛人心

同样是“右派”平反,《芙蓉镇》以“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团聚结尾,有种“俱往矣”的感觉,留下“还看将来”的美好遐想。所以《芙蓉镇》过程看得压抑,结尾让人放松。而《归来》的压抑贯穿始终,因为没有“大团圆”。撕裂的伤疤不能完全愈合、砸碎的镜子无法重圆,这才是生活更真实也更残酷的一面。因而《归来》实际上让人更惧怕政治运动的悲剧,这是《归来》的巧妙之处。

当然影片依然从另一个维度留下“光明的尾巴”,达成了重建——那就是以女主人公矢志不渝的爱情支撑了希望。这让影片压抑但不“灰色”,而“灰色”正是在中国拍电影的大忌。

不能更深入的遗憾

仅抓住几个“符号”会表面化

知识分子受迫害、家人互相告密,这都是人所共知的文革符号。《归来》抓住了这些符号,却也停留在了“符号化”的层面。如此可以敲打人们的忘性,但对于反思文革的意义不能期望太多,因为反思文革最缺乏的是基本史实的到位、历史细节的深入。

《江苏教育》1955年刊文表彰儿子举报父亲《江苏教育》1955年刊文表彰儿子举报父亲

拿告密来讲,相比一些过来人留下的“鲜活”描述,《归来》对告密的描写确显苍白。比如李锐之女李南央在回忆母亲对父亲和自己的告密动机时,写道:“她不能想象自己永远和别人合住一个单元(母亲在延安的信中,记述了不能容忍和自己的好朋友夏英喆共一窑洞);她不能想象自己永远做一个炉前工(母亲在东北糖厂的信中,记述了受不了顶班的生活);她不能想象自己经过廿年努力而得到的,三八式干部的优越生活条件和特权,从此不复存在(母亲信中屡屡流露出瞧不起工农干部和‘旧’知识分子的态度,她在东北的信中记述了自己是如何虐待保姆);她的骄娇品格,决定了她根本无法面对这样的可能。她明白要恢复从前的生活,要保住物质的和精神的地位,今后只有紧跟毛泽东,除此别无选择。”比如一位旅美作家在回忆录中写道“到了70年代,我算是有机会在近距离观察了‘大院’内的日常生活,立刻就被吓得目瞪口呆。我这个‘破落户子弟’从小习惯的是儒家那套传统道德,家里从来充满了礼貌、温情与谦让。可在那里,我第一次领略了另类生活方式,从此知道了痞子和士绅的本质差别”。这位作家继而描述了“大院”内各种伦理纲常的破坏殆尽,指出“大院子弟”的人情淡漠绝非一日之功,而是长期的革命斗争使得这些人彻底丧失了怜悯心和同情心等“人性弱点”,成了“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所以文革告密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并非《归来》中的简单描述就能让人真正理解。

再看知识分子受迫害。老实说文革是知识分子相对好过的一个时期,除了文革初期干部们不了解毛泽东的真实意图而沿袭了一段时间“反右”之外,知识分子再没有受到大的冲击。而普通百姓才是文革受害者的主体,他们的数量要远远多于知识分子。只不过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发声,而让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抢去”了“文革受害者”的“角色”。《归来》这样的影片客观上会强化这种错觉。而这样的弊端是,普通人会继续认为精英才是文革的受害者,丧失了反思文革的动力。

“希望”影响了作品的厚度

前面提到,在中国拍这类电影可能必须注入“希望”,以便让电影的调子不要太“灰色”。《归来》的“希望”是女主人公矢志不渝的爱情。但是如果细究的话,这样的爱情缺乏基础——凭什么它就那样矢志不渝、能历经几十年而不褪色呢?答案或许只能是“故事需要”。

如此,影片就多了戏剧性的感染力而少了真实性的冲击力。前者会让你抹泪唏嘘,后者才会让你回味无穷。

结语

《归来》展示了张艺谋和巩俐等中国电影人的功力,如果他们有更大的创作余地,相信国产电影必会出现几部更伟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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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彦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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