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到底是不是中国经济的转折点?

[摘要]伴随着海上贸易的兴盛,清朝海贸管理和相关产业都有非常大的提升。

提起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经济,很多人脑子里蹦出来的是四个字:

闭关锁国。

这个词,在不少人脑子里,就等于“海禁”,海禁不就是“围城”嘛,城里的人出不去,城外的人进不来?

一、1840年,中国贸易的大门敞开着

事实上,此“海禁”非彼“海禁”。

清朝政府在顺治十二年(1655)、十三年(1656)及康熙元年(1662)、四年(1665)、十四年(1675)5次颁布禁海令(见《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20、卷692、卷776);顺治十七年(1660年)及康熙元年(1662)、十七年(1678)3次下达“迁海令”(《东华录》顺治十七年九月癸亥条;康熙十七年闰三月丙辰条;《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76)

主要目的指向清晰,即迁移沿海居民,禁止出海经商、捕鱼,以断绝对孤悬台湾的郑氏政权的人力、物力支持,是政治手段,而对于外国商船来华贸易,并不在禁止之列。

不禁止!不禁止!不禁止!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清朝初年的“禁海令”并不禁止外国商船来中国贸易。

当台湾郑氏政权投降后,海禁的必要性已经丧失,清政府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正式下令:

今海内一统,宇宁谧,满汉人民相同一体,令出洋贸易,以彰富庶之治,得旨开海贸易。(清文献通考》卷33)

次年(1685年),清朝开四海关: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粤海关。

此后,中国沿海海贸迅速复苏,仅苏州一地就有海船千艘出洋贸易,外国商船也纷纷到各口通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因往来洋船都携带炮械,存在国家安全隐患,下令对西方人关闭福建漳州、浙江宁波、江苏云台山(今连云港)三处口岸,只留广州一地。

需要注意的是,云台山、宁波、漳州等处海关此后仍允许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国商船进港贸易,中国商人更不在限令之列,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中国商人驶往东南亚的商船就有295艘。

2年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翻译洪任辉(James Flint)因为浙海关的关税(3%)比广州(5%)便宜,不顾清朝禁令,到宁波贸易受阻,竟引船直航天津,通过行贿把状纸递到乾隆皇帝案头,控告粤海关官员贪污、索贿、刁难洋商,希望中国改变外贸制度。

结果,乾隆皇帝大怒,将替洪任辉写状纸的中国人斩首,把他本人拘押澳门前山寨,刑满后驱逐出境,又颁布《防夷五事》,要求沿海严格防范西方人活动。

哪怕这样,洋商来华贸易其实也并未受到影响,禁令实施后次年(1758年)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80年间,来广州洋船共5107艘,其中英国商船最多,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有58艘、道光六年(1826年)为85艘,道光十三年(1833年)为107艘,增加的趋势非常明显。

二、1840年,南洋贸易还在中国人手里

同期,中国商人在东南亚的移民和商业活动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非常有意思的是,当时中国商船最赚钱的业务还不是贸易,而是载运“非法移民”,也就是当“蛇头”。

根据康雍时期的朱批谕旨,也就是朝廷查获的非法移民案件可知,彼时的出洋商船,合规登记的舵水(船员)、客商人数不过七、八十人,少者为六、七十人,但私载的人数会达到二、三百,甚至四、五百人,每人船长会收取8-10两银子。

当然,各个地方的船票钱略有不同,从中国到婆罗洲为10元(西班牙银元,约等于七钱二分银子),从厦门到曼谷为8元,从广东樟林到曼谷为6元,已知的一艘到曼谷的“偷渡船”甚至塞下了1200人……

在贸易上,欧洲人擅长的是中远途贸易,中国商人垄断的是东南亚各个航线的短途贸易市场,其获利也非常丰厚,比如:

1776年弗罗斯特(Forrest)记载,厦门商船的货本为49,534元,航行至苏禄(今菲律宾)的售价为81,732元,获毛利32,198元。

嘉庆十一年(1806年),华侨商人徐茂受暹罗国王委托,以暹罗船只“林泳发”来中国江浙地区贸易,该船货本18,250元,获毛利19,765元。(陈希育:《清代海外贸易的经营与利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

不过上文作者也在观察研究中发现一个现象:

清代出洋商船的贸易额一直维持在二、三万两的水平上,经过一百多年的时间,贸易额没有扩大,而是停滞不前。

这当然和中国商船的吨位有着直接的关系,康熙年间赴日本贸易的小船,甚至有货值四、五十两的,按照施琅的说法就是“只数烦多,资本有限”,远航至新加坡贸易的中型船只,也不过300多吨左右,贸易额约为2-4万元。

限制船只进步的,过往有很多解释, 比如中国人的文化特质、技术上的困难等等,其实更可能是经济考虑,即利润,不过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三解会专门开文章解说。

三、1830年,世界上做生意最方便的地方

伴随着海上贸易的兴盛,清朝海贸管理和相关产业都有非常大的提升。

海关征收关税的税则越发详尽是其一,在交易中起担保、中介作用的“保载行”、“牙行”的发展是其二。

这些牙行有固定客房、货栈提供服务,并代客纳税、过关登记、代雇船只、介绍买主,甚至负责押送货物,广州十三行即为其中专营西洋贸易的翘楚。

乾隆十八年(1753年),清廷将广州贸易业务一分为二,专营外洋各国贸易的叫外洋行、经营出海贸易的叫海南行,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起外洋行不再兼营本港贸易,嘉庆五年(1800年)之后,广州就只剩下外洋行(也称洋货行或十三行)和福潮行(原海南行)。

十三行并不只有十三家企业,而是一群官设的特许商,其中还有专门的“保商”,负责承保外国商船到广州贸易和纳税等事,承销进口洋货,采办出口丝茶,为外商提供仓库住房,代雇通商工役。

保商对于承保的外国商船货物享有优先购买的权利,在其他分销货物的行商交不出进口货税时,也必须先行垫付。凡外商有向官府交涉禀报的事,责令保商通事代为转递,并负责约束外商不法行为。

当然,最重要的是提供代行贿服务,这对于大清朝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规矩,对于同时代的英国、法国而言,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只是多少的问题。

也正因为这些服务,在道光十年(1830年)英国下议院对在广州进行贸易的英国商人进行调查后得出结论:

几乎所有出席的证人都承认,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

在上述背景下,英国商人们唯一不爽的,可能就是他们不能“自由”地与中国商人贸易,而只能面对“买方市场”的盘剥,而这一道枷锁在1840年用火炮打碎之后,他们却发现,在中国的自由贸易并没那么轻松……

四、1840年,英国大炮没能轰开市场

按照一般的说法,大英帝国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然后,先进的资本主义顺理成章地碾压了落后的封建主义,机器大生产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摧毁了中国“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

1840年,中国经济的转折点来了。

然而,事实是这样吗?

在19世纪之前,欧美各国运往中国的商品结构非常单一,“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也就是银元,其次是毛织品和棉花。18世纪中后期,英国、印度、美国流入中国的白银年均45万两,最高达到过150万两,也是这个时期出现了鸦片贸易。

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工业革命开始,蒸汽机制造的棉布、棉纱产量大增,1780年英国棉布、棉纱出口总值不到36万英镑,1785年增加到100万英镑以上,1792年又翻了一番,到1802年已经达到780万英镑,短短20多年增长了20倍。

伴随着出口总额的增长,是英国纺织品价格的降低。

1861年奥尔德曼·尼尔德先生在曼彻斯特英国委员会宣读的一份文件表明:

印花布的价格从1815年的每匹28先令降到1830年的每匹8先令9便士,1848年更是低至4先令6便士。

学过政治经济学的都知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生产成本的降低。

OK,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大英帝国纺织品的价格降低了,还用“大炮轰开”了国门,搞了五口通商,是不是出口爆发了?

答案是:没有。

1845-1855年的10年间,英国输出中国的棉纱由260万镑上升到290万镑,增幅不到10%,棉布则由310万匹下降到了200万匹,减少30%……(柯克,《中国》第166页)

仅就上海一地:

1846年的(中国)进口货值较前一年下降13%,1847年又减少了5.4%,1848年更大幅度地下降了20.1%,以后虽有回升,但极不稳定,一直到1854年还没有恢复到1845年的水平。(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第43页)

现实是,在洋人自以为敲开中国的国门后,对于中国市场极度乐观,英美等国充斥着想当然的言论:

所有英国兰开夏纺织厂的出品都供应中国一省的制袜的需要,犹恐不足。(班思德,《中国对外贸易史》,第46页)

美国总统泰勒向国会报告:

若能将数个连贯该帝国各部分的口岸为过去欧美人士所未曾进入者,予以开放,对美国产品的需求之扩大,必无疑义。(卿汝楫,《美国侵华史》卷1,第51页)

在这种舆论气氛下,1842-1845年间,运往中国的棉纺织品总值由70万镑增加到170万镑。

结果呢?

五、1840年,中国制造狙击机器大生产

1850年美国驻厦门领事报告国内:

大批的美国床单、衬衣布、斜纹布发生积压,卖不出合适的价钱。(达维斯:《美国公文汇编》第一辑,卷20,第20、21页)

英国驻福州领事1847年给国内的贸易报告也同样对前途表示出无可改变的悲观。

惯常的说法,都说这是自然经济的抵抗,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人男耕女织,商品化需求不足。

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近年来对于江南区域经济、手工业和消费能力的研究表明,起码在江浙腹地和闽粤沿海地区以及城市居民之中,所谓的“自给自足”就是一群老文人的臆想。

明末清初松江人叶梦珠在《阅世编》中写道:

棉花布,吾邑所产,已有三等,……上阔细者阅标布,……俱走秦晋,京边诸路。……其较标布稍狭而长者曰中机,走湖广,江西,两广诸路。……前朝标布盛行,……至本朝而标客巨商罕至。

这说的是明崇祯、清顺治年间事,也就是说,至少在明代,松江布已经分品类销售陕西、山西、河北等省,以及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等地,松江棉布的商品化需求市场遍布大半个中国。

到清朝,吴承明先生估计清代松江一地每年进入长距离运输的棉布就达4000万匹,这些棉布自然是商品,而且是不同大众消费的商品,而不是什么“地主阶级享受的奢侈品”,全中国的地主也消费不了这么多。

事实上,1830年左右,英国上流社会的贵族们还在流行用天然棕色的紫花“南京布”做裤子,用中国杭纺做衬衫,这里的南京布就是松江布紫花棉布,因在南京集散,被外商讹传为南京布。

这样高度的商品化,是以非常严密的劳动分工、专业化生产带来的较高劳动生产率为基础的,纺纱者从供应商(花行)处购买原棉,将成品纱卖给中介(纱店),纱店再卖给织布者,织布者按照加工商(布号)的质量标准和布料送达时间来规划生产,将成品送交各主要产布村落中的布号分号,再汇集棉布送交城市中的染色、踹压工坊,由数以百计的技术工人完成最后的加工。

据李伯重先生计算,江南地区一个妇女每个工作日的收入大约相当于一个男子的70%,而与之对应的,是江南民众较高的生活消费水平,在食物多样性和肉食占有上,并不亚于同时期英国的工厂工人,在生活质量和平均寿命上还要高于当时曼彻斯特平均不到40岁的水平。(见李伯重,《“乡民们吃得不错”——十九世纪初期松江食物消费水平研究》)

对了,在19世纪前期,江南地区的一夫一妇家庭平均收入,可以轻松供养两个脱产的成年人,这在同时期的大英帝国工人阶层里,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呢。

真实的情况,正如一个英国人记录的,土布的价格和质量在鸦片战争后数年间,仍然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远在1844 年,我曾把这种土布的各种质地的样品,标明每一种的价格送回英国。和我通信的人都说,按照所标的价格,他们在曼彻斯特也做不出来。而所标的价格比此地(中国福建省,引者注)的价格还压低了很多。(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 卷,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504 页。)

回头再来看中外贸易,当时作为生产原料的棉花、棉纱的进口增长并不小,反而是工业制成品,棉布、床单、桌布存在严重的滞销,这是进入一个陌生消费品市场很正常的反应。因为工业制成品的花色、质地,都需要新市场的推广。

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元明两朝中国的瓷器出口,还有专门针对伊斯兰世界花纹的“外销瓷”,而不是直接拿什么福禄寿三星给对方,这是对市场的判断能力,不是什么自然经济的抵抗。

六、打垮中国经济的罪魁祸首

另一方面,由于全球气候的变化,在19世纪初,中国已经进入了“道光萧条”的时代,水旱灾害频仍,农业生产下降,又有银钱兑换价格的巨大波动,造成了整个市场购买力的萎缩,甚至濒临崩溃,换个词就是:经济危机。

写于1834年的《浦泖农咨》中写道:

往年农之不匮乏者多赖之。自近今十数年来,标布不消,布价遂贱,加以棉花地荒歉者及今四年矣。棉本既贵,纺织无赢,只好坐食,故今岁之荒,竟无生路也。

说明,松江布的滞销,在1834年之前“十数年来”是持续的现象,而不是惯常作品中所引用的“鸦片战争之后”,而棉布、土布跌价的事实,其实是延续多年的结果,并不是某一天洋布来了,就突然造成的。

比如,教科书中引用的道光二十六年(1846)包世臣在《答族子孟开书》中说:

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江布市,消减大半。

这些被引用的材料,往往记录者的身份就是乡绅,他们对于外来侵略的警惕是本能反应,而对于价格的敏感,却往往基于的是极端的情况,以前文所述的英国棉布价格为例,生产成本价已知,即便不算运费,定价为土布的1/3,也是吐血大甩卖的半自杀举动,绝不是什么“劳动生产率”带来的竞争优势。

正确的解释则是英美商人运来了太多纺织品,在1845年左右形成了海量的积压,除了挥泪割肉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减少损失吗?

再来看一条常用的、说明通商口岸土布受进口商品打击的材料:

教科书用法如下:

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因之壅滞不能出口。(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

其删减的上下文如下:

今自夷人来厦开市,凡洋货皆系夷商自行转运,闽省并无赴粤之商,粤省亦鲜来闽之贾,且该夷除贩运洋货外,兼运洋布洋棉,其物充积于厦口,内地之商贩,皆在厦运入各府销变,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因之壅滞不能出口……今闽省向销之江浙棉布及洋货等物,因被英夷所占,不克畅销,纵使竭力招徕,而全省之一隅之地,民间服用无多,又不克转鬻他省。揆之事势,断不能使华夷两货,并用兼行,是即有愿往江浙等省贩货之人,而销既不多,势必裹足;况现在商俱疲乏,更属招之不前。

这里重点说的什么?说的是内贸商路路线的衰落,因为洋商直接到厦门,导致传统从海上来厦门做洋货转口贸易的内商都不来了,结论也是“断不能使华夷两货,并用兼行”,至于说民间“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这个只能呵呵了,如果市场这么乐观,为什么英、美列强的领事们急的嗷嗷叫呢?

综上所述,鸦片战争后,中国土布等有竞争力的本土产品的真正危机,并非来自于外敌,而是内患:

其一是天灾带来的经济萧条对国内需求的摧毁;

其二是清朝政府无力控制银钱比价上涨的无能;

其三是清朝政府搜刮带给人民的负担倍数加重。

在1835-1845年间,农产品和手工产品的价格在下跌或者不涨,而银钱比例却在疯涨,15年间涨了快1倍,民间多用铜钱,而官府只要白银,兑换之间,无疑就是负担增加了不止一倍!

试想,如果今天,2017年的民营企业税负再翻上一翻,企业还能有活路吗?更何况清朝还有无数的税外之捐,官吏腐败的各种陋规、孝敬?

曾经拥有无限活力的小生产者们,除了破产还有什么出路?哪怕如此,这些小生产者们还在通过不断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咬紧牙关抵抗着洋货的侵袭,直到太平天国的狂飙席卷中国,将他们原本赖以生存的商业化社会网络砸得粉碎。

即便如此,洋货,尤其是工业革命的象征,机制布凭借低廉的价格真正摧毁中国的土布运销网络,也已经是1890年代在中国普遍建设新式工厂之后的事儿了。(见李钢:《陕西商帮史》,西北大学出版社)

综上所述,并不是先进的资本主义打垮了中国落后的“自然经济”,而是愚蠢的清政府掐死了本有活力的中国经济,无论他是自然的,还是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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