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只盯着“是讹钱还是维权”
从已有信息来看，对事件不应简单定性
昨日早上，人们对此事进行评判的依据是一组照片及图片注明。照片上的大妈显得在“耍泼”，而外籍小伙显得非常委屈。图注非常具有倾向性，既没有提确实发生了碰撞，也没有提外籍小伙的粗口和主动推搡行为，纯粹地把大妈塑造为一个碰瓷者，而外国小伙则成了“扶老人”的又一个牺牲品。图片的冲击力、图注所描述现象的普遍程度，让媒体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匆忙对图片进行了推荐，也让网友迅速发出了愤怒的声讨。
而随着监控视频、目击者拍摄视频的流出和各大媒体的进一步求证，事件的更多面貌浮现了出来。对于外籍小伙，目前可以确定的事项就有：无牌驾驶无证摩托车、直行道右拐、把人行横道上的大妈撞倒，在争执中用中文辱骂大妈，为夺回摩托对大妈进行推搡。由于这些事实在最初的组图和说明中都没有交代，因此不少网友现在把所有问题都归咎在外籍小伙身上，认为大妈不是讹钱，而是在正当维权。一些媒体也打出了“不是讹钱，而是撞人”的标题。
不过，这种看法可能依然有些片面。外籍小伙固然违背了众多交通法律撞人，但撞人之后的表现却未必全是他的不对。从视频来看，外籍小伙爆粗和推搡是在上衣口袋被大妈撕烂以后。有目击者称“一开始主动施救，态度挺好”，“一直努力想把大妈移到路边，但大妈并不愿意”，“当老外跟大妈说‘再不起来我就走了’时，大妈突然起身抱住老外大腿，同时撕扯老外的衣服”。从最后医院检查仅为“局部软组织肿胀”（相当于皮外伤）来看，大妈的应对确实有可能让目击者认定是在讹钱。…[详细]
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过于关注事情是否“丑恶”，而应关注事件的解决方式
网友之所以如此关注这则新闻，主要原因还是近期“扶老人被讹”的现象又有多发之势，人们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于是每当有这类报道时，人们都会对这种丑行谴责一番，尤其可能“丢人丢到外国人身上”的时候。在谴责“碰瓷”、“讹人”的同时，人们期望的理想状态是：未发生碰撞，大妈摔倒未受伤，小伙经过时扶起大妈，大妈客气道谢；发生碰撞，大妈受伤，小伙与大妈对伤情的认知一致，小伙送大妈到医院，并赔偿一定的医药费，数额双方均认可。
然而，事情往往不是那么简单。很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发生碰撞，但大妈和小伙对自身的伤情认识不一致，对赔偿的数额认识也不一致，于是就发生了纠纷。这与单纯的“碰瓷”并不一样，本不应赋予过多的道德判断。在这起事件中，外籍小伙固然应为碰撞负全责，但该赔偿多少，他并非没有为自己主张的权利。同理，大妈作为受害一方，在不确定自己受到多少内伤的情况下，也有主张更多赔偿的权利。理想的情况下，双方通过理性的举证和讨价还价来达成协议。然而很不幸，如同中国大多同类事件一般，这起事件同样是以很难看的过程来解决的。这种难看的过程，反过来使人们非得分辨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而实际上完全没必要。
问题究竟出在哪？
被忽略的反思盲点：大妈摔倒后的行为模式
“抱大腿”、“撕衣”、“抱车”，大妈们的下意识反应？
问题其实在于，在碰撞发生之后，双方尤其是大妈这一方的行为模式，明显是对对方持不信任态度的。虽然碰撞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全貌还不得而知，但大妈一方持不合作的态度差不多是可以肯定的。一场轻微交通事故，大妈不愿意移到路边，不愿意站起来，称之为“保护肇事现场”，这明显不是打算协商解决问题的态度，而是要把事情闹大的态度。这或许不是为了讹钱，而很可能是因为认为这样能达到“尽量不吃亏”的效果。
在当下中国，类似的情况随处可见，在道路交通事故中，经常有“当事人横躺在道路中间”、“恶意拦车”、“不愿上救护车”等现象，让整个交通变得拥堵都在所不惜。
这实质上是一种“抗拒文明解决纠纷”的态度，不信任有友好协商解决的办法，甚或不知道有文明解决问题的方式。之所以“抱大腿”、“撕衣”、“抱车”，是源自于“丛林法则”般的生活经验。
两个行为模式如出一辙的案例
看看两个相似的案例，就可以理解这位大妈的做法，尤其是“死死抱住摩托车”这一点。
2011年10月，河南郑州一位老人酒后骑自行车，与一辆摩托车碰撞后在街头摔倒。这位老人摔倒后没有别的举动，就是紧紧地拽住摩托车的保护杆护杠，在摩托车主人早已下车的情况下，“坚决不松手”，就躺在马路上，引发拥堵和围观，并要求摩托车主赔偿。在周围他人的齐声谴责下，老人最后收了一百块钱离去。
2012年3月，江苏江阴一位男子夜间骑电动车在道路上与一骑三轮车的45岁女子发生碰擦，在碰擦之后女子就坐在马路上死活不肯起身，据交警分析女子此举也是为了争取在事故认定中处于有利地位。然而女子坐在马路上4分钟后，一辆公交车刹车不及，将女子碾死，酿成一起悲剧。
这两起事件中，河南老人与江阴女子的行为模式，是与北京这位大妈是如出一辙的，其后果可能非常严重。
不相信文明解决问题的方式，所有人都会吃亏
拒绝文明解决问题方式的根本原因是对陌生人缺乏信任
传统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然而随着城市化的急剧进行，中国迅速地迈入“陌生人社会”，然而与西方以契约制度为基础的信任社会不同，许多研究者如马克斯韦伯这样的大家，认为中国人的信任是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个人关系上面”的，对于他人，实际上普遍地不信任。在“陌生人社会”，这种信任就更难建立起来。社科院最新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指出：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人际之间的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只有2到3成信任陌生人。
然而，“文明解决纠纷”是需要信任作为基础的，这就是为什么大妈们会下意识地“抱大腿”、“抱车”，而不是友好协商解决问题。他们相信的是，自己要是“松手”了，那么对方可能就跑了，事实上这种可能性也的确存在。…[详细]
保险、良好的司法、先进的技术有助于让纠纷解决变得文明
那么怎么样才能让“文明解决纠纷”变得更普及呢？
首先一条路径是保险，提升所有人的安全感，降低纠纷所带来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往往车与车之间的纠纷要比人车之间的纠纷要轻，因为问题让保险公司给解决了。其次是严明公正的司法，当司法体系运作良好时，人们对陌生人的信任会大大提高，因为不守信将要付出高昂的法律成本，当交通事故的鉴定不存在偏袒或者草率认定时，死躺在路上不走的可能性也会小很多。最后是技术的提升，像摄像头技术普及后，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可以非常精确，不需要依靠“含泪鸣冤”或者“路人作证”就能得到公允的结果。
非得“有话不能好好说”？
1997年张艺谋曾拍过一部荒诞喜剧《有话好好说》，讲述的是中国转型期间各种复杂人性冲突的如何解决，片中借葛优的口提出“以后不管碰上什么事，都不能使用暴力，有话好好说，不能不讲理”、“把书读一遍，懂了法，有了知识，处理问题也不一样”。16年过去，“有话不能好好说”的现象却依然突出，一个小碰撞就把一个路口堵一个小时，这只会让所有人都吃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