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时民众积极从商，而且无论大小商人都十分重视合作，
清代的商人群体相当活跃，且对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清代后期，因当时世界的商业环境、政治格局等发生了大变化，外国来华人数增多，这些洋人看到了不一样的清朝商人。
1844年，英国传教士施美夫在游历广州时，对当地商人的印象相当不错，如此叙述：
“外国顾客踏进店铺，店主会携合伙人或伙计，以形形色色的问候来欢迎，有时会迎上前来握手。”
并且，广州商人的品性也得到了洋人的美誉。
他说，广州店主“会极其耐心地展示欲售物品，即使外国顾客满足了好奇心，一物不买而离去，店主依然笑脸相送，不露一丝失望。”（《五口通商城市游记》）
法国人古伯察的《中华帝国纪行》中对晚清商业的观点独树一帜。
他认为，当时民众积极从商，而且无论大小商人都十分重视合作，
“所有这一切使它成为世界上最具商业性的国家”。
他对清代小商人的观察描述深刻传神，
“中国人置身于柜台后面，和颜悦色，极为耐心地等待顾客，此时此刻，他一有空闲就拨起那个给他增加进账的小算盘。”
“他（清代商人）无论从事何种生意，都不敢忽略哪怕是最最微不足道的利润。再小的进账也值得欢迎，他来者不拒，热忱相迎。”
这个法国人用细腻流畅的文笔将一百多年前的清代商人刻画得惟妙惟肖，跃然纸上。
更有趣的是，他根据自己在晚清游历生活近50年的观察实践，还为晚清商人“勾”了一幅白描：
“到了晚上，他（小商人）关上店门，躲到角落里一丝不苟地点钱，并且估算着来日的进账——这是在享受最大的乐趣。”
19世纪70年代，来华七次的德国地质地理学家里希霍芬，分析了当时山西因为气候和农作物生长特点，百姓依靠本地农业无法自给自足，但是生活得却很富足的原因。
他认为“除了四川的成都府以外，恐怕在中国再也找不到一个地方像山西太原这样，城里和村里密密麻麻地遍布造价不菲的房舍……建房的钱都是主人们做生意赚来的。”
经过全面观察分析后，这个精明的德国学者得出了一个结论：
山西人主要靠脑子赚钱。
在当时商圈里，山西商人是出类拔萃的，而且也比较诚实守信，他们钱庄定的借贷利息，无论在哪里，无论对谁，都一视同仁，
“因为他们的信用极好，所以生意才能持续地做下去”。
同时，这位首创“丝绸之路”名称，精于分析、思维敏锐的欧洲人，还将19世纪70年代的清朝商人作了一番比较：
江西商人的狡猾和机智，是山西商人所比不上的；
广州商人胆子大，敢于投机做大买卖，“要价跟欧洲人一样高”；
汉口的商人商业敏感性强，行动快；
他对当时宁波商人颇有微词，但也认可他们的商业韧性，“自足地做着小买卖，敛取薄利”，对当时的上海城有着惊人的影响力，上海本地商人不如宁波商人厉害；
四川的客栈老板善解人意，殷勤好客，“结账时几乎无一例外地不争不吵就结算完了”。
里希霍芬对晚清商人的总体看法是：“中国人太精明了”。
而且，这个老外还预言：
“中国人到欧洲和美国开店做生意的日子也就为期不远了。”
历史证明，他还真有远见。
通过到华外国人的眼睛，我们“看”到了一百多年前晚清商人的热情、坚韧、诚信、精明……甚至狡猾等品性，万花筒一般多样。
也因此，清代商界才有了更多吸人眼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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