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明辉 时评作者
“炒作状元屡禁不止，成为中国教育很难根治的痼疾顽症。”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锡山高中校长唐江澎6日下午在教育界委员联组会上建议，有关部门要堵住考生信息泄露源头，加大力度重拳出击，彻底禁止炒作状元，改善基础教育生态，推动教育长远发展。
禁令年年下，“状元”年年炒；年年中高考，年年状元炒作时。这种炒作只能宣扬应试教育，对国家倡导的素质教育弊多利少，对教育资源的平衡、教育公平机会的回归也并无利好。
深层次看，媒体、学校等之所以愿意并大力炒作各种状元、升学率等，根本问题还在于这些信息的价值——人们通过对这些信息的了解、对比，进而掌握优质教育资源的出处、分布等，并尽可能为享受到这些优质教育资源而早早着手准备。也就是说，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布局的不平衡，致使人们对有关信息的判断显得十分功利和片面，“状元”这一汇聚了社会、集体、个体“成功者”于一身的标签化人物，是家长们了解有关教育水平和“成功经验”最为便捷的一扇窗，也难怪媒体会争相报道甚或炒作状元和一些学校的升学率。
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地方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为了凸显教育政绩，或者一些学校为了继续保有自己的教育资源优势，有意无意地配合媒体进行“高考状元”或升学率的炒作。甚至，有的还会主动联系媒体，通过广告的模式进行全方位宣传。
可以说，是否炒作或多大程度上炒作状元及升学率，实际上是一面反映当前教育资源是否平衡发展以及多大程度上平衡发展的镜子。
正因如此，彻治状元炒作已经到了不得不为、不能不为之时。问题是，如何彻治？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现象，无疑需要均衡的教育资源配置，这是一项长远的工作。而现下，除了上述层面，可以着手的地方还有很多，最直接的是做到两个“给力”。
一是明确制度给力。近些年来，状元炒作的禁令可谓年年都有，但明确禁令之下仍旧是“状元”“天才”变着法的出现。到目前为止，对于如何报道渲染“中高考状元”和升学率算是炒作状元，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反过来讲，要想有效治理状元炒作，就要综合或者分别给教育部门、媒体做出明确的制度性规定，何种行为是状元炒作、哪些是禁止性行为、哪些是限制性行为等等，都一一列举并标明对应的措施，给状元炒作定出基本的明晰定义和范畴，堵上制度的缺口。
二是监督给力。炒作中高考状元，很多时候是包括中高考管理部门的无原则信息泄露、相关学校的有意无意透露、有关媒体变着法的挖掘报道等综合因素作用下的结果。明确的制度面前，还需要有强有力的执行。在彻治状元炒作的问题上，对与之有关的中高考管理、相关学校、媒体等失职方，不但要有相对明确的惩戒制度，而且还要有明确的追责处理部门和有力的追责措施，堵上监督的软肋。
彻治状元炒作，要智慧要协作更要勇气。对于唐江澎委员的建议，教育部长陈宝生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教育界委员联组会上表示，“请您放心，无非就是力度大一点重拳出击，无非就是得罪几个人，办教育不得罪人是不行的”，并明确令行禁止，今年决不允许再有状元炒作。有治理决心和勇气是好事，期待相关方面有配套的行动，展现出高效无缝合作的智慧，刹住国内长久以来状元炒作的歪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