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为何能走出174位院士?

文 | 杨津涛

近日,西南联合大学建校80周年纪念活动,在北大举行。包括杨振宁在内的诸多联大校友到场致辞。

联大诞生于抗战烽火之中,仅存在八年。8000多名毕业生中,产生2位诺贝尔奖得主、174位两院院士和100多位人文学者。

取得如此成就,除管理制度科学与师资力量一流外,也得益于战时的教育政策。

一、不破坏正常的教育体系

抗战爆发后,各界围绕战时教育问题,有过诸多讨论。

有人主张战时应暂停大学教育或增设军事课程,一切为抗战服务。大多数人的共识,则是维持原有教育体系。

如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认为,“不但大学不能停办,就是义务教育也不能停办……文化是民族的生命,民族的生命不能中断,所以文化也不能中断。”后来挂名西南联大校务委员的胡适也多次说,“国家教育,似仍宜为国家打长久算盘,注重国家的基本需要,不必亟亟图谋适应眼前的需要。”“国防教育,非特殊而是常态的教育”。①

受此种舆论氛围影响,蒋介石在1939年就教育问题发表训词,强调:

“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就丢却了基本。”“(抗战)一方面是争取生存,一方面就是要在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看到战后”。

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后,也重申:

“国防之内涵,并不限于狭义之军事教育,各级学校之课程不为必须培养之基本知识,即为所由早就之专门技能,均各有其充实国力之意义”。

至此,“战时应作平时看”成为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政策。

自1937年至1945年,中国的大专院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从战前的108所增加到145所,在校学生总数也多了一倍,很多学校建起了研究所。②时人评价,大后方“这七年间的科学进步与贡献,比起过去三十年来,在质在量皆有增无减”。

二、不吝啬对师生的补助

1、战时教育投入占财政1.5%~2%,给西南联大的拨款连年增加

国民政府战前主要财政来源为关税、盐税和统税。东南大片领土的沦陷,收入锐减;加之军事费用大幅提高,被迫压缩教育经费。战前,国民政府的教育经费投入占全年预算的5.5%,战争期间只剩下1.5%~2%。

按照《国难时期各项支持紧缩办法》的规定,拨给各国立大学的经费,减少至原来的七成,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也不例外。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教育部拨给西南联大的常规经费,连年上涨。1938年不过26万元,1940年增长至138万元,1943年为945.6万元,1945年达到2000多万元。

为帮助各内迁高校恢复教学,临时增拨经费成为常态。西南联大也不例外。比如,1939年7月物价上涨,教育部增拨经费3万元;1940年8月搬迁需要,教育部拨款4万元;1941年10月联大遭到空袭,教育部发放5万元被炸救济费;1943年全年,教育部共计增拨了315万元。③

此外,西南联大还有部分经费来自美英退还的庚款、社会捐助及银行借贷。

2、设置奖项,鼓励教师进行学术研究,西南联大获奖者多为理工科背景

不止学校有固定和临时拨款,在校师生还有生活补助。

(1)教育部制定了《设置专科以上学校教员奖助金办法》,对学者们的研究报告、专科译著实施奖励、发放补助。

比如,1943年5~12月,教育部为西南联大部分教授发放“奖助金”,闻一多、朱自清等12人得到600元,杨武之、郑天挺等获得500元,另外还有15人获得200元。1944年11月,教育部又给家庭困难的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汤用彤等27人各发放1万元研究补助费。

(2)对普通教职员工,教育部也有补助。

比如,1942年12月,西南联大共计“员工及其直系亲属成人3601人,儿童199人。另有成人122人,儿童10人支半月”,由教育部“每人发给平价粮贷金147元,儿童折半计算,合计应发553308元”④,以保证员工及家属生活。

(3)为鼓励学者开展学术研究,教育部从1941年~1946年,还举办了六届学术评奖活动,分别给予一、二、三等奖获得者2000~10000万奖励。

其中,西南联大教师先后获奖30余次,大多数为自然科学奖项。如获得一等奖的《堆垒素数论》、周培源《激流论》、吴大猷《多元分子振动与结构》,以及二等奖王竹溪《热学问题之研究》、李谟炽《公路研究》等。西南联大师生在理工科的建树颇多,这一点常被今人忽略。⑤

3、战时一半以上教育经费,被用来补助困难学生的膳食费

为保障来自沦陷区的学生就学,教育部自1938年起向经济困难的学生发放全额、半额两种贷金。

1943年起,教育部实行公费制。分甲、乙两种公费生,甲种免学费、膳食费,还能获得其他补助;乙种仅免膳食费。按照战时“对所需各项建设人才的缓急程度”,教育部规定:

国立、省立专科以上学校师范、医、药、工各院系学生,全部为甲种公费生;80%的理科院系学生,60%的农科院系学生,40%的文、法、商等院系学生,可成为乙种公费生。对于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新生,70%的医、药、工各院系,50%的理、农各院系学生,有资格成为乙种公费生。

由此亦可见,当时对工科、理科的重视,远在文科之上。

依靠上述贷金及公费,西南联大的学生们,得以在艰难的时局里吃饱饭。据亲历者李钟湘回忆:

“一九三八年学生贷金每人七元尚有鸡蛋可吃,一九四四年贷金涨到一千元,食的却只有‘八宝饭’、老菜叶、毛皮肉。早上稀饭西大桶,花生及盐菜一小盘。午饭四盘菜两桶汤。米由政府配给,砂石、谷子、稗子、糠屑夹杂其中,米色又红,故曰‘八宝饭’。买菜在下午三时之后,菜市将散未散之时,残菜剩肉,囊括而归,故菜为老菜叶,猪皮带毛。”⑥

李钟湘口中“八宝饭、老菜叶、毛皮肉”式的艰辛,同食不果腹的后方民众、前线将士相比,已算好很多了——据中央军校17期毕业生谭继禹回忆,1940~1942年间,他每月的薪饷,仅够买肥皂与草鞋。1940年后,前线军队普遍改三餐制为两餐制,菜品普遍退化为菜叶盐水汤。1945年初,每一士兵每日副食费标准仅12元,而汉中的白菜一斤要30元,萝卜一斤要20元。1944年,美国专家曾随机抽取1200名中国军队士兵进行体检,结果发现营养不良者高达57%。

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后来回忆:

“(除来自沦陷区的学生外)非战区学生,因家庭不胜负担,也几乎都得了贷金和公费。此项支出费用浩大,几乎超出全体教育文化经费二分之一……据统计,战时由中学以至大专学校毕业全赖国家贷金或公费完成学业者,共达十二万八千余人之多。”“这一笔庞大费用在国家财务支出上仅次于军费。”

据统计,1945年的教育经费预算为66亿元,其中75%是各校师生的膳食补助。⑦

三、不放松对师生的考核

1、组织聘任委员会,严格审核教师学术水平

“战时应作平时看”不仅仅是指继续维持高校师生的待遇,也包括不放松对高校师生的考核。

1940年颁布的《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暂行规程》,规定了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的聘任资格。统计显示,1941~1948年,教育部审议委员会共审查合格教授2685人、副教授1260人、讲师2068人。

西南联大虽然反对由教育部审查大学教师资格,但也成立了自己的聘任委员会,聘请冯友兰、吴有训、陈序经等知名教授为委员。

联大对教师的考核,较之教育部更为严格。据统计,在179名正副教授中,“九十七位留美,三十八位留欧陆;十八位留英;三位留日,廿三位未留学。三位常务委员两位是留美一位未留学,五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廿六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两位留欧陆,三位留英外,皆为留美”。⑧

2、考进联大,从联大毕业,都不容易

战时对于学生入学、毕业的考核,也同样严格。

1938~1940年,国立高校曾举行过三次统考。第一次统考因时间太紧,只规定了大纲,然后由各考区分别命题。西南联大所在的昆明考区,由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胡适等18人组成“招生委员会”,张奚若、朱自清、华罗庚、吴大猷等分别负责公民、国文、数学、物理等课程的命题。这一年共有11119人参加考试,录取5460人,其中西南联大录取了661人。1941年停止统考,西南联大实行自主招生,规定新生要经过英文等7门初试,进校后再通过“甄别考”,才能正式入学。⑨

学生毕业同样不易。教育部1940年出台规定,要求各高校实行“毕业总考制”,学生“除最后一学期所学的课程外,须通过二三年级所习之专门主要科目三种以上”,才能毕业。农、工、商三科学生还要出示课外实习证明。这对毕业生质量是一个重要保证。西南联大的左翼学生组织,曾发起“反总考委员会”,对抗上述规定,但没有成功。⑩

综上。仅存在了8年的西南联大,在80年后仍是今人缅怀的对象,实非幸致。

注释

①胡颂平:《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1-10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第5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第1586、1600页;②胡国台:《抗战时期教育经费与高等教育品质:1937—1945》,《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0年6月;③④《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 6 经费、校舍、设备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⑤《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 3 教学、科研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⑥李钟湘:《西南联大始末记》,钟叔河编《过去的大学》,同心出版社2011年,第356页;⑦贺金林:《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复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22页;⑧金以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 1895-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年,第331、332页;⑨朱端强:《西南联大与国立大学的三次统一招生考试》,《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⑩张均兵: 《国民政府大学训育 1927-1949年》,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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