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宋林来说，高调成了种“危机公关模式”
宋林在面对举报数次反击，且一直高调的将“道德”挂在嘴边
将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置于风口浪尖的举报是从2013年6月初开始的，当时前《山西晚报》在记者李建军在微博对宋林展开实名举报，认为其在对山西金业收购中违规支付了近81亿元的资金，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还有利益输送的嫌疑。而后，在2013年7月17日，新华社《经济参考报》首席记者王文志对宋林等华润高管的举报引爆了舆论，当日华润集团就发表声明，称“其中诸多揣测、臆断乃至恶意诽谤之辞已对本公司及本公司领导人声誉造成不良影响”。不过，这次举报也没产生什么结果。到了当年8月，因为华润为驻港中资企业，李建军将举报材料投向了香港廉政公署和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面对此次举报，宋林首次以个人名义发表声明，称：“有关收购交易系正常商业行为，交易过程均遵守内地法律法规和香港上市公司规则进行。本人对有关造谣中伤、蓄意捏造事实的言行保留采取法律行动之权利”。
到今年4月15日，王文志再次微博实名举报宋林，不过矛盾转向了其包养情妇。对此，宋林紧急回应：举报内容纯属捏造和恶意中伤。此种行径已经对本人及家人和公司的声誉造成了极大伤害，希望有关上级机构及相关部门尽快进行调查，本人亦将通过法律途径对一切造谣诽谤人士及机构追究民事及刑事责任。
比这几次“嘴硬”回应更讽刺的是，被举报后，宋林在各种场合仍然热衷于大谈道德。根据香港著名股评人、曾任港交所非执行董事的DavidWebb撰文指出，宋林一直担任着香港道德发展中心的主席，而该中心为政府组织，隶属香港廉政公署（ICAC）。根据官网介绍，该中心的使命是：“致力与商界建立伙伴关系，携手在香港长远推动商业道德和专业操守，以维持香港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直到其被免职，宋林担任主席的消息才此中心官网撤下。而就在被抓前20多天，宋林在董事长专栏发表的文章中还写道，“过去评价经理人，更多地是倚重业务层面的要求，今后要特别强调对‘德’的考核。在高级管理团队层面，对德的要求应该要大过对能力的要求。因为支撑领导力和影响力的不仅仅是你的业务能力，更重要的是你的德，是你的人性、人品、人德，否则你无法统率千军万马。”
那么，宋林选择高调应对危机的理由是什么
从上文的描述不难看出，宋林在面对危机时，选择了“虚张声势”和“嘴硬”的高调应对方式。而他之所以选择这样的策略，也并不难理解：
根据过往案例，被举报的官员东窗事发是小概率事件，举报人反而更危险
其实，相较于被举报者“东窗事发”，举报者受到报复的概率更大，而且对级别高的官员的举报更是如此。据《法制日报》整理最高人民检察院材料显示，在那些向检察机关举报涉嫌犯罪的举报人中，约有70%的举报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而各类“隐性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因其手段“合法”，行为隐蔽，难以界定，还一直处于法律救济的“边缘死角”。
这其中道理也不难理解，对于腐败官员来说，由于可运作资源多、各种代理人多，摆平事件的可能性相当大，反倒是因举报倒台才是小概率事件。研究了中国腐败问题十几年，著有《双重悖论：腐败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一书的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魏德安（Andrew Wedeman）也认同这一点，在他看来，绝大多数官员，特别是高层官员，都认为因腐败被查才是“倒霉”和“意外”。所以，在面对举报和危机时，用嘴硬的方式保全名声也就更有利。
而之前因实名举报刘铁男的罗昌平在接受《纽约时报中文网》的采访时，坦言了自己在举报里程中的心理变化，而这些也多少佐证了宋林敢于高调的应对并非没有来由。罗昌平这样说道：“恩，运气太好了。如果刘铁男在我实名举报的时候在国内，结果就可能不一样；如果没有新京报那篇报道，结果更不可能这样。”他甚至认为：“这件事有试验因素，可能没法复制。”
为了让更多涉案者和利益方“放心”，宋林也必须高调的“虚张声势”
宋林以及其盟友这种高调反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必须的，因为所牵涉利益方众多，必要的高调以及“虚张声势”可以给各方一个“交代”，表明其仍然具有实力和价值，从而获得相关利益方的支持。《纽约时报》在描述华润收购黑幕的一篇文章中就有这样一段描述：这些公司取得的利润又使得它们能够聘请政府高官的下一代和关系人，并将他们推上重要岗位，而作为回报，这些官员则会努力确保这样的企业屹立不倒。道理对其企业如此，对宋林这样的高管也是如此。
这种利益的相关的作用有多大，在涉案的张新明的商界死敌吕中楼身上的一个案例就有表现。李建军接受采访时就说过，在调查举报过程中，最初也找过张的“死敌”吕中楼，希望对方给其“做盟友”，为举报提供资助。但是，他强调，自己的要求遭到了吕中楼的拒绝，吕中楼给出的理由是自己也持有华润电力的股份，不想对抗华润。可见某些时候，这些大企业及其高管牵涉利益方的广泛。
对于体制内官员来说形象很重要，“保全道德形象”，地位才有机会维系
在魏德安看来，中国拥有强大的国有经济部门。在中国，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界线经常是模糊的。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和政府高层可以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变动职位。而正是这种政治色彩的存在，使得宋林一直在精心维护自己的“道德形象”，包括在香港参选并担任ICAC旗下的道德发展中心主席以及不断在内刊和各种场合强调“道德”的重要性。而这种因素，就迫使宋林必须高调的“反击”，不能让自己在“道德”上处于下风。由此，履历上的“污点”才有可能化解，地位才有机会维系。这一点在之前的刘铁男身上也都有体现。
在国企中仍有腐败与业绩不分家的潜规则，功大于过的自信让宋林敢于高调应对
在宋林管理下，华润集团跻身《财富》杂志全球500强榜的前200位。 宋林更是在《财富》（中文版）的中国最具影响力商界领袖榜上排名第20位，还在发改委举办的一个论坛上获票选为中国改革年度人物。可以说，宋林在某些方面是硕果累累。而在国企中，业绩和腐败共生其实也是一种通病。正是由于这样潜规则的存在，再加上宋林的一些业绩，也使得他敢于自信且高调的应对举报。
此外，新的举报形式和企业类型等也使得宋林不得不高调应对
由于新媒体的力量，实名举报者可以得到保护和获取更大的反响
由于社交媒体的影响，再加上诸如情妇和床照这类切入点，网络实名举报往往可以快速吸引舆论引起反响，令被举报者不得不回应。《法制晚报》就整理了十八大以来至今较受关注的27起实名举报案例，通过对举报人身份、举报缘由、举报内容、举报成功率等进行了梳理总结，发现实名举报回应率超过七成。
而舆论的关注实际上也成为了举报者的保护伞，使得被举报人伤害举报者的成本变得更大。罗昌平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也以亲身体会认可了这一点，他认为，反响大了，也就不担心自己的安全了。
央企腐败所牵涉的资产不仅仅局限于国内，受到的监管力量和强度也较以往更大
由于华润系有5家市值共三千多亿的企业在香港上市，所以面对影响公司股价的举报，还要给股民和香港监管方一个交代。事实上，在去年7月华润电力山西高价购矿的举报曝出后不久，就有6位小股东将华润电力20名现任和前任董事告上了香港高等法院。虽然之后华润通过一些财务手段规避了官司，但面对司法程序，华润仍然及时给出了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