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陈分歧的实质，是通过何种手段，消灭军阀
近年来，陈炯明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人物，被一些学者视为“杰出的共和主义者”，打破“陈炯明叛变革命”的历史成见，指出孙中山与陈炯明最终决裂，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理念分歧。
北洋时期是一个乱世，从1912年到1922年，全国发生一定规模的战争179次，遍及华北、华东、西南各省。北洋政府存在的16年间，全国军费开支24亿，相当于1860——1937年工业建设积累的2.5倍，这还不包括战争造成的其他经济损失。军阀混战，实是民国“普遍贫困”的根源。
究竟该如何消灭军阀、结束战乱，以舒缓民生，发展国力？孙的主张是党军北伐，以武力统一中国，然后实行“县自治”；陈则希望通过“联省自治”，在各省颁布宪法、实现“省自治”后再合一为“中华联邦”。
两套方案目的一致，但手段迥异。孙的方案后来被蒋介石施行，陈的方案则在中国夭折。结合当日指现实社会状况，其实不难发现，陈的“联省自治”方案，注定要失败，没有出路。…[详细]
陈炯明之路不通——“联省自治”只会强化军阀割据
地方军阀纷纷通电支持联省自治，不过是想利用这一时髦口号，为其割据寻求合法性。缺乏制衡力量，“宪法”并不能产生实际的约束力，
真心主张联省自治的只是一些学者、政客，缺少实力
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广州的护法军政府都缺少权威，无法行使政令的情况下，以梁启超、胡适、周鲸生等知识分子为首，掀起了一场联省自治运动。他们所谓“联省自治”，即“一方面由各省自己制定省宪, 依照省宪自行组织省政府, 各省实行自治；另一方面, 由各省选派代表, 组织联省会议, 制定一种联省宪法, 借联邦制来实行国家的统一。”
因为地方政权控制在督军手中，知识分子发起的自治运动就必须要得到军人的同意，才能推动起来。1922年，《东方杂志》上刊文说，“联省自治运动的勃兴，其主要关键，全在西南方面军人，与不满于现政府的名流政客之相互的联合。易言之，联治派之所以能如此声势赫赫，实由于拥有实力者，与宣传这主义者互为表里与互相利用所致……前者之所以赞成联治，在希望割据分治，不受中央的管辖，而实际足以牵制中央。后者之所以鼓吹联治，其动机固不一，而其中一部分人想利用联治的旗帜，为公开的活动，以攻击现政府，攫取政权，要亦不可讳言。”
在武人与文人的合作下，参与联省自治的省份，从湖南开始，扩展到了四川、浙江、广东、福建、江苏、江西、安徽等大半个中国。…[详细]
军阀们力能进取，即高喊武力统一；仅能自保，则退倡联省自治
各省军阀之所以肯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知识分子，推动制定省宪和自治，并非因他们乐见中国统一。譬如，陕西军阀陈树藩，即不过想利用自治的口号，联络南方势力，以对抗直系阎相文的觊觎。
湖北境内有吴佩孚势力、孙传芳势力，还有从湖南跑过去的张敬尧所部。督军王占元想要控制湖北省内事务，就表示支持自治。在直皖战争后，浙江的卢永祥成为硕果仅存的一支皖系势力，他为了摆脱孤立状况，就通过制定省宪来抵御直系入侵。
当时的情况，恰如蔡和森所说，“力能进取的军阀，便倡言武力统一，或主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如曹吴），仅能自保的军阀，便倡联省自治或筹备制省宪，举省长（如川滇）。同一军阀，进攻时宣布武力统一，退守时宣布联省自治（如奉张）……凡此种种，无非是封建的残局之下，军阀专政，军阀割据的必然现象和趋势。”主张联省自治的北大教授陈启修后来也发现，在联省自治运动中，“往往有利用此种运动以争夺地盘之人。”
陈独秀对联省自治的评论或可谓一针见血：“建筑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决不是建筑在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上。”“他们的联省论，完全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决不是建设在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上面——不过联省自治其名，联督割据其实，不啻明目张胆提倡武人割据，替武人割据的现状加上一层宪法保障。”…[详细]
至于落实省宪，更无一例有诚意者，实是一场春秋大梦
军阀口头说要给人民自治权，实际则百般阻挠。浙江督军卢永祥通电支持联省自治，但按浙江省宪法会议制定的《九九宪法》：首先，省长必须是民选；其次，军人当选须解除军职；第三，为了实现“浙人治浙”，省长也要是浙江人。卢永祥原籍山东、出身北洋系，又见宪法大幅限制省长权限，索性借口《九九宪法》不合民意，将之束之高阁。浙江后来又制定了所谓《三色宪法》，也没能全民公决。直至1924年，卢永祥在江浙战争中失败，下野前顺水推舟地宣布“浙事还之浙人”。
有趣的是，孙传芳占领浙江后，也以“保境安民”为借口，联合江苏、安徽等八省督军宣告自治。而当北伐军兵临城下，孙传芳才以北伐军不进浙江为条件，允许实行自治。只是名义上的自治，孙传芳还是无法接受，最终将浙江的自治领袖驱逐到了上海。
1920年，川军将领刘湘、田颂尧、邓锡侯、杨森等短暂联合，打败了驻川的滇军，随即联名通电，表示要“川人治川”。此后川军将领们内斗不断，战争持续了数年之久。四川的制宪工作断断续续，除了一部《四川省宪法草案》之外，什么也没有留下。江苏等省也是长期处在战乱之中，民间积极制定省宪、规定民选省长方法，但都无法落实，俱成空文。
陈炯明被一些学者看做是联省自治的代表人物，但其实际作为并无出彩之处。1922年12月，广东省议会通过《广东省宪法草案》，上交陈炯明。陈在省署内成立了一个省宪法讨论会，表示“妥善评议”。此后草案就如石沉大海，没有付之全民公决，与陈炯明早先一再催促制宪的表现截然相反。…[详细]
孙中山更为务实——“县自治”适足以落实宪政、防范军阀坐大
联省自治的失败说明，只有通过武力才能消灭军阀，重建统一，实行地方自治。
联省自治既不可能引诱军阀入宪政之罗网，故武力统一乃势所必然
妄想以联省自治之虚名，引诱军阀自动放弃其已有的权力和地位，实乃痴人说梦；故毋论自身实力如何，武力统一始终是孙中山在1920年代的坚定政治方针。如他在《声讨徐世昌令》中所说，“出师宗旨，在树立真正之共和，扫除积年政治上之黑暗与罪恶，俾国家统一，民治发达。”在一个新的中央政府建立后，才有力量在全国推行真正的地方自治。
1924年，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说，联省自治的结果“不过分裂中国，使小军阀各占一省，自谋利益，以与挟持中央政府之大军阀相安无事而已，何自治之足云……争回自治之运动，决不能与争回民族独立之运动分道而行。”他坚信，“自由之中国以内，始能有自由之省。”“真正的自治，必须待中国全体独立之后，始能有成。”这个认识，是基于对民国乱世根源的深切体认，是有道理的。
孙中山认为，必须以县为自治单位，主权在民之规定，才不至于成为空文
孙中山重视地方自治由来已久。早在1918年7月，老同盟会会员李宗黄赴日之前，前往上海拜访孙中山，曾求教道：“政治的范围非常广泛，考察之时应从何着眼呢？”孙中山即建议他仔细考察一下日本的“地方自治”状况，孙认为：
“政治的基础在于地方自治。日本的市、町、村组织都很健全。日本之强，非强于其坚甲利兵，乃强于其地方组织之健全。要看，最好看看他们的地方自治。不过他们这种地方自治，官治气息很重，是不合乎吾党民权主义、全民政治的要求，但他们的某种精神和方法在训政时期却很可参考，所以仍然很有考察的价值。”
1923年，孙中山撰文反思之前的失败，则将没有搞“地方自治”视作最主要的原因。孙氏说：
“军政时期及训政时期，所最先著重者，在以县为自治单位，盖必如是，然后民权有所托始，主权在民之规定，使不至成为空文也。今于此忽之，其流弊遂不可胜言。”
更重要的是，“省自治”适足以使军阀称雄，“县自治”则反之
孙中山并列举了应该搞“县自治”而不是“省自治”的四条理由：
“第一，以县为自治单位，所以移官治于民治也。今既不行，则中央及省仍保其官治状态，专制旧习，何由打破？第二，事之最切于人民者，莫如一县以内之事，县自治尚未经训练，对于中央及省，何怪其茫昧不知津涯。第三，人口清查，户籍厘定，皆县自治最先之务。此事既办，然后可以言选举。今先后颠倒，则所谓选举，适为劣绅，土豪之求官捷径，无怪选举舞弊，所在皆是。第四，人民有县自治以为凭藉，则进而参与国事，可以绰绰然有余裕，与分子构成团体之学理，乃不相违。苟不如是，则人民失其参与国事之根据，无怪国事操纵于武人及官僚之手。”
简而言之，在孙中山看来，“县自治”既是打破专制旧习的有力手段，又是训练民众自治能力的捷径。尤其是“县自治”还能防范军阀坐大，远胜于徒有其名的“省自治”：
“以中国各省之土地与人民，皆比世界各小国为大而且多；故各省之自治，可不依附中央而有独立之能力。中国此时最可虑者，乃在各省藉各自治，实行割据，以启分崩之兆耳。故联省自治之所以不适于今日之中国耳……今日之所称为联省自治者，如果成立，则其害：上足以脱离中央而独立，下足以压抑人民而武断，适足为野心家假其名而行割据之实耳。”
北洋时期的社会现实已经为孙中山的担忧提供了最好的注脚。各省督军截留税收，用于自己养兵、割据，不服从中央命令。而县相对于省小得多，不具有割据的实力——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再要求云、桂、晋、川各系军阀实施“县政自治”，用意正在于此。…[详细]
陈炯明之路被遗弃，是历史之幸，中国之幸
如前所述，军阀割据既是中国社会普遍贫困之根源，何种方式能够解决此一问题，才是讨论孙、陈冲突的实质所在。孙的解决之道被部分付诸实施，而陈的方案被彻底遗弃，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实在是中国之幸。
正如陈志让所言，联省自治无法解决经济问题，“本末倒置”，合该被遗弃
历史学家陈志让在《军绅政权》中指出，“依照陈炯明的建议，中央政府只负责外交、军事、对外宣战媾和，划分省与中央的财政，由中央决定省与省的关系。这当中最棘手的还是军事与财政两个问题。陈炯明主张统一国军，由中央指挥，由中央担负军饷和军需。那样一来必然引起几乎不可解决的中央和地方财政权限的划分问题。”
在他看来，“这些实际的问题和解决办法，都是主张联省自治的人不讨论的问题。他们之回避这些问题，说明了他们注意的是自治，而不是‘联省’来达到中国统一。如果彻底实行，中国会变成二十几个独立国家。”
陈志让还发现了联省自治的症结所在：“当时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土地、资源、养兵。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应该先从经济入手，犹如解决普鲁士统一德国的问题，应该先由‘关税同盟’入手一样。联省自治是本末倒置的解决办法，试验了四年，既没有清楚的观念，也没有实际的效果。于是就被人遗弃了。”…[详细]
南京国民政府实现有限的统一之后，国家建设才渐渐向正轨靠拢
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国民政府的统一只是名义上的，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势力依旧割地自守，但是南京政府的权威性还是远远超过北洋政府，有了建设国家的可能。
国民政府在抗战前收回了部分关税自主权，建立了预算制度，又通过费两改元、推行法币，改变了北洋政府时期币制混乱的状况。1927年，关税、盐税、统税加在一起只有200—300万元，占总收入21.1%，到1936年，三税预算已达7.9亿元，占总收入72.8%，翻了25倍。
在交通方面，全国铁路在1927年为13000多公里，1937年扩充到21000多公里。这期间还成立了三大航空公司，开通了10多条航线。电信方面，全国电线总长已达15万里以上，有邮局15300余所，代办12700余所。
国民政府建立后的工业发展也很显著。从1927年—1937年，全国布机台数增长了76.6%。煤、铁矿开采量大大增加，钢铁、机器制造、酒精、化学等工业相继建立。到抗战前，重工业部门中近代化工业生产已处于绝对优势。类似的材料尚多，此不赘述。…[详细]
参考资料：陈炯明《中国统一刍议》、《汕尾市人物研究史料：陈炯明与粤军研究史料》、陈志让《军绅政权》、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李达嘉《民国初年的联省自治运动》、段云章等《陈炯明的一生》、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宗玉海《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评述》、毕春丽《北洋军阀与近代中国社会》、莫鹏《国民政府时期的自治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