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的暴力与非暴力，实际上指向的都是自我牺牲
曼德拉确曾使用暴力，但背景是当时白人统治者疯狂镇压反抗
曼德拉所在的非国大在1912年成立时，本以温和、改良、合法反对派的形象出现，并长期保持这种形象。但是，南非白人统治者以残酷镇压来对付合法反抗，使温和派的反抗运动屡屡受挫，人们对改良普遍失望。
这之后，非国大才激进化，曼德拉也成为暴力反抗的领袖。1961年6月，曼德拉创立了非国大军事力量“民族之矛”并担任总司令。成立一周以后，民族之矛在约翰内斯堡、伊丽莎白港水电站、邮电局、市政办公室制造了一系列爆炸事件。这样的暴力反抗一直持续多年，曼德拉因此被南非当局和美国列为恐怖分子。
回到当时的情境，如果曼德拉不采取暴力反抗，又能如何呢？1960年，南非黑人发起“反通行证法”运动，结果是不携带通行证的黑人领袖被捕，和平示威被残酷镇压。在黑人城镇沙佩维尔镇的示威活动中，政府派军队动用催泪弹、飞机驱赶，最后警察向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开枪，打死69人，打伤180人。曼德拉看到的，是“种族主义政权的狰狞面目和黑人群众在白人军警的子弹下痛苦呻吟的悲惨场景”，面对此情此景，他有没有除了暴力反抗外更好的手段？正因为曼德拉深知非暴力手段的局限性，所以在多年后依然强调“不能把非暴力看作是一种神圣不可违背的原则，而应当把它看作一种根据形势需要而使用的战略战术”。
在白人愿意和解的阶段，曼德拉又坚决展现出抑制暴力的姿态
到了1990年代初，曼德拉看出，虽然局势混乱，但白人确有意和解，在这种情况下选择非暴力，将迎来最终的和平。于是曼德拉转而成为非暴力的倡导者。
1993年，被视为曼德拉接班人的“民族之矛”前参谋长哈尼在约翰内斯堡郊区的寓所附近被白人枪手暗杀，震惊了南非和全世界。全南非的黑人愤怒了，超过200万人走上街头，愤怒和仇恨一时间弥漫非洲之角。 在内乱一触即发的紧急时刻，曼德拉却不怕得罪主流民意和自己的支持者，通过国家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向全体公民讲话，要求黑人民众保持平静。他强调，杀死哈尼的是白人，然而，记下了凶手的车牌并及时报警的，也是白人。曼德拉清醒地指出，“将悲痛、愤怒化为动力，向前迈进，建立一个真正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这才是拯救我们国家的唯一出路。”
形成对比的是，另一位黑人领袖在反抗阶段批评激进，在和解阶段倡导暴力
在非国大激进化后，非国大中的另一位领袖——布特莱齐非常不满，他在1972年出任夸祖鲁黑人家园首席部长后便退出了非国大，并指责非国大的“革命”倾向，甚至视非国大为恐怖组织。布特莱齐还主张通过温和改良把南非变成一个各部族自治的联邦，同时与白人政府保持合作，在全国范围内打出保守主义旗帜。
但是到了1990年代初，布特莱齐却在黑白和解的时候变得咄咄逼人、异常强硬。这位一向指责别人有“革命”倾向的“保守主义者”到了多种族大选的前夕，却说出了这样的惊人之语：“如果这（武装起义）是领导我的人民通过急流险滩的唯一选择，那么我就选择这条路！”
曼德拉和上述黑人领袖的不同选择，实际上是能否自我牺牲之别
曼德拉在狱中曼德拉的暴力反抗，为自己换来的是27年牢狱之苦；而布特莱齐尽管也是个反对派，但至少到1990年时当局从未为难过他。到了和解阶段，曼德拉风头无两、一呼百应，却没有挥使大权；而布特莱齐却为了争得一席之地，哗众取宠、煽动民意。
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无论暴力还是非暴力，都付出了牺牲自我的代价——牺牲自己的自由、牺牲自己的权威；而后者相反。
曼德拉的暴力与非暴力，也都体现出宽容他人
曼德拉使用暴力，着重于打击建筑、设施而避免伤人
尽管曼德拉有理由以暴易暴，但他并没有无原则的使用暴力。他主导的袭击，主要针对官方建筑物与军事、经济设施，避免杀伤“软目标”（人）。希望以此唤起白人良知、逼迫当局妥协。这和当时别的激进反抗组织——如泛非大着重袭击人员、杀害警察、密探、“黑奸”（为白人当局效力的黑人）的做法不可同日而语。
曼德拉抑制暴力，是认为对压迫者也不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曼德拉在监狱里直接与最基层的“压迫者们”亲密接触后，有过这样一些感想：
“设法教育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我们的敌人。……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狱警都是魔鬼。……即使是似乎最无情的动物，有时也会有一颗宽容的心。如果触动到他们的心弦，他们也能有所改变。归根结底，巴登霍斯特并不邪恶，他的野蛮是由于野蛮的社会制度造成的。他的行为似乎是野蛮的，因为他因自己的野蛮行为而得到了奖励。”
曼德拉后来回忆说：“当我从监狱走出去的时候, 是要同时解放被压迫者和压迫者。当我从监狱走出的时候，同时解放被压迫者和压迫者成为我的使命。”又说：“我为反对白人专政而战，也为反对黑人专政而战。”
曼德拉向主要由白人组成的南非橄榄球队颁发冠军奖杯反观奥马尔等人，虽也敢于抛头颅洒热血，却少了曼德拉的宽容，成为新奴役者
世界上还有一类反抗领袖，如伊朗的霍梅尼、阿富汗的奥马尔等，他们在反抗阶段，也展现出了极大的人格魅力。以塔利班头目奥马尔为例，他曾痛恨军阀对当地百姓的横征暴敛，他说“我们拿起武器是为了实现和平, 将人民从‘圣战者’统治的苦海中拯救出来。”1994年春, 有一名游击队长官强奸了两名阿富汗少女。奥马尔得知这个消息后，临时招募了30多个自己学校里的学生救出了这两名阿富汗少女。奥马尔解释这么做的动机时说：“我们在和做坏事的穆斯林战斗。当有人对妇女和穷人施暴时，我们怎能袖手旁观？”。为了反抗暴政，奥马尔数次受伤，失去右眼。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看似正义和勇气兼备的反抗领袖，在掌权后严厉打击异己，并且几乎灭绝了民众的物质生活，建立起比他推翻的政权更残酷的统治。究其原因，这类领袖不具有宽容精神，要将“敌人”赶尽杀绝、还要将自己的理念强加于他人，从而成为新的压迫者。这类领袖没有曼德拉这样的觉悟或者说格局——“赢得自由并非仅仅要打破自身的枷锁，还要尊重及增进其他人自由的生活方式。”
这样的牺牲和宽容精神，才是摆脱奴役循环的关键
论思想、论治国，曼德拉或许都有缺陷
今人对曼德拉的批评，除了上述说他使用暴力外，还认为他思想左倾、治国无能。
说曼德拉思想左倾，是因为他视一些独裁领袖为同志、战友，而且对西方很多时候并无好感。在1990年6月，当曼德拉第一次踏上美国土地时，他却向欢迎的人群表示利比亚上校卡扎菲等人是“我的战友”。
说曼德拉治国无能，是因为摆脱种族歧视后的新南非又生出了许多社会、经济问题。
这些对曼德拉的批评，一定程度上可以成立。其实与曼德拉并列的甘地、哈维尔等“圣雄”，论思想、论治国都被人诟病。甘地思想上主张禁欲主义、治国方面反对工业化；哈维尔思想上批判西方议会政治、治国方面反对市场经济。
但论摆脱奴役循环，则曼德拉式的崇高人格是关键因素
显然，甘地、曼德拉、哈维尔并不以思想和治国见长，但他们都有另一些共同的特质：个人道德操守高尚，为了反抗压迫历经磨难、坚定不移，因而成为维系人心的正义化身；而且他们有多元化的广阔胸襟，富于妥协，以宽容的感召力起到整合社会的作用。
拥有这样特质的人，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摆脱奴役循环的关键因素。可以说，旧南非作为一个矛盾的火药桶，能赢得新生，有多种因素，但缺不了曼德拉这个因素。
而新南非尽管困难重重、问题多多，但比起那些奴役循环的国家（如南非的邻居津巴布韦），其总体弊病又真不算什么了。
世人皆知奴役苦，也深知自由得来不易，所以他们爱戴曼德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