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你欠莫高窟王道士一个道歉

王圆箓,世称王道士,一个被《道士塔》丑化的伟人,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集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为保护莫高窟,他向各级官员求助,甚至冒死向慈禧上书。他把文物卖给斯坦因等人,所得钱财全部用于保护洞窟,无私人使用任一文钱。

余秋雨,为何不向王道士谢罪?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认为王圆箓对敦煌莫高窟文物的破坏是毁灭性的,并就此感到伤痛。然而此文在引证资料上有很大硬伤,在描述王圆箓的时候与历史事实差距过大。此文称藏经洞是王圆箓一人发现的,这与历史不符,最早发现的是王圆箓的助手杨某。

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中说:“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西域考古图记》等),当时西方人来到中国带走文物的时候,是持有当地官方开据的许可证的,并且一路受到了官兵的保护,王圆箓本身并没有能力拒绝他们。

余秋雨,你为什么跟王道士过不去?

踏着余秋雨老师当年的脚步,我也来到王道士的塔前,和余老师感受不同的是,我是一个湖北人,一想到余老师在《道士塔》中提到的“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那句话,不禁又多了一丝尴尬。

但在碑文的上方,我却赫然看到了“功垂百世”四个大字。本来就希望我们的这位湖北老乡不至于像余老师所说的那样卑微、渺小、愚昧,为了能从骨头里挑出点鸡蛋来,于是接着看下去。

看完碑文我才发现,感情我们的这位老乡,对莫高窟起码有三功:

一、募集资金,把已被流沙掩埋的洞窟清理出来,使莫高窟得以重见天日。

二、发现了藏经洞,否则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敦煌学”。

三、对洞窟进行了修复,佛像于焉壮严,洞宇于焉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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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老师的话还在耳边轰响:

“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

“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

对于前两个论断,我已不以为然。但对余老师最后这个问题,我却来了兴趣。是啊,这么大一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目不识丁的道士来当家呢?

让我们循着历史的丝线,来找一找敦煌莫高窟这根线头。

敦煌一词,始见于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向汉武帝汇报时提到:“始月氏(音肉只)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东汉应劭解为“敦者,大也;煌者,盛也。”其实是毫无根据的。既然“祁连”在匈奴语中是“天”的意思,“敦煌”也应该是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只不过我们今天已无从考证它的汉语意思了。

汉武帝时期,通过张骞出使西域及卫青、霍去病等大将连年用兵,这一地区始首次归入中国版图。公元前121年至前111年间,汉朝在河西地区设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并在敦煌设置阳关、玉门关。长城也随之修到玉门关,形成了从辽东山海关到敦煌玉门关、长达一万一千五百余里的万里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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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时中国少有海路交通,和国外的联系,大都是通过当时的“丝绸之路”。这条路东起长安,向西经金城(今兰州)、武威、张掖、酒泉到达敦煌,自敦煌分为南北两道。南道出阳关,经塔里木盆地到大月氏、安息、印度诸国;北道出玉门关,经吐鲁番到大宛、康居诸国。敦煌处在这两条大路的汇合处,扼中西交通之咽喉,其地理位置之重要可见一番。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必然要经过敦煌。敦煌作为佛教东传的通道和门户,自然成了河西地区的佛教中心。

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有一位叫乐僔的和尚在三危山下的大泉河谷云游,忽见山上金光万丈,似乎有千万个佛在金光中显现。乐僔被这一奇景给震住了,以为这是佛在给他启示,于是在三危山对面的莫高窟开凿了第一个洞窟,莫高窟从此诞生了。

这一时期,南方正是东晋年代,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就发生在前秦主苻坚和东晋名将谢玄之间。

在莫高窟现存的492个洞窟中,确知为十六国时期的洞窟只有7个了,乐僔和尚的“莫高第一窟”,像他当初看到的海市蜃楼一样,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隋朝迎来了莫高窟开窟的第一个高峰,虽立国仅短短37年,但现存隋代石窟101个,且规模宏大,技艺精湛。唐一朝是莫高窟的全盛时期,开窟数量达1000余窟,现存232窟,壁画和塑像都达到了异常高的艺术水平。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到印度取经返回,就是经敦煌回的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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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以后,敦煌落入吐蕃手中;整个宋一朝,敦煌都在西夏的统治下;到了元朝,敦煌重新归入中央政府管辖,马可波罗就是途经敦煌到中原各地漫游的。吐蕃、西夏和元朝的统治者都崇信佛教,莫高窟在这几百年间虽不再鼎盛,但还是得到了发展。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派宋国公冯胜平定河西,修筑了嘉峪关。从嘉峪关的地理位置我们可以发现,敦煌已经被明王朝废弃在国门之外了。明朝退出以后,这一地区渐渐被吐鲁番占领,吐鲁番人信奉伊斯兰教,莫高窟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直到清朝康熙后期,清王朝才渐次收复了嘉峪关外的广大地区。清朝对莫高窟的保护和发展,也没有做什么实质性的工作。当王道士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很多洞口已经坍塌,底层洞窟则已为黄沙所埋,映入眼帘的只有颓败与荒凉。莫高窟,这个昔日的宠儿,此时已经被遗弃了。

王道士就这样作了莫高窟的主持,没有巧取,没有豪夺,一切就是这样偶然,又这样自然。王道士发现它的时候,它已不是圣地,只是一个弃儿。

毫无疑问,王道士对莫高窟的新生做出了贡献。让我们来想一想,一个一贫如洗的穷道士,在没有任何政府支助的情况下,每天跋涉在大漠风沙中,挨家挨户化缘,然后把化来的钱一分一厘都用在莫高窟的整理修复上,光清理流沙就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这是一份怎样的虔诚?

当然,王道士在整理洞窟的过程中,由于他本身的局限,客观上对窟内的部分文物造成了损坏,这都是事实。例如他刷白了好几个洞窟内的壁画,要重新绘上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他还毁掉了几尊佛像,换上了道教的天师和灵官。对此,余秋雨老师曾在心底痛苦地呼喊:“住手!”甚至想向他下跪,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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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为王道士辩解什么,但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莫高窟的壁画,往往不止一层,在漫长的岁月中,后人往往把前人绘制的壁画用泥土盖上,再绘上新的壁画,跟王道士干的一样。后人画的不一定比前人的好,这是事实,但统统把他们视为文物破坏者,也有失公允,余老师既然对王道士的这种行为如此痛心疾首,那就应该再下一番工夫,把这些历朝历代的“文物破坏者们”都揪出来狂批一顿。

在对待这个问题上,人们总难免有一种“为尊者讳”的思想在作祟。王道士,一个如此卑微、渺小、愚昧无知的人物,他毁坏了文物,所以我们的某些雅士们连跟他生气都觉得丢了人,是在对牛弹琴,这其实是对他人的一种最根本上的蔑视,我们其实没这个权利,也没这个资格,扪心问一问,对莫高窟,你做了什么?

有一个人,他对莫高窟文物的毁坏,其实要远远甚于王道士,这个人就是张大千。从1940年至1942年,张大千曾两次赴莫高窟临摹壁画。张大千在临摹时,经常把表层的后期壁画剥去,来一睹里面的早期壁画。如今的莫高窟第130窟,就留有张大千的“杰作”,他首先剥去第一层的西夏壁画,然后又剥去第二层的晚唐壁画,今天游客看到的,是最下层的盛唐壁画。

可恨的是,张大千在剥掉壁画的时候,没有采取任何的保护措施,而是随剥随丢,西夏和晚唐的精美壁画就这样被一双创造美的手掰成了碎片,而最底层的盛唐壁画,已被后绘者划得面目全非。

被张大千剥损的壁画,在莫高窟内总共有30余处。

当新民晚报记者杨展业请余秋雨老师谈谈对此事的看法时,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张大千剥损壁画的行为,恐怕和当时缺乏文物保护意识有关。据他所知,40年代曾有人在甘肃的报纸上揭露张大千对敦煌壁画的破坏,但未引起重视,可见当时没有文物保护的社会认识。因此,对他的评价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环境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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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代的人没有文物保护意识尚可原谅,那清朝末年的王道士呢?对他的评价,是不是更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环境呢?何况道士所为,乃为无意,他根本不知道壁画的艺术价值,古人不是说过吗,“无心为恶,虽恶不罚;可张大千呢,作为一代艺术大师,他不可能不知道敦煌壁画的价值吧?他这是有心为恶,比王道士的行为不知要可恶多少辈,可是他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谴责。

因为他是名人。

王道士对莫高窟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发现了藏经洞,从而导致了“敦煌学”在全世界的兴起;但他最大的罪过,也是因为发现了藏经洞,从而导致了敦煌文物向全世界的流失,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对王道士的“盗卖文物罪”,我不想多说什么,把罪过一古脑推到这么个小人物身上,实在是无聊。藏经洞发现经卷以后,王道士首先想到的是送官,可是当时的敦煌县令对这一堆发黄的破纸毫无兴趣;王道士冒着生命危险驮了两筐送给肃州道台廷栋,廷栋却认为,那上面的书法还不如他自己写的。

好不容易等来了进士出身的新任敦煌县令汪宗瀚,这人还算识货,马上报告了甘肃学台、金石学家叶昌炽,叶昌炽知道这批宝物的价值,奔走呼吁,希望能把藏品运到兰州保管,藩台大人一算帐,光运费就得六千两银子,何况路途遥远,盗匪出没,万一有个闪失,岂不赔了银子又失经,再被人弹劾一下,弄不好乌纱帽也没了。

无奈之下,叶昌炽只好上书朝廷,可当时的清廷正忙于割地赔银子,哪里顾得上这等无关国计民生的小事,一道旨意,请敦煌县令自行处理。县令一拔拉小算盘,朝廷让我自行处理,那运费岂不是要从本县出,到哪儿去筹这笔钱?还不是向百姓摊派,要逼出点民变什么的,朝廷怪罪下来,我吃不了还得兜着走,干脆,命令王道士,就地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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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瞻前顾后的官员们形成鲜明对比的一批人,就是被我们斥之为“文物骗子”“强盗”的斯坦因、希伯和等一批外国考古学者。诚然,他们做了对不起中华民族的事,我们不能把他们当成正大光明的学者看待。但是无论如何,我佩服人家那种精神,那种视文物超过生命的精神。

和他们比起来,我们的学者应该感到汗颜。一提起王道士,我们就说他爱钱,他要钱不是为了自己,这个暂且不去说他,难道他不也是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了吗?

走进莫高窟藏经阁,迎面一块石头上刻着陈寅恪痛心疾首的呐喊:“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真是应该伤心。人家外国学者大老远地都闻“洞”而来了,我们家门口的学者们,不知你们当时都在干些什么?可笑的是,直到希伯和再次返回中国,把一批敦煌文物的影印本送给罗振玉等人,我们的学者才知道敦煌发现了这么一个藏经洞,里面有这么多珍贵的文物,这才上书清朝学部,请求采取措施,抢救劫余的文献。

清政府这才电令驻兰州的陕甘总督,清查莫高窟经卷文书,全部运到北京。在清理、押运的过程中,敦煌文物再一次遭到洗劫,沿途的官员几乎都要雁过拔毛,更有甚者,到了北京,负责押运的新疆巡抚何彦升竟然纵容其子擅自将经卷文书运到家中,将许多的精品据为己有,为了充数,又将一些较长的卷子一撕为二。就这样,近五万卷文物,一部分被外国人偷运出境,一部分沿途散失,最后入藏京师图书馆的,只有寥寥八千余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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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斯坦因、希伯和偷走的那部分敦煌文物,至今还完好地保存在英国和法国的博物馆里。

可是,由于熟悉中国古代文字、特别是藏文、西夏文的国外学者不多,这批藏在国外的敦煌经卷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而中国学者要研究,又得不到这些经文原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只能看到部分影印件。如何能使这批稀世珍宝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功用,让全世界的敦煌学者来共享,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也是那些“拥有者”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任继愈老先生是德高望重的哲学家、宗教学家和历史学家。十多年前,他在一篇文章中曾评论过“敦煌遗书”被盗事件:

“尽管王道士在发现后不久报告过清政府,清政府却漠然处之。这样单靠王道士一人之力,自然是无法也无能力来保护它的。于是无可避免地也就决定了这批遗书的不祥和悲惨命运。”

这就是大师的风范,从历史和现实角度的客观评价。

余秋雨“大师”的散文《道士塔》很多人都看过。在王道士入土数十年后,余“大师”来到莫高窟,看到弟子们为王道士修的莫高窟最高最大的塔,以及碑文上方赫然写着的“功垂百世”四个大字。余“大师”嫉妒之余又愤然于胸,想想自己百年以后可能都得不到这几个字,幻想如果是文革时期那多好,可以戴上红袖章与几个人把塔砸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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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就是吐几口唾沫也有保安管着,万般无奈,就写下了那篇具有文化鞭尸意味的散文,把王圆箓同志定格为“敦煌石窟的罪人”、民族悲剧中“错步向前的小丑”。“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泻。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泻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冷漠的表情。”“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

让我们来仔细端详一下照片上的王道士:他布衣长衫,满脸困惑。可以看出王道士苦守在莫高窟的30余年中,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和精神状态下。余秋雨形容他“目光呆滞,畏畏缩缩”,并不完全错误。如果处把余“大师”放在当时的环境中,肯定也不会灵光到哪里去。

任继愈老先生描述的藏经洞发现过程,是另一个版本。

“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和民工清除16号洞窟的积沙后,雇请了一个姓杨的人抄经。王道士和杨某工作到夜半,歇息时,扬某点燃一种名芨芨的草当烟吸。吸毕,和往常一样,将燃余的草插在身旁墙壁的裂缝里以息火。不料这次插时,感到洞很深,用手敲了几下墙壁,只听空空之声。他很奇怪,于是马上告诉了王道士。王道士即与杨某破壁,发现内有一门,高不容人,外用泥块封闭着。他们好奇地把门打开,竟发现洞内无数白布包充塞其间……”

王道士虽然不知道发现藏经洞意味着开启了敦煌学的大门,但他知道这样重大的发现应该报告官府,出生在湖北武当山下的王道士想起了自己是炎黄子孙。于是他满怀信心地出发了。他晓行夜宿,步行五十里,专程拜访了县令严泽,还专门挑了两卷经文送去。这个县令除了渔肉百姓外是狗屁不懂,把两卷经文当作发黄了的废纸,一笑了之。王道士失望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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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到了发现藏经洞的第三年,敦煌来了位进士出身、谙熟金石的新县令汪宗翰。王道士重振信心,再次登殿拜访,苦心陈情,报告发现藏经洞的情况,希望得到一笔保护费用。汪县令立即带领人马,浩浩荡荡,视察了莫高窟。王道士心甚喜,以为碰到了救星,谁知汪县令视察后,手上拿着挑选好带走的经文,对王道士说了声“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扬尘而去。怎么保存,如何看管,王道士伸长脖子等待,没有下文。

王道士仍不甘心。他雇了毛驴,备了干粮,挑了一些经卷,对弟子和民工做了简单交待,冒着被土匪劫杀的危险,单枪匹马,风尘八百里,赴酒泉叩见肃州道台廷栋。这位道台学问大大地有,仔细观看了经卷,既没评价这些文物究竟有没有价值,也没提到如何保护,只是从书法的角度欣赏了一番,并得出结论,经卷上的书法与他写的有得一比,也就了事了。

消息传到甘肃学政叶昌炽耳朵里,他通过县衙要了一些经卷。王道士以为这次会有希望。但叶昌炽也只是为了充实他正在写作的《语石》。果然,才学满腹的学政除了在《语石》中对藏经洞经卷作出一学术评价外,也没有任何保护的建议和举措。王道士失望极了。

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这跟敦煌县令严泽有什么两样。一纸空文使王道士寒透了心。

王道士一次次求助朝廷和官府,结果却同样令人伤心。如此对牛弹琴,究竟是大清朝根本不需要这批文物,还是王道士根本不该发现藏经洞?王道士百思不得其解,所以,几个月后斯坦因到敦煌给王道士拍了一张照片,我们看到王道士满脸困惑。

王道士只能满脸困惑,目光呆滞。他确实是太卑微太渺小啊!直到有一天来了一个改变他一生让他名垂青史的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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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老先生还讲了斯坦因与王道士的交往:

“斯坦因从印度来到敦煌,他打听到了王道士的这一发现,于是用金钱来诱使王道士给他看看。”王道士一看是个外国人,以为是八国联军的逃兵,马上提高了警惕:在景区转一转可以,看经书,绝对不行。“斯坦因便说自己是玄奘的忠实信徒,慌称自己是沿着玄奘取经返回走过的路,历经艰辛才来到莫高窟,希望一睹大唐留下的经卷。”

王道士虽不信佛,但西游记的故事小时候要饭还是经常有机会听说书的艺人讲过。于是就答应让这个外国人瞅一下。“斯坦因不看便罢,一看就发现了唐代高僧玄奘从印度带回的经卷汉文译本。心中高兴得了不得。但此人十分狡诈,为了欺骗王道士,就不动声色地说:自己十分崇拜玄奘,玄奘法师在天之灵暗示着要我把这些经书带回到佛国印度去。王道士被骗相信了……”

王道士目送斯坦因的车队在夕阳下远去,沙漠上留下的深深车痕,如同碾在王道士的心上,也碾在中国人的心上。王道士知道自己成了罪人,心中无限惆怅。他害怕民众指责,官府追究,派人四处打探消息,结果是什么反映也没有。因为大清没有文物法,也没有文物条例,当时的朝野都认为这就是一桩买卖。

斯坦因当然知道这些文物的价值,他不需要偷偷摸摸,东躲西藏,而是大摇大摆地经过海关将文物运出,运出前还在北京六国饭店举办了公开展览。大批达官贵人、军政要员闻风而至,参观者摩肩接踵……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美丽的敦煌》中专文介绍了王圆篆的生平与事迹,认为他“苦守莫高窟30多年,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本不属于他的圣地。”

但愿我们正视那段历史,公正的评价王圆箓道士,以慰他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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