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割双耳的男童，是家庭纠纷中的泄愤工具
这是一起因大人产生家庭纠纷、伤害孩子的案例
警方公告称，此案事发1月28日，老河口市薛集镇王河村35岁村妇张启慧，因家庭纠纷将丈夫哥哥6岁的儿子凡凡(化名)骗至无人处，用水果刀割其两个耳朵，并将下巴割伤，犯罪嫌疑人当日即被拘留。
至于这个“家庭纠纷”是什么，警方并没有披露。根据目前媒体的报道，有两个版本。案发后，当地电视台曾采访从外地赶回的凡凡的父母，其父王志勇称原因是“他们在造房子，找我们借钱，我没给她。”而据小凡奶奶说，二儿媳张启慧去年盖新房，一些没有用完的砖需要码到一起，春节前，张启慧要求公公、婆婆帮忙把砖码到一起，公公、婆婆说，快过年了，按照村里“腊月不宜动土”的习俗，等过完年再说，于是张启慧怀恨在心。
综合判断，这起原先的普通家庭纠纷，应该和建房子有关。不管是经济纠纷也好，建房琐事也罢，都和这个6岁的孩子没什么关系。但就在1月28日下午，再次与家人发生争吵的张启慧，将自己的侄子带到离家不远处的一小巷道，用水果刀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恶行。
和以往许多案例一样，伤害孩子的目的是报复大人
从轰动一时的山西男童被挖眼案，到上海杀婴藏洗衣机案，再到这起案件，几起伯母伤害侄儿案件相隔仅仅不到半年时间。
从上述行凶案件中，可以看出一条规律，侵害儿童，一般是为了报复对方大人。复旦大学心理系教授吴国宏认为，从近两年发生的数起因家庭纠纷伤害孩子的事件看，加害方的仇恨极少针对孩子，而是将其视作“炸弹”，通过伤害对方最珍视、寄予最多希望的人，来达到泄愤或报复的目的。此案中，薛集派出所办案民警称，在录口供时，嫌疑人表示她这么做的目的是，“他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他好过。”
这就和我们在以前专题里提到的父母虐杀孩子一样，虐杀孩子并不是目的，而是这样会对配偶形成精神打击，并以此来要挟。在类似的“狼伯母”案例中，伤害孩子少见要挟这一目的，而报复和泄愤则是显而易见的。
孩子易成为大人争斗牺牲品的原因
我们常说“冤有头债有主”，为何她们不直接报复大人，而是将魔掌伸向孩子呢？
首先是易得性。孩子手无缚鸡之力，反抗自救能力差，况且，在他们眼中，家庭成员往往被赋予保护、仁爱的长辈符号，根本不可能与伤害者划上等号。
然后是上段提到的“功效性”。孩子在家庭关系中，往往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侵犯孩子无疑让大人更悲痛，更自责，孩子自然容易成为被泄愤对象。
还有一个隐蔽性。现实当中，因家庭纠纷而产生的案件，不仅法律上有所宽限，有时常常被涉事家庭捂起来，怕家丑外扬。比如在这起案件中，男孩的父亲居然找到派出所给弟媳求情，要求不予起诉。
频现“伯母杀手”，经济、家庭、文化因素是基础
近年来多起恶性儿童伤害案件，都让人意想不到的和“伯母”有关
山西男童被挖眼案、上海杀婴藏洗衣机案和这次的割耳案，受害者都是犯罪嫌疑人的侄子。
实际上，类似伯母行凶的案件并不鲜见，甚至更加恶毒：河南开封一伯母10年间毒死4侄子，“生了死，死了生”；2011年，福建一名女孩被伯母蒙面以开水浇至全身，造成全身烫伤达20%；去年，台湾一伯母往奶粉里掺盐，“咸”死了3个月大的侄女。
一个个孩子，在还没有防范意识的时候，就受到了来自其伯母们不可思议的伤害——杀婴、摔童、扎钢针、烫全身、挖眼睛、割耳朵。这些残忍的伤害一再发生，让很多人对“伯母”这个称谓，和对前段时间“校长”这个称呼一样，产生了憎恶、恐惧和调侃，什么“防火防盗防伯母”、“感谢伯母不杀之恩”都出现了。
准确地说，这起案件是男童的婶婶作案。不过，都是一个范围，即指孩子父亲的弟媳或嫂子（父亲的弟媳称为婶，父亲的嫂子称伯母）。有句老话叫“长兄如父，长嫂如母”，意指这种关系是密切和温情的。所以在这些让人心凉的新闻被曝光后，让人产生很大的心理落差。
从大家族过渡到小家庭过程中，一些女性对于小家庭的利益更敏感、易结怨
在华人传统的“大家族”观念中，只有兄弟团结一致，才能保护整个家族的人不受外人欺负。当下旧有的“大家族”情感共同体逐步解体，小家庭观念逐渐被人们接受，而在“大家族”过渡到“小家庭”的过程中，并非风平浪静。
譬如大儿子结婚后，一般还要承担“大家族”的共同责任，需要照顾小儿子，直到结婚分家为止。可是大儿子毕竟已成家立室，拥有自己的“小家庭”，又必须为“小家庭”着想，这就是一种矛盾。可能是因为女性在生育成本上大大高于男性的缘故，也可能是女性从孩提时代起，就受自己母亲影响的缘故，女性对于这种矛盾，更可能产生敏感的看法，涉及家庭利益时往往比丈夫更坚决。
在上海杀婴案中，犯罪嫌疑人雷某和大儿子结婚时，老人给了4万礼金；二儿子结婚时，老人从自己家拿了10万。从这一细节看，雷某心生怨恨的原因之一是财产分配不均——老人从“小家庭”拿了钱给小儿子结婚作彩礼用，这笔钱远超过自己结婚时老一辈给的彩礼，感觉亏了。
山西男童案件的作案动机，警方认为和赡养老人产生的经济纠纷有关；这起六岁男童案件，动机也可能是建造房屋中的经济纠纷。人的行为并不取决于发生了什么事，而是我们怎么看待这些事。当一些女性因为对于家庭利益的敏感，错误看待经济纠纷，就有可能做出不理智的行为。
如果长辈处理家庭事务、矛盾有偏袒，则这种怨愤会加剧
2009年，武汉一4岁男童在失踪16小时后，被发现在自家楼道的编织袋内死亡，而凶手竟是死者的伯母祝某。庭审中，祝某称她只是想拿侄子泄愤。祝某称婆婆重男轻女，对死者格外宠爱，而自己女儿4个月时就夭折了，生病期间，婆婆从没到医院看望过；在上海杀婴案中，也不难看见其背后重男轻女的阴魂，“雷某生下孙女，二儿子则让老人抱上孙子”。
这是“生男生女”的偏袒，按照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每个人都有偏爱，父母对待子女自然也一样，有的就喜欢大儿子，有的喜欢最小的儿子，总之各有所爱，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做到“一碗水端平”几乎不可能，这就很容易因为攀比、嫉妒产生矛盾，把原有的怨愤扩大化。
在各种琐碎的家庭纠纷里，也确实存在“中国式文化”
“中国式”一词要慎用，但是很多家庭纠纷的产生，可能还真是中国特有的。心理学家武志红曾经说过，在大家庭，别说是陈年积怨，就算只是一句不经意的话，都可能让另一个人怀恨在心，长时间和你过不去。
另外一种就是“比较文化”，你家婚礼排场是10分，我就要弄11分；你家房子高三米，我就弄三米一；你家孩子考98，我家孩子就得考99。就在这些无谓的比较中，产生了嫉妒，产生了仇恨，“过得比对方好就已经是死罪了”。
这种情况下，遇到情绪稳定性很差的，歹毒伯母就可能出现了
并不是所有狠心伯母天性残忍，一些女性因情绪稳定性差，易走暴力和自杀两个极端
一方面，中国女性自杀率高于国外（以农村妇女居多），而且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女性自杀率远高于男性自杀率的国家（高出26％左右）。据《南方周末》报道，我国女性自杀诱因以家庭、婚姻纠纷为主，比例超过50%，甚至可以达到80%。自杀获得解脱，从侧面反映出女性在家庭中所面对的窘境，而这一窘境又恰好是女性犯罪的一大主因。
目前对于女性犯罪高速增长以及其犯罪成因，缺乏全国性的研究，不过通过一些地方法院统计，可以大概估计整体情况。据2011年北京市一中院调研显示，在69位女性犯罪中，因感情纠纷、家庭纠纷引发的报复性犯罪有27人，所占比例为39.13%；2009年至2012年上海青浦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10件女性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件中，大部分是由于家由庭矛盾处理不当引发的。这是因为，传统中国女性，生活的重心还是围绕着家庭，自然矛盾也是环绕家庭而产生。
与男性相比，女性的情绪稳定性要差一些，一旦遇到一个导火索，性格偏激的女人就会产生愤怒、复仇的心理，加之如果文化水平不高，很容易孤注一掷地选择毁灭的方式来表达悲愤和憎恨之情，这种毁灭就包括自我毁灭和毁灭他人。在这起案例中，据孩子的爷爷说“平日里孩子和二婶关系还不错，她没事也会给孩子糖吃。”可见，矛盾并不一定是长期存在难以解决的，很多时候只是被一时的情绪遮蔽了理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