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选举舞弊，源于很多人盯上“代表”位置
包括民营企业家在内的人群热衷成为“代表”
这次湖南严肃查处的破坏选举案件，56名当选省代表有送钱拉票行为，无疑，这些人走上贿选道路，品质上的道德败坏、利欲熏心是很大的原因。但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出现这样的代表有一定的必然性。
从目前已知的信息来看，有贿选行为的代表，很大一部分是民营企业家。在很多地方的省市人大代表构成上，民营企业家群体往往都占据20%~30%左右的名额，仅次于官员群体。这种趋势与我国选举制度平等性、代表性的要求并不符合，十届全国人大已经明确要求来自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比例需要提高。
然而趋势并不容易扭转。以爆发同类案件的湖南邵阳为例，有媒体统计发现，邵阳市选举的最新一届省人大代表共有76人，而民营企业家就占据了“半壁江山”（38席），其人数甚至超过了官员群体。
作用越大，人大代表的身份越被盯上
为什么人大代表构成会出现这种趋势？
这说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我国政治活动中的作用在不断地提高，人大代表的地位也变得越来越尊崇。在很多民营企业家眼里，“人大代表”的身份被看作是一种快速得到“回报”的“投资”。人大代表的身份，在融资、纳税上有诸多好处，在工商、公安面前也有“保护”作用。还有企业老板认为，代表的身份最大的好处是有利于争取项目。
民营企业家甚至开始利用人大代表的法定地位来维护自己的权益。2007年1月24日，衡阳市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上，衡阳中级法院的工作报告被人大代表们否决。这是自2001年沈阳中院报告被否决之后六年来，国内又一次人大否决法院报告的罕见案例。这大大提升了代表的话语权。代表监督不再是“橡皮图章”，当地法院对与人大代表提出关注的案件的重视程度直线上升。尤其是与个别人大代表有关的个案，往往会被谨慎处理。
民营企业家对人大代表身份的看重，使得人大代表这一身份变得“香饽饽”，争夺越来越激烈。贿赂等不法手段便开始得到应用，这使得一些党政干部为了避免在选举中被“差额”掉，也加入贿选行列。
当然，上述仅仅是说这些人有贿选的动机，而他们究竟是如何贿选成功的呢？
警惕人大代表选举中被利用的漏洞
“酝酿”出来的直选代表，往往有投机心理
据湖南省的通报，这次衡阳的破坏选举案件，56名省人大代表送钱拉票，518名市人大代表收受了钱物。不妨考察一下衡阳市整个选举流程，看看问题是在什么环节，是如何发生的。
这首先得从县人大代表选举说起。想当上县级人大代表，先要成为候选人，而选举候选人的“预选”流程是“由选举委员会交各该选区的选民小组讨论、协商，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这种流程显示选举是个直选的过程，就是由广大选民直接确定候选人。由于直选牵涉范围广，所以想大面积贿选难度大。但在实际的选举操作中，“预选”这一环节几乎只是摆设，大部分情况还是“讨论”、“协商”出候选人——用以前的说法就是“酝酿”，而这一过程组织部门往往起着主导作用。
这样选出的县人大代表候选人、进而选出的县人大代表，使命感有限，更容易中“糖衣炮弹”。
监督不到位的间接选举，予以“伸手者”可乘之机
县级人大代表直选出来后，此后就是省市级代表的间接选举。县人大代表选举产生后要进行培训，了解作为代表的意义，为接下来召开的各县人代会做准备，并要在人代会上选举出属于该县名额的市人大代表。如在2012年11月下旬衡阳市下辖衡山县的人代会上，201名县代表用差额选举的方式选出了28名市代表。而衡阳全市各区县一共要选出537名市代表。
从2008年《瞭望东方周刊》的一篇报道来看，在上一次衡阳市的选举中，贿选人大代表的现象就已经比较严重，从选市代表开始就如此。祁东县的一个民营企业家老A，已经当选为县代表，他想成为该县50名市代表之一。然而在69名市代表候选人中，他并非组织推荐的候选人，而只是19名代表联名推荐候选人之一。而组织推荐的候选人比联名推荐的候选人，具有天然的优势，老A想要当选市代表，他的选择就是送钱。老A自称一晚中向309名县代表中的280位送出了红包，每个500元。然而，投票的结果是，他依然没能当选。
各县的市代表选举产生后，依旧要进行培训，准备参加2012年12月底到2013年1月初的市人代会，选出属于该市名额的省级人大代表。市人代会的流程与县人代会基本一样，然而要当上省代表，价码更高，竞争更激烈。2007年衡山县代表团市人大代表老Ｃ对《瞭望东方周刊》称，候选人送来的红包他总共收到3万余元，每个红包的数额多数在1000元到2600元之间，而“衡山团还不是重点公关对象”。这已经可以看出相比起市代表，成为省代表的价码要高了很多。到了2012年，价格更是水涨船高，据称，衡阳市当选省人大代表吴群亦被指涉嫌在选举中发出636个信封，“每个装有五六千元”。
除此之外，贿选者还需要有门路。据邵阳市的举报者黄玉彪反映，他得到送红包的建议，是来自于邵阳市、区人大的领导，并被告知了各县代表团书记、县长、人大主任3000元，普通代表1000元的“行情”。领导还送给他代表花名册，黄玉彪才能按照名单，给各县人大主任逐个电话预约，然后前往驻地楼下后让对方下楼“取点资料”。
但黄玉彪还是落选了，据他称是因为到最后关头还需要“加钱”，他拒绝了，但他认识的一个人“加了一千”。
2013年1月2日，衡阳市人代会选出了76名省级人大代表，而如今证实，76名省代表中，有56名是送钱拉票了的，并有518名市代表收受了钱物。
维护选举制度，要从根本上堵住漏洞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根据宪法，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就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是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然而这种以贿赂手段破坏选举的违纪违法案件，将极大损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破坏选举并非只有衡阳有，只有湖南有。2006年，中纪委、中组部公开通报了云南省德宏州梁河县153名人大代表中，竟有三分之二、百名人大代表卷入贿选案；2009年巢湖市委书记周光全因收受贿赂判处无期徒刑，一大批官员受牵连，众多企业主涉嫌因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行贿。
应该说，人大代表权力增大、社会精英出于“代言”意愿积极谋求“代表”身份，这本身都无可厚非，还可以说是好事。关键在于，这些贿选产生的人大代表，将利用代表的权力为自己谋利益，而不是为选民谋利益。而要防止这一点，必须从初期选举到后续各个环节的选举中堵住漏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