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侵华,清廷给他们颁发友好勋章

[摘要]1901年的9月7日,清廷签订《辛丑条约》,史称“九七国耻”。

1901年的9月7日,清廷签订《辛丑条约》,史称“九七国耻”。①

不过,条约之外,还有着更大的鲜为人知的国耻。

一、颁发勋章

1902年1月16日,出使日本大臣蔡钧向日本外务省呈递照会,转达慈禧太后懿旨,内称:

“上年拳匪变乱,禁门以内,日本兵官严饬弁兵,极力保护,……深宫甚为感悦。着蔡钧转达日廷外部,传旨向日皇伸谢,并着查取兵官武弁职务,迅速电复,以便分划等第,赏给宝星。”②

略言之,慈禧让蔡钧找日本方面索取上一年侵华日军的军官名单,以便清廷给他们颁赐“宝星”予以嘉奖。

另据庆亲王奕劻致日本外务大臣信函,早在1901年上半年,清廷已主动向日方提出奖赏参与联军侵华之役的日军将官,但日方“师团长来函谦谢,而未将各官衔名开送”。日军未作回复,或许是觉得此事不可思议。故该年冬,奕劻再次请求日本外务大臣向清廷提供将官名单,以便“奏请皇上,分别给宝星”。③

在确认清廷确实有意表彰参与侵华之役的日军将官后,1902年3月,日方先是开列了一份90人的名单;4月,又开列了一份以下层军官为主的109人的名单。后日本驻北京公使内田康哉又对名单进行了删改,最终提供了一份199人的名单。

也就是说,清廷共计赏赐了侵华日军199枚“宝星”——“宝星”,即清廷自西方引入的勋章,主要用来褒奖对中国友好、有大帮助的外国人,后期也渐渐颁给本国人士。

二、结盟幻想

战败国被迫向侵略者低头,乃常见之事。

如,《辛丑条约》第一条,要求清廷为在义和团事件中被杀的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立碑,并派遣亲王前往德国谢罪。再如,慈禧西逃、八国联军控制北京城后,滞留城内的某些官员也曾有过向联军赠送匾额的举动。

但像清廷这般,几次三番主动提出给侵略者颁发勋章的行为,却实在极为罕见。

清廷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清廷对日军的表彰——“禁门以内,日本兵官严饬弁兵,极力保护”,确实有史料可证。

时人日记,多有关于日军纪律和日占区秩序在联军中为最佳的记载。如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里说“洋兵之入城也,日本最有纪律”;恽毓鼎《庚子日记》里说“此次俄、英、德、法、美、日六国分界,日本最安谧”;瑞澂《庚子手札》里说“此次大乱,各处兵官以日本最为讲理,不乱杀乱烧,安民保商,处处有道理”;在京的英国人赫德也评价称“日本军队对于维持秩序、组织供应等等远比其它各国领先”……④

另据日军参谋本部文件披露,北京城被攻陷后,城内大乱,有滞留城中的清廷官员前往日本公使馆求助:

“有清人携带日本国旗,冒死来到公使馆内的第五师团司令部,请求面见福岛少将。此人是汉军正白旗的参领,与少将相识已二十余年,名为申鸟珍,……少将嘱咐鸟珍,让其寻找城内朝中大员,并让其转达如下之言:火速迎接庆亲王,并打开同各国使臣的交涉之途,否则以今日之状况旷日持久,则北京终将化为一片焦土。鸟珍深领其意……”⑤

宫中滞留的嫔妃、太监、宫女、守兵等,能够在大乱下活命,也与日军有关。据吏部主事胡思敬记载:

“日本初入城,即分兵防守宫禁,宫中死亡逃逸外,食指尚千人,皆日军供给之。太后出巡时,珍妃死,瑾妃从,唯惠妃留宫。惠妃者,穆宗妃也。素饶机智,太后甚重之。时宫人无所禀承,共推妃为主妃,保守国玺,约束阉官,并遣使致谢日将柴五郎,措置皆有法度。”⑥

当日驻守东华、神武、西华三门的日军,确实曾放出“如同乞食”的禁军、宦官等二百余人。

庆亲王奕劻,对日军的上述行为,作了“过度解读”。

1899年,奕劻曾得慈禧许可,派人携带珍贵礼物及密电码本赴日,策划过一次“中日结盟”。日方收下了礼物和密电码本,但对结盟一事态度模糊,既未拒绝,也未响应。庚子年日军的上述“善意”,让奕劻再度看到了“中日结盟”的希望。

在奕劻的操作下,遂有了这场被侵略者向侵略者颁发勋章的闹剧。⑦

三、日本朝野的鄙视

日方收下了勋章。但勋章不足以改变日本朝野对清廷的鄙视。

比如:

吉野作造回忆:“甲午战争胜利后,大多数日本人都怀有轻侮支那之念,但也有一部分人反而痛感到必须预防支那的复仇战……直到义和团运动,慈禧太后等清朝政要都西逃,支那在整个日本人心目中的形象才发生了全面逆转。”

《东京日日新闻》评价义和团是“妨碍国际交通之文明公敌”,应予“讨灭”。

《国民新闻》称:“清国……毫无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的诚意,则表明其缺乏自立于文明世界的资格。”

山县有朋也说得很直接:“清国动乱并非成因于一朝一夕,而是由来于政府没有统治力、国民没有思国心,已丧失了国家生存之条件。”

尾崎行雄对保全中国毫无兴趣,认为“支那已从根本上归于灭亡”,“已亡之国”没有任何保全的价值。

当然,最形象的评价,还要算桂太郎的“蚯蚓论”:

“今之老帝国,恰似下等动物的形体,并没有一套完整的机关,无论切断何处,都还能留下几分生机。将之分为千百份,就是千百份的个体。若使之保持整体状态,也无非是千百个个体的呆然杂处,中央的统治神经不能支配全体。如象,如鲸,大则大矣,欲杀之亦可也。如蚯蚓断首尾动,切尾首动……是于象身嫁接了蚯蚓的结构。”⑧

所以,日军收下了勋章,但没有响应结盟。

注释

①“九七国耻”之说主要盛行于1920年代。如1924年孙中山曾发表《“九七”国耻纪念宣言》,同年,山西、湖南、苏州等地学校均举行了“九七”国耻纪念活动。②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外国政府授勋》,6-2-1,之二。转引自:孔祥吉,《义和团若干重要史实述考》,收录于《义和团运动11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③同上。④戴海斌,《“无主之国”:庚子北京城陷后的失序与重建——以京官动向为中心》,《清史研究》2016年第2期。⑤《明治三十三年清国事变战史》,《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日译文卷》,P355。转引自:戴海斌《“无主之国”:庚子北京城陷后的失序与重建——以京官动向为中心》。⑥胡思敬,《驴背集》,《丛刊·义和团》第2 册,P516。⑦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巴蜀书社,2004,P123-124。⑧王美平,《近代日本的义和团运动观》,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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