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津贴等特殊补贴不新鲜，是跨国派驻常见的薪酬条件
物价、住房和子女教育等各种补贴一应俱全，外国人在华津贴无所不包
大型公司将员工外派海外，特别是外派往发展中国家时，为员工发放困难补贴(hardship allowance)是很常见的做法。发放这些津贴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使得这些外派员工能够在外派国保持与在本国相同的生活水准，或者对达不到的部分作出补偿。…[详细]
外派雇主所发放的这些“特殊补贴”往往十分“因地制宜”，补贴的种类和条款虽然丰厚，但都很具体，力求满足雇员需求并且尽量减少支出。这方面美国政府对驻外人员的补贴就是个很好地典范，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这些驻外人员可以享受到物价补贴、困难补贴、调动补贴、子女教育补贴、危险补贴和住房补贴等等特殊补贴。总体上，这些补贴是比照华盛顿特区的生活标准制定的，而且这些补贴的额度还会根据汇率、所在国通胀率的波动而每月进行调整。
以美国政府派驻到中国的人员为例，在2013年3月的标准中，上海和北京可以分别享受到50%和35%的物价补贴，意味着折算上汇率，在上海和北京要保持与华盛顿特区相同的生活水准要多花50%和35%以上的资金。而即便是作为中国最发达的城市，这两个地方的生活也仍较华盛顿特区困难，其中就包括环境污染等问题（对于50%和35%这样高的物价补贴率，人力资源咨询机构ECA做过解释，他们认为：由于通货膨胀和汇率等因素，再加上在中国生活，如果想要获得与发达国家同等质量的产品往往只能选择最顶尖的国货或者进口产品这一因素，这就使得在物价方面的补贴率往往更高）。而其它跨国公司或国家虽然和美国政府外派员工的补贴标准不尽相同，但模式基本类似。
外企应对污染的“特殊津贴”早已有之，松下这次只是成了“出头鸟”
从美国驻外人员的补贴中不难看出，对于空气污染等问题的补偿，是可以通过比较隐晦的名目解决的，一般没有机构或人会直接表示要发污染津贴（Pollution Allowance）。其实，在松下之前，就已经有公司发类似津贴了，2013年4月，东芝已经就给常驻北京、上海两地的日籍员工支付“危险补贴”。来自日本一家化学公司的员工在接受《第一财经周刊》也表示，2013年年初，很多日本公司都给员工在办公室和家里配备了空气净化机。而在2013年12月，日本外务省也着手为在北京工作的日本驻华大使馆职员增加补贴金额。
不过，松下却成了第一个明确表态将为中国的污染问题而向雇员支付补贴的外国公司。“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公司在这个问题上如此直白，”罗迈国际商务咨询(RMG Selection)的罗伯特·帕金森(Robert Parkinson)说，“通常的作法是将其粉饰成‘发展中国家津贴’。” 松下的行为，“有点像是在说，我们知道我们让你暴露于足以危及生命的环境，我们将承认这一点，并就此给予你补偿。”而且没有考虑可能引起的中国民众的反应。…[详细]
污染等特殊津贴虽不鲜见，但也只有少部分外国人可享受
“特殊津贴”其实就是外派目的地生存水平指南，受雇者“牺牲”越大补贴越高
从前面的描述不难看出，污染津贴这类特殊补贴其实就是将派驻地的缺点“明码标价”，让受雇者能够据此权衡，用脚投票。在某种意义上看，“特殊津贴”的补助标准就像一个外派地的生存水准指南，受雇者可以根据补贴多少来判断自己要面对怎样的困难条件。
在中国美国商会会长孟克文（Christian Murck）看来，这个补贴标准的成型其实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该商会的年度调查证实了这一点。在2013年接受调查的365家公司中，将近一半的公司表示，因为糟糕的空气质量，他们在招聘或挽留高管时遇到了困难。而在该商会2008年的调查中，这一比例只有19%。这样一来，为了填补中国的职位空缺。一些公司就只能开出了津贴或更高的工资吸引人才。
孟克文还以自己的经历佐证了这类津贴对“供需关系”的敏感性。当他1996年被派驻中国从事银行业时，他享受着15%的额外津贴，“因为那时候被派驻中国，被公认是十分艰苦的”。 “（由于中国发展因素）5年之后没有人相信这个了，所以这个津贴就全部取消了。而到近两年，当空气变得越发糟糕，这些津贴又涨回来了。”
这种影响如此明确，甚至以维基解密有些“阴谋论”的角度看，美国使领馆的工作人员就是通过公布空气污染指数，渲染工作地生存环境恶劣，目的之一就是为提高他们的工作补贴，增加收入。…[详细]
但高额补贴也有门槛，只有少数中高端人才才有这种议价能力
根据英国猎头公司ANTAL国际中国公司负责招聘资讯工作的负责人普莱斯的说法，最近几个月以来，由于污染问题，一些中高端外国人才在和雇主商议续签合同时，会要求公司支付额外的“危险津贴”作为继续留在北京工作的前提。“这个津贴通常是公司派遣员工到例如安哥拉、尼日利亚等政治不稳定、可能会有人身安全威胁的地区才有的。”据普赖斯介绍，一般危险津贴是整个薪资待遇的1/10。
不过在中国，有这样议价能力的外国人显然不是多数。虽然据《金融时报》的数据，在约20万登记在册的居住在北京的外国人中，有相当部分集中在高收入专业岗位。而根据上海市统计局早些时候公布的“上海人口发展特征及趋势报告”显示，居住在上海并接受普查登记的外籍人员14.32万人中，外籍商务人士骨干也占有不小比例。不过正如之前的专题《“撞大妈老外”如何“打黑工”》【点击进一步了解】中所说，在中国，能够合法工作的外国人并不是主流，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0年统计，持外国人就业证在我国工作的外国人只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将近三分之二的外国人在中国工作并不合法。而对于这些没有什么高级、专业技能的外国人，相较于本地人并没有什么优势，自然也难以享受那些高额补贴。
特殊津贴本就有国别之分，认为不给国人是“歧视”没有道理
从这些特殊津贴的派发原因上看：绕开中国员工合情合理
细致分来，外派人员津贴可划分为外派激励型津贴和生活补偿型津贴。外派激励型津贴主要目的在于激励外派人员接受外派任务，加强其在海外任职的积极性。生活补偿型津贴目的是弥补外派人员到外地生活可能产生的损失。
具体到发达国家的大型公司将员工派往海外的发展中国家时，通常会为员工发放高于派驻国家的薪酬以及困难津贴(hardship allowance)。前者是为了弥补汇率和双重税收的损失，后者则就是对生活水准的补偿。而基于这样的逻辑，这些津贴绕开中国员工是合情合理的。
实际上，在国内，也有相关的外派案例。2009年10月31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外交人员法》就规定驻外外交人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津贴、补贴。
而根据《瞭望东方周刊》对中石油外派员工的采访，这些企业人员在外派的时候，也能拿到丰厚的“特殊津贴”。比如派驻南苏丹员工的安全津贴高达每天500元人民币，派驻伊朗的安全津贴也有每天150元人民币。而且安全补贴的高低只与当地社会条件的安全性有关，并不会考虑对当地人“歧视”与否。
此外，多数中国员工无足够议价能力也是造成津贴差距的重要原因
前文已经提到了，即便是针对外国人，污染津贴这类的特殊补贴也只有少数中高端人才能够拿到。所以，对于大多数处于产业链下端，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的国人来说很难具有议价的筹码。
此外，中国员工的议价能力低下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工会的力量疲软。而相比之下，日本的工会就更有力量。在此次松下为外派员工派发污染津贴的报道中有一个被忽视的背景，那就是这个津贴的设立实际上在春季劳资谈判中，劳方与资方博弈的结果。而此次春季劳资交涉的成果不仅仅有敲定对外派中国员工污染津贴的发放，还有提高其日本本土以及外派员工的基本工资。…[详细]
长远看，这种特殊津贴是“额外成本”，降低了中国的竞争力
今年初，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就曾这样评价“在中国，那些能够提高生产率、加强管理并懂得回应市场需求的公司仍将继续他们的成功之路。然而黄金年代已然逝去。”而对于已经走出黄金年代的中国经济，必然更加渴求顶级企业和高端人才。
但空气污染等问题却会使企业雇用国际人才的成本大幅上涨，而且对于越是高端的人才，企业索要付出的这些“补贴”代价越大。日本咨询公司大和总研的金融学家也表示，空气污染会导致日本对华投资成本剧增，这会迫使企业加速寻求替代者。而被雇佣者也会因为这些污染因素调低继续在中国发展的权重。实际上，根据经济学人社（EIU）的《全球人才指数：2015展望》的报告，中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长年居世界首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