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词和外来语大肆引入汉语，的确产生了一些问题
“纯洁的汉语”更利于人们了解传统和文化，也更利于传统延续，反之则不然
虽然说保护语言和保护传统文化没必然联系，但两者的确相辅相成。从捍卫汉语“纯洁性”的角度看，使用更传统老式的表达自然也更利于理解几十年前书籍和资料。这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更利于延续某些传统文化。
这方面也有例子，法国人对法语的重视与热爱是世人皆知的。法国著名作家加缪的名言“我的祖国是法语”是法国人谈及法语时经常引用的话。这种热爱，甚至还使得法国通过多种行政手段，着力减少英文和其它外来语对法语的影响。这就使得相对于英语的快速演变，法语的变化就相对静态。因此，相对于英美，法国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该国的“古典”文学作品。
外语词和外来语“零翻译”的快速引入，自然难以让“所有人都理解”
另一个问题出在速度上，诸如html和WIFI这些外语词都是第一时间引入。这种快速，一方面会为一部分人提供便利，使得其能与英语世界同步，但对于另外一些人，就给他们造成了比较大的理解障碍。更何况，根据《经济学人》在2012年的报道，由于社交网络的产生，现在新词产生和语言演化的速度较以往更快。对汉语来说，外来词和外来语的引入的速度也是空前的，在这种情况下，前面所提到的理解鸿沟也变得越来越大。
外语词和外来语的引入，还会让某些人觉得“文化独立”和“民族尊严”受到伤害
诚然，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即便理智告诉人们语言保护主义不会成功，但他们还是会在情感上期待用纯洁的本土语言来维护文化的独立和尊严。对他们来说，这种英文“字母词”直接引入“汉语”更显得刺眼。哈佛肯尼迪学院公共政策学者任意也认同这种观点，他认为：人类语言背后是一部长期复杂互动发展的历史，但今天所知者甚少；另一方面，语言又是当代国家构建民族认同的核心，故语言民族主义(linguistic nationalism)还会大有影响。
这就使得，在一些人看来，发生在汉语中的这场“排外运动”，其实并非简单的语言演变，而是被当做了“国家实力”思维在现实中的一种具体表现。对于使用“外来词”这种妨碍伸张“民族尊严”的行为，这些人自然也会强烈不满。这种情况在其它国家也有。在德国，“德语协会”每年都会评出一个叫做“语言通奸犯”的奖项，专门讽刺那些偏好使用外来语并且有一定影响力的人或者组织。德国杜登德语大词典(Duden)就因过多收入英语词汇而“得奖”，前柏林市长沃韦赖特也曾在2008年不幸“中招”。
但“汉语的纯洁性”是个伪命题，纯洁的语言并不存在
当然，各个民族保持本民族语言“纯正性”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不仅那些在力量上处于相对弱势的群体和国家，即便是文化强势国家也是如此。但这种保卫运动都存在一个共同的误区——将语言当做了一种“圣洁”的记录工具，而忽视了语言最基本的表达和交流的功用。
世界是不断变化的，语言也需要随之演变，这就表明“纯洁的语言只能描绘过去”
在文学学者葛红兵看来：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一个抽象的叫“纯洁汉语”的东西。因为语言的发展就意味着融合，语言的“纯洁”就意味它走向了衰败，成为了一个只能表达过去事物的工具，而无法与时俱进的表达现在最新的事物。所以，只有死的、进了博物馆的语言才能真正的保持“纯洁”。
美国语言学家H.L. Mencken的一个比喻让人更好理解。他认为：一个活的语言，就好比是一个血漏不止的病人，最需要的是不停接受外来语的新鲜血液。什么时候这些门关上了，这语言就开始死亡了。
正是因为如此，最强势的语言往往是最不纯洁的，输出的同时也吸纳最多
其实，最强势的语言因为最具活力，往往也十分乐于吸收外来语。复旦大学外文学院英文系讲师朱绩崧博士就认为：通用语里外来词多，是民族开放、启蒙、强盛的标志。
英语、日语的外来词就特别多就是个很好的代表。虽然，英语属于日尔曼语族，但根据学者估算，现代英语中日尔曼语族的成分仅占全部词汇量的20%，来自法语和拉丁语等外来语的词汇却占到60%。目前的英语中，80%的词汇为外来词，而且这一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如今的还有很多日文和中文词汇也被吸纳进英语，据牛津大学出版社双语词典项目经理朱莉·克里曼的统计，截止2013年11月，已经有120多个诸如“土豪” （Tuhao）和“大妈”（Dama）这样的词被收入牛津词典。
而日语的情况更夸张，2003年至2004年期间，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以数千名日本民众为抽样对象所做的调查显示，有81.2%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经常使用外来语，只有17.2%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不怎么使用外来语。
语言经济学：人们会“用脚投票”选择最有利于自己方式使用语言
语言发展是一个优胜劣汰的演进过程，自我选择的能力很强。在彭博经济学家Michael McDonough看来，其实存在着一种“语言经济学”。
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是平的”，无论多独特和独立的语言都逃不过融合的过程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Larry Gorenflo博士就发现随着“荒野”地区的工业化，全球语言正以骇人的速度消亡。他预测到本世纪末，世界上7000个语种的50%到90%都将会消亡。而根据联合国《世界濒危语言图谱》的数据，世界97%的人口所说的语言仅占世界语言种类的4%，而使用另外96%语言的3%人口中的大部分都生活在贫困线附近或之下。语言学家Danny Hieber也认为，在发达地区，高效的交流导致语言多样性降低，而极端不发达地区，由于受工业化影响少，与外界交流不畅，才会使得众多语言都可以存在。
根据《经济学人》在今年2月15日发布的一份关于世界语言多样性报告，可以清楚的看到这种趋势。在报告中，刚果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世界上最具语言多样性的国家，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拥有的语言种类达到了830种。其它语言多样性指数接近1的国家也多是拥有大量贫困人口的不发达国家（0为语言多样性最少，1为语言多样性最高），例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相反，除了朝鲜等少数强权国家外，语言多样性指数靠近0的一段则多为发达国家，诸如美国、日本、法国和绝大多数欧洲国家。
语言学家John McWhorte对各种语言的融合、混杂甚至某种语言的消失所持的态度是积极的，他认为语言的种类减少本是一个有益的过程，它将带给那些受影响的语言使用者经济上的利益。他认为绝大部分受到威胁的语言只被一些孤立群体所掌握，而实际上这些语言是他们之所以孤立于世界之外的主要原因。语言障碍阻碍了他们融入更大的社会，这通常会导致他们在经济上要比那些说主流语言的相邻居民来得更差。这一点，在另一位语言学家Amy的一部关于语言的著作《加勒比村庄的儿童语言之变》（ Playing With Languages: Children and Change in a Caribbean Village）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案例, 根据Amy的研究，发现南非教育部出于保护土著语言的目的，正努力发展非洲本土语言教育。不过这些教育计划却遇到了孩子家长的“顽强抵抗”，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只接受英语教育。而在多米尼加，那里的家长们更坚决，他们甚至拒绝对自己的孩子说当地的语言patwa。这些家长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他们认为孩子因使用本族语言而放弃英语是一种劣势。
所以，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语言学教授乔治·拉科夫（George Lakoff）认为，关于语言的规则，其实就是没有规则，在它们融合过程中不用管有什么被“毁掉了”或者“错了”，只需要关注更新的、更高效的结果就好。中国学者施春宏也认为，评价语言不能单纯从纯洁性和规范性来考虑，而应以“交际值”（交际的价值）来判断。语言根本上是用来交际的，如果在特定群体中交际的很好，它的交际值就很高，也就是“规范”的。比如年轻人使用外来语或者外语词可能仅仅是因为觉得方便（计算机更容易输入字母）和时髦，那么这种力量就是新鲜的和强大的，足以形成新的“规范”。
所以，纯洁的语言让我们看懂“古文”，不纯洁的语言才能让我们融入世界，活在现在。
对语言纯洁性的恐慌与不满背后是部分人对当今世界的不适应
其实并非汉语不纯洁危害有多严重，而是那些认为汉语不纯洁的人“落伍了”
对所谓语言“纯洁性”的追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把无知的恐慌挪到了语言上。看见不符合个人习惯使用和难以理解的词汇，就立即认为这不应该，是错的。而这一点，人类学家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在《纯洁与危险》中对此有经典的分析，他认为古代以色列人不吃猪肉，是因为猪在他们的分类法中地位很模糊，动物分成两大类，要么是反刍的，要么是有蹄的，猪不反刍却有蹄子，这对他们的范畴分类构成了挑战，所以受到排斥。如今，对中英文混杂的汉语提出挑战，那部分人的心理活动也大致如此。正是这种模糊，让这些人排斥语言的变化。不过世界却不会因此停止改变，结果只能是越来越多的混用和融合让这些人更加模糊，更加无所适从，从而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这方面也有数据支持，根据日本文化厅进行的一项关于“外来语”意识的调查就显示，在因不懂报纸电视等中出现的外来语的意思而感到困惑的问题中，回答“经常”的占17.1%，回答“有时”的占37.5%，回答“有，但不是太多”的人占34.6%，有9成的人回答感到困惑。而从年龄，性别组别来看，年纪越大，比例越高，回答“有过困惑”的在男性60岁以上组和女性30岁到60岁组中超过了9成。在2013年7月，甚至有日本老人因为外来语过多而把NHK电视台告上了法庭，理由就是因外来语太多造成了精神困扰。
面对语言演变的现实和部分人的不满，还各种语言自由发展的空间是最好的平衡方式
对于这一点，学者秦晖在评论文化融合的时候有一段论述很有参考意义。在他看来：正如我们不承认任何一种文化优越于其它文化一样，我们也不能承认“纯净的”文化优越于“混杂”的文化，以及在任何文化内部也不能承认任何强制性的“纯洁运动”为合理。归根结底，文化多元性是对每个人文化选择权利的尊重，这同时也赋予了他尊重别人选择的责任。因此文化多元主义应当反对任何形式的文化强制：既反对强制同化，也反对强制“反同化”。
套用到汉语纯洁性的问题上，其实就是无需强制推行和保护汉语，还各种语言自由发展的空间，而这就是最好的处理方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