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奴”的困境：被追债痛苦，被追刑责更事大，看上去走投无路
严重透支又还不上，不仅可能被凶悍讨债，也有可能被追究刑责
这位父亲之所以一笔笔替女儿还钱就是怕女儿被追究刑责。的确如此。有一个“恶意透支罪”，属于信用卡诈骗的范畴。透支数额在1万元以上，经过2次催收，3个月不还，就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这也成了“信用卡犯罪”甚至“金融诈骗”犯罪中的主要类型。北京和上海是信用卡人均拥有量最高的城市。在北京，管辖海淀、石景山、昌平、门头沟、延庆五区县的一中院，11-13年年中，三年审理的信用卡诈骗案有1145起，其中六成是恶意透支。而上海的统计是，在2012年检察机关受理的信用卡诈骗案中，超过八成都是恶意透支，有1700多件。
一旦被判罪名成立，刑罚很严厉。浙江的王春雷案被当作一个典型案例在推广，以警世人。他因为经营饭店失败，无力偿还5万元的卡债，东躲西藏后，终于被起诉，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当然，不说刑责，就算被普通追起债来，也让很多人叫苦不迭。媒体报道过，不少银行会把业务外包给第三方。这个第三方就可能无所不用其极了。去年，海口媒体就报道，因为欠债半月，结果一位市民就被追债公司不断地谩骂和骚扰，不得安生。…[详细]
走投无路下，子债父偿这种事情并不少见，甚至有人铤而走险
这位替女还债的父亲绝非特例。以往媒体也报道过“卖房替儿还债”这样的事情。“更胜一筹”的是，还有人为了还卡债去抢劫。2012年，北京发生一起“黄金大劫案”，一家金店被劫，歹徒抢走了15条金项链。据媒体报道，犯罪动机竟然是还20多万的卡债，怕坐牢。
让人走投无路的追债、索债方式争议很大，不具备可持续性
早有人问，有“恶意透支”，为何没有“恶意发卡”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刷了卡还不上钱，当然有自己理财失败、花钱无度的责任。也有少部分人是因为不可抵抗力，例如那位被判刑的王春雷，根据报道，他是因为投资饭店失败这个意外还不上款的。
另一方面，早就有人在问，有“恶意透支”，为何就没有“恶意发卡”？这位女儿就提到办卡很容易。银行跑马圈地，滥发信用卡是个众所周知的事情。这样的飞速增长，似乎没有停下来的架势。根据央行的统计，截止2013年年末，2013年信用卡累计发卡3.91 亿张，较上年末增长18.03%，增速加快2.03 个百分点。
大家都滥发，一人多卡也成为主流。一个银行办张卡透支1万元，有10个银行的10张卡就能透支10万元。有的人干脆拆东墙补西墙，以卡养卡，当然，最后也不能翻身。
治“恶意透支”者罪，而不问源头或者说“鼓励者”，确实有不公平的嫌疑。更为严重的是，根据相关法律解释，其实即使被起诉，还钱也基本没事。刑法似乎被利用成了银行讨债的一个手段。原文是，“恶意透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在公安机关立案后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前已偿还全部透支款息的，可以从轻处罚，情节轻微的，可以免除处罚。恶意透支数额较大，在公安机关立案前已偿还全部透支款息，情节显着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北京一中院的统计就是，在一审法院宣判前能够退赔全部或部分赃款的占案件总数的67%。而事实上，早有专家指出，发卡方和消费者之间的事情，怎么说都先是民事纠纷，动不动就用公检法来解决问题，实在有挥霍公共资源的潜在问题。…[详细]
告别走投无路，应该允许“个人破产”，防范更大的社会性风险
“个人破产”是让欠债人不会背负巨债，一辈子不得翻身，是一种救济
对于这些身背卡债、无力偿还的“卡奴”，国际上一般通行的最后一条路是允许他们“个人破产”。而目前中国大陆只有“企业破产”没有“个人破产”，被称为一半的破产法。破产听着似乎很别扭或者丢面子，不过其实，它本质是一种救济。
一般而言，多数无力还债的“卡奴”其实是社会弱势群体，倘若被举债压垮，还可能会发生很严重的道德风险，或者去“抢”，或者“自残”。而允许“个人破产”，其实是一种救济方式。美国曾经的调查是，大部分的申请破产者都是无力支付医疗费的因病致贫者等弱势群体。中国估计也八九不离十，就拿前文提到的北京一中院的统计来说，“在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案中，被告人多为无业的中青年男性，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61%的被告人在犯罪时处于无业状态，他们多以打零工、家庭救济作为收入来源，只有17%的被告人具有大学以上的教育经历。”所以，“个人破产”是对弱势群体的道德关怀。
当然，救济也不止体现在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上。可能一说到破产，大家会想到香港艺人钟镇涛，他就申请过破产，2002年宣布破产，2006年解除破产令。并且，他在告别破产后，很快就通过勤奋工作，利用自己的知名度开始赚钱。他的破产就会让人觉得和“弱势群体”不沾边，甚至会不理解。不过，破产的救济功能，其实最本质的是给予背负巨债的人一个“重生”的机会。而“重生”之后的举债人，能够重新融入社会，也有了能力为社会作出更多的贡献。否则，背债还不上，对于债权人和债务人来说，都是“一潭死水、了无生机”，对于社会而言也是如此。
再来看这位父亲的诉求，“家里人替她还了钱，并不代表这个孩子有偿还能力，如果能把她拉黑就能杜绝以后再犯，既是对孩子本人负责，也是对国家财产负责。”而目前的情况是，银行并不同意这个父亲的请求。“个人破产制度”刚好能够满足，给予教育和警示，又不会让她翻不了身。…[详细]
“个人破产”也是给予借债双方以约束，让其在借贷行为产生前就三思
倘若有“个人破产”制度存在，银行在发信用卡之前会更加地慎重。事实上，监管机构早就注意到信用卡滥发无度，也三令五申，不过还是没有用。那么，“个人破产”制度的存在，不啻为在制度设计上的约束。
而对于消费者来说，也是约束，倘若申请破产，就不会发生这种父亲给各大银行写信求别发卡的事情。当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节衣缩食、简朴过日子，也是一次很好的“理财教育”，帮助杜绝大手大脚的消费习惯。在一些地方，成熟的“个人破产制度”还包括强制性参加由政府组织的金融理财课程教育。并且目前破产的主流发展方向已经转向积极型，不至于在破产期间受到太多牵制，什么都不能做。这方面下段有具体论述。
最大问题是有偿还能力者也借破产来逃避债务，但是不能因噎废食，且破产也分好几种
但是，“个人破产制度”也是有弊端的，也是因此，许多专家们认为中国不适合“个人破产”制度。这个弊端就是明明有能力偿还债务，却通过财产转移等方式来逃避。有时候，贪便宜是人性的一种。比如美国，2005年对破产法进行了大修，提高了破产的门槛，原因就是，之前门槛太低，申请破产的案例数激增，2003年是1994年的5倍多。再不改，人们怕引起严重的道德危机。尤其是在中国没有完善的财产登记制度和社会信用环境下，人们更觉得该谨慎。
不过，话分两头说，一项公共政策一定是利弊权衡后的结果。而破产也分为好几种，并非单一的。第一种就是就是所谓的完全破产，也就是欠债人除保留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其它的财产都会被变卖，平均分给债权人，相应的，他的枷锁也解除了，几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有机会东山再起。第二种则是近年来的流行趋势，叫作“重整型”，前一种是消极破产的话，这一种是积极破产，通过法定的程序，对积欠的债务做一个有规律的长期偿还安排，不至于对财产和生活影响太大。本世纪初，韩国爆发了严重的信用卡债危机，2003年9月底，债务拖欠比率达到11.2％，拖欠债务超过90天的信用卡持卡人一度达全国劳动人口的16％。许多人无力偿债。尽管韩国没有“恶意透支入刑”这一说，不过欠债人也感受到沉重压力，快被催债公司逼上绝路。并且，因为信用破产，没有担保人，也很难找到新工作来还债。结果，韩国在2002年成立了“信用恢复委员会”等机构，帮助欠债人阳光还贷。给受资助人制定长期计划，让其每月都还一笔。这实质就是债务重整计划。另外，一般而言，破产程序的实施也会促进双方进行和解，倘若金额不多，各退一步，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方式。
为什么不能因噎废食？因为中国大陆的信用卡风险不容忽视，韩国、台湾是很好的借鉴
前文已经提到过，韩国和台湾地区都曾经发生过非常严重的信用卡卡债危机，而且都是全社会爆发的，并非局部。都是银行大规模滥发信用卡下产生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想要拉动和鼓励消费。韩国更是夸张，在当时，连公交卡都能用信用卡来刷，很像是离开现金可以生活，离开卡就不能生活。结果就是利滚利、利滚利，人们逐渐无力还债。韩国卡债危机的后果上文有说，台湾地区也好不到哪儿去。2006年年底，1个多月就有42位“卡奴”因卡债被逼走投无路而携家人自杀。最后不得不进行改革，在2008年通过了“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避免卡债风波继续蔓延下去。
一些分析认为，中国大陆的信用卡消费者们是谨慎的，大部分人跟德国人一样，把信用卡当作便利的工具，用完就还上，而不会“透支”明天。不过随着年轻一代的成长，消费观念的改变，在银行发了越来越多信用卡之后，似乎这种说法越来越站不住脚了。有数据可鉴。据官方统计，截至2013年末，信用卡坏账（逾期半年未还）总额251.92亿元，较上年末新增105.34亿元，增幅达71.86%；2012年信用卡新增坏账为36.28亿元，2013年是其三倍。虽然很多银行从业者都表示坏账率不高，但是增幅还是非常惊人的。而不做好有前瞻性的制度构建，只怕“卡奴”越来越多，引发的社会问题也相应越来越多。光靠入刑，目前来看解决不了问题，还可能起到反作用。
当然，毋庸置疑，“个人破产”制度是最后的解决办法。规范银行发卡行为、促进资格审查、约束恶性催债行为，甚至鼓励公益性理财咨询服务都是制度建设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