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证明，现代化对生育数量的影响已大于计生政策
现象一：双独家庭生育二胎意愿远低于预期
2011年年底，河南正式启动“双独二胎”政策，两年来，仅有600多个家庭生了第二个孩子，而此前的预测是，河南省每年将多出生1.8万人左右。
而全国各地的情况也差不多，在宁夏银川，“双独夫妻申请二胎寥寥无几”；在安徽合肥，“每年审批的双独二胎指标只有几例”……
中国社科院一项调查显示，符合生二胎的家庭中，最终选择生二胎的只有10%。
现象二：农村的高压手段一旦减弱，生育率就开始反弹
与双独家庭不愿生相反，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发现，农村和偏远地区超生现象在近十年呈反弹之势。
而这种反弹，不是生育意愿的反弹——农村生二胎甚至多胎的意愿一直很强，而是实际生育率的反弹。因为在舆论长期批评以及中国社会整体进步的趋势下，过去那种“扒房牵牛”、“血流成河”的“镇压”超生手段式微，真实的生育意愿就转化成了实际的生育率。
而在这个过程中，计生政策并没有变，变的是超越“政策”的那些野蛮手段。
步入现代化的群体让生都不生、没步入的则挡都挡不住
中国的上述现象，与世界的普遍现象是一致的——现代化程度决定生育数量。韩国在1962年开始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不断下降。韩国政府于1996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随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然而生育率却不升反降，2005年降低到1.08的极度危险水平。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政府曾提倡“两个就够了”，全国生育率急剧下降，80年代时政策取消，并采取政策鼓励国人多生，然而生育率却依然降到了1.1左右。我国台湾地区目前也面对生育率低下的问题。
此外，俄罗斯、德国、日本等均采用鼓励生育政策，但生育率仍然很低，概因社会发达，城市化水平高，人们生育意愿低下。美国的人口虽然还在增长，但是现代化程度高的白人群体占人口比例一直缩减，目前已经不到人口总数50%，整体增长的主力军来自有色人种。
其实观察中国城市家庭就可以发现，现在的夫妻很重视个人生活质量，且不说追求个人事业这些大的方面，单看很多女性，对生育造成的体型体态变化都十分介意。甚至在个人生活质量的主导下，有不少城市青年倾向于单身或者丁克。现在的城市夫妻也很重视孩子的成长质量，像农村那样把孩子拴住夫妻就下地劳动的粗放式养育是不可想象的。
反观农村，“越穷越生”的情况还很严重。去年贵州毕节五个孩子闷死在垃圾桶里，背景是这些孩子的家庭属于中国极其贫困的那部分。可就是这样贫困的家庭，夫妻生起孩子来毫不含糊，超生严重。这些夫妻对孩子的养育质量非常不重视，多几个孩子似乎给他们的负担不重。
“单独二胎”的影响或无法扭转城市化大潮对人口数量的影响
单独家庭预计会主要出现在城市中，生育意愿不能过多期望
我国已有约1.5亿独生子女，他们主要来自城镇家庭。而一般婚姻遵循“门当户对”，这些独生子女的婚配对象将以扎根在城市的青年为主，未来形成的家庭仍是城市家庭。
前面已经说过，城市家庭的生育意愿不高，这里不妨再细化一下：
城市养育一名孩子的成本几何呢？曾有媒体算过一笔生二胎的成本账。幼儿时，养育孩子成本主要是奶粉、尿不湿，一罐900克的奶粉价格在200-400元之间，每个月奶粉钱在1500元左右，尿不湿在500元左右，另外孩子的衣服等其余花销，每月支出应在2500元左右，这样一年就是3万多。等孩子开始上学，以全国平均水平来讲，幼儿园期间的花费总额1.8万，小学花费总额5万元，初中花费总额3万元，高中的花费总额是4万元，大学花费总额是9万元，硕士的花费总额是6.6万元，这样，学习生活费用总计29.4万元。
社会学家徐安琪的调研报告《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显示，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达到25万元；到子女上大学再读研，则高达48万元。 “与其多生一个降低生活质量，还不如好好培养女儿呢。”一位满足生二胎条件的父亲如是说。
因此，中国已进入“生育成本约束驱动”的低生育率阶段（李建民《中国的生育革命》）。生育政策已不再是影响人们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首要因素，取而代之的是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因素。
另一方面，梳理30年来对生育意愿的调查结果可知，城市居民的理想子女数呈现出随年代发展而逐渐下降的趋势：在80年代是以1、2孩为主，90年代以后则是以1孩为主。(风笑天，张青松《二十年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变迁研究》)
因此，尽管“单独二胎”政策推出后，多家网站均做了你是否有意愿生二胎的调查，结果显示超五成的人选择愿意。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翟振武教授在接受采访时也称，调研显示，60%城市家庭愿生二胎。但有意愿生和真的生还是两回事，最终的结果或会低于预期。
在中国的城市化大潮下，整个社会步入低生育社会是很可能的
在这次“单独二胎”政策出台后，卫计委官员的解读仍着重于强调计生政策对人口数量的影响，而没有分析城市化的影响，这是比较遗憾的。
而事实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迅猛推进，农村人口比例已不足一半，并且还在每年递减。这一趋势对人口数量的影响理应放到重要位置考量。未来我国步发达国家后尘，出现“让生都没人生”的低生育社会是很可能的。
若考虑城市化的影响，则计生政策还有更多改变空间
应尽量减少计生政策对平等权的冲击
“人生而平等”是普世倡导的价值，我国《宪法》也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条款。但是无论“双独二胎”还是“单独二胎”，与平等权都有抵触。
甲和乙两个人，一个是独生子女，一个是超生子女，看起来不同，但这个不同是其父辈造成的，如果有错，也该由其父辈来承担。以能否生二胎来区别对待二者，有“株连”惩罚一方的嫌疑。
在减少人口压力之上，还有更多值得追求的东西，平等权当然就是一个。今天考虑到城市化的影响，未来人口压力或没有那么大，这个时候没有必要以计生政策冲击平等权。
同样，“你情我愿”也是我们倡导的婚恋价值观，以计生政策影响人们的择偶观，也是对我们社会价值观的不良冲击。
还应未雨绸缪，考虑“鼓励生育”的问题
如果城市化对人口数量的影响大于预期，则不仅要考虑“放开二胎”的问题，还要考虑“鼓励二胎”。以帮助由于现实压力或生活问题而不愿生二胎的人，促成人口结构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