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会址是怎么重新找到的?

[摘要]1950年夏末,为纪念建党30周年,上海市委展开了寻访中共一大会址的工作。

一大会址是怎么找到的

1950年夏末,为纪念建党30周年,上海市委展开了寻访中共一大会址的工作。

这项任务由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姚溱,带领着军管会文艺处沈之瑜和市委宣传部杨重光具体承担。一大是在法租界开的,但法租界的范围很大,怎么找?寻访小组从周佛海之子周之友那里得知,周佛海曾写过一本回忆录,书中记载,一大会址在“贝勒路李汉俊家”,而代表住宿则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

贝勒路即为今天的黄陂南路,在1950年大体北起延安东路,南至徐家汇路,两侧约有2000栋房子。经过几天的反复查访,终于打听到,与贝勒路交叉的一条横向马路,原名是望志路,当时已改为兴业路。周佛海妻子杨淑慧凝视着交叉路口写着“恒昌福面坊”大字招牌的一所房子及白墙上一个巨大的“酱”字,觉得这就是当年李汉俊家。后来了解到,这一排五栋石库门民居自东向西门牌分别为望志路100、102、104、106、108号(解放后改为兴业路70、72、74、76、78号)。而李书城、李汉俊兄弟当时租下的就是106、108号这两栋房子。1924年,李氏兄弟搬走后,董正昌把这五栋房屋全租下来,办起了“万象源酱园”。

上海市委立即派人为这些旧址拍了照片,派杨重光专程送京审定,得到了毛泽东和董必武的肯定。但为了把“一大”会址考证得更准确,中央又委托“一大”参加者李达专程到上海实地考察。李达进入“恒昌福面坊”后认定:“这是汉俊的家,党的一大就在这里召开。”

用什么掩护会议的召开

1921年7月30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进行,一个陌生男子从后门闯了进来,说找人,可又慌忙离开了。有长期地下工作经验的马林断定他是个密探,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赶紧撤离,只留下了房子主人李汉俊和广州代表陈公博。

果然,就在大家撤离会场10多分钟后,法租界巡捕房的巡捕来了。巡捕质问李汉俊:“刚才你们在开什么会?”李汉俊用法语流利应对,说是北大几个教授在这里商量编辑“新时代丛书”的问题,不是开会。巡捕们搜查一通,一无所获,只能悻悻而归。侥幸的是,当时一份党纲其实就放在客厅写字台抽屉内,没被发现。

原来,早在筹备会议期间,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沈雁冰等15人就先在此设立了公开的新时代丛书社通信处,这使李汉俊可以用出版机构召集作者商议为由,应对巡捕质疑。

纪念馆有哪些珍贵文物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藏有许多珍贵的革命文物。每一件藏品背后,都有着一个尘封已久却依然打动人心的故事。

一本纸张已经泛黄的刊物,静静地躺在陈列室橱窗里,它看似寻常,却曾如一盏指路明灯,照亮了中国共产主义者前进的道路。它就是创立于1920年11月7日的《共产党》月刊,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党刊。

当时反动派当局严禁“过激主义”言论,追查“共产主义宣传”,刊物主编李达在险恶环境下坚持工作,编辑部的处所、刊物的印刷和发行都极其机密,文章也不署真名。但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正当月刊第三期即将付印出版时,法国巡捕房突然派密探干扰,没收了这期的首篇文章。现在人们看到的这期月刊上有一页是空白的,印着“此面被上海法捕房没收去了”的醒目大字。

不过,敌人的破坏并没有使《共产党》这盏指路明灯失去光芒。月刊流传至广,影响至深。

一台打字机,小巧别致,略有残破,机身固定在黑色皮纸包裹的木盒内,合起来如同一只微型手提箱,打开箱盖则能立即进入工作模式。这台打字机牌子为“CORO-NA”,曾被李大钊使用过。

打字机的原主人是吴弱男,购自英国。1905年,吴弱男在民报社担任孙中山秘书,用这台打字机为孙中山打印了不少英文函件。它后来怎么到了李大钊手里?原来,早在日本读书期间,李大钊就经常向章士钊创办的《甲寅》杂志投稿,章士钊按照投稿信上附的地址写信给李大钊,相约见面。后来,两人几乎每个月都会见面。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李大钊与章士钊、吴弱男夫妇结下了深厚友谊。

回国后,章士钊和李大钊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两家的友谊未受影响。1925年秋天,为了便于开展革命工作,李大钊向吴弱男借用这台打字机长达一个月之久。利用这台打字机,李大钊打印了不少党的秘密文件,并与共产国际和苏联驻华代表进行了密切联系。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遇害。为了纪念李大钊,吴弱男一直精心保存着这台打字机。1964年7月,她把打字机捐献给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李大钊、陈独秀读了《共产党宣言》(下简称《宣言》)英文版后,都认为应当尽快将此书译成中文。然而,翻译此书绝非易事,就连作者之一的恩格斯也曾说翻译《宣言》是异常困难的。

后来,戴季陶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打算连载《宣言》,便着手物色合适的译者,找到了当时年仅29岁的陈望道。陈望道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在自家破陋的柴房中开始了《宣言》的翻译工作。他依据《宣言》日文本与英文本,凭着《日汉辞典》和《英汉辞典》,夜以继日字斟句酌地翻译,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工夫,把全文译了出来。

但彼时《星期评论》已停刊,陈独秀等人就筹措资金,在上海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建起了一个秘密印刷所,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这里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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