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对广州的疯狂轰炸:基于徐淑希《广州念日记》的考察

[摘要]日本对广州的轰炸完全是出于“恐吓平民、毁灭或者破坏非军事性质的私有财产、伤害非战斗人员”的目的。

文 | 陈波

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标志着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在抗日战争的防御阶段,国共两党都积极抗战,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组织了四次会战,大大消耗了日军的力量,粉碎了其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迷梦。但北平、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相继失守,这又进一步刺激了日本继续侵略中国的野心。日军继续对广州、武汉等大城市展开进攻。在全面进攻广州之前,日军不断对广州进行空袭,希望彻底瓦解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以期取得不战而胜的效果。

徐淑希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外交官,曾任燕京大学政治系主任和驻国际联盟中国副代表等职,本文旨在认真翻译、研究其作品《广州念日记》(Three Weeks of Canton Bombings)的基础上,对日军在全面进攻广州之前对广州的轰炸做一历史考察。徐淑希是广东人,因而对日军在自己家乡的暴行十分关心,就在日本轰炸广州的同时,他不断搜集了各国的相关报道,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整理、评论,同时,作为一名国际法专家,他又试图从国际法的角度,对日军的暴行加以批判。该书在战时就在重庆出版,有力地揭示了日军的残忍暴行,也为中国争取了更多的国际同情。

一、日军对广州的轰炸

徐淑希主要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将日军对广州的轰炸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5月28日到6月6日,第二阶段从6月7日到6月22日。日军的主要轰炸目标是政府大楼、火车站、发电站、自来水厂等,但是在此过程中也造成了周边地区的大量人员伤亡。因为日军持续进犯广州,广州的人口不断地向周边地区,以及中立港口香港转移。到6月6日为止,10天已经过去了,广州城的很多地方已经是空无一人。因此,在接下来的时间中,因为每天的空袭的伤亡人数要少得多,关于非战斗人员遭受空袭的报道也大为减少。

路透社对日军对广州的轰炸进行了全程的报道。

5月28日。在广州的中国当局估计,由于日本本日对广州的空袭,造成至少600人死亡、900人受伤。日方空袭的主要目标似乎是黄沙火车站,它坐落在靠近沙面岛的一个人口密集地区的心脏地带。该车站先后遭到四次轰炸,来自中国官方的消息称,该车站附近的100多栋民居被毁。

5月29日。紧接着昨天对广州灾难性的空袭之后,今天又有40到45架日本飞机对广州实行两次轰炸。根据中方的报道,受到轰炸的地点有中央公园、市政府,还有位于河南岛上的中国炮台,以及黄沙车站以北地区。此次轰炸又造成车站周边地区250人死亡,450人受伤。

5月30日。今天早晨广州再次遭到空袭,这是其连续第三天受到轰炸,20架日机从广州上空相继飞过,朝中央公园的市政府大楼方向投掷炸弹。中国方面的消息称,今天早晨20架日本飞机相继飞过广州上空,朝中央公园的市政府大楼投掷炸弹,此次空袭造成100多人死亡,最少200人受伤。

……

徐淑希教授认为,虽然路透社的报道是十分写实的,但是仅仅援引报道是不够的,还需要关注另外两个方面的信息:一是与日军的轰炸相关的事件,二是对日军轰炸后的调查。

紧接着,徐淑希援引了一则关于岭南大学师生赴港避难的真实故事。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岭南大学当局租来几节火车将该校师生往香港转移,从广州到香港的旅途要花费34个小时,他们两次成为日本飞机轰炸的目标。这些学生说当日本飞机攻击他们的火车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到大雨浸泡的稻田中去寻找庇护。因为学校遭到日军的轰炸,因而逃往香港,但是即便如此,仍然免不了受轰炸的命运,这真是“蹦出油锅,跳进火坑”啊!

遭受日机轰炸后的广州一片萧条,与往日繁华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炸弹留下了死亡和破坏的痕迹,继续呆在广州被认为是极其危险的,你在那里几乎找不到大活人。商店和房屋被人遗弃。人们拉下了百叶窗,大门紧闭。从天空中往下望去,有些弹坑的直径达到30英尺,烧焦的大楼废墟,成堆的砖块和破碎的窗户,这让人无法不产生一种恐惧感。

二、西方列强围绕广州的轰炸问题与日本的较量

因为日本对广州的大规模的无差别轰炸,这导致了主要西方国家的抗议,尤其是那些在远东有巨大利益的国家,如英国、美国、法国、苏联等。

在英国,公众对于来自西班牙和远东的消息都十分失望,因为遭受空袭,那里面临着十分严重的平民伤亡。人们要求张伯伦首相采取措施来实施大家一致通过的决议。这项决议于2月2日在英国下院获得通过,该决议要求签署一份国际协议,要求各方共同努力,禁止日益增多的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的空袭。首相张伯伦先生已经向英国驻日大使罗伯特克莱琪(Robert Craigie)传达指令,要求其对日军对平民居住区的无差别轰炸提出严重抗议,尤其是那些人口稠密的中心地区。

美国政府对于发生在广州的对平民的轰炸行为予以谴责,认为这种行为是完全违背法律的尊严和人类文明的。关于对平民居住区的无差别轰炸,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Sumner Welles)为此做出了一个正式声明。声明中认为这种轰炸是残忍的,是违反国际法的精神的。有消息爆料称该声明在发表之前和罗斯福总统商量过,政府的立场得到总统的直接支持。人们认为这个声明的发表,是中国最近不断呼吁外国列强谴责日本对中国平民居住区无差别轰炸的结果。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还表示,政府一直在和飞机制造商进行沟通,要求其禁止出口用于轰炸目的的飞机。

法国政府已经指示其驻日大使查尔斯阿瑟亨利(Charles Arsene Henry)先生抗议日本政府的两项作为。亨利先生的第一项抗议是反对日本飞机轰炸中国的不设防城市。他的第二项抗议是反对日本空袭广州的法国韬美医院。法国当局认为,对羊城的空袭会刺激法国的国民情绪,这会对法国与日本的关系造成恶劣的影响。

苏联外交官代表克里姆林宫督促日本停止对广州的空袭,这“引起了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苏联人民的愤怒”。苏联要求日本停止用军用飞机轰炸广州,并向中国提供武器,并且派遣飞行员援助中国。

面对西方列强的指责,日本又是如何面对的呢?

那就是不断的敷衍和狡辩。日方强调日本关于空袭广州的立场,在外务省和帝国海军部门6月1日发表的声明中已经进行了充分的阐述。外国的抗议和陈述,日本官方说,将会根据这些声明中的基本方针加以处理。他们还狡辩说,广州不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而是一个严密布防的城市,日本海军航空兵从来都没有对广州实行无差别轰炸,恰恰相反,他们“竭尽所能、小心翼翼地保护广州的平民”。

为了减少国际社会的抗议,日本还举出英国对印度西北前线的空袭为例,称英国的轰炸也并非直接针对非战斗人员,就像日本的轰炸不是直接针对非战斗人员一样,它针对的仅仅是广州城内的军事设施,希望以此堵住英国的嘴。

对于苏联的抗议,日本则直接加以拒绝,称苏联的照会完全是“不着边际”,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只会延长两国的敌对状态,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灾难,敦促苏联飞行员尽快离开中国,停止继续向汉口的政权提供武器。

日本坚持说只打击中国的军事目标。但是,什么是军事目标?不管国际法是如何规定的,日本在广州失败地瞄准的那些目标都不能被定义为军事目标。同盟通讯社把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发电厂以及电话公司的总部列为军事目标。日军也轰炸了飞机场、孙中山纪念堂、大学和火车站、自来水厂、珠江大桥以及省政府所在地。

在日本看来,哪怕和国防有十分微小的关联的目标都是军事目标,这是十分可笑的。士兵要喝水,毫无疑问,他们也要使用电话:他们的儿子可能是大学的学生,他们的女儿可能在电灯下缝缝补补。但是受侵略的国家的每一个城镇都是一个堡垒吗?仅仅因为它拥有政府办公室、学校和公用设施吗?安营扎寨的士兵的出现就使其成为一个合法的目标了吗?答案绝对是否定的。

日军所袭击的那些设施更多的都是民用的,而非军用的,例如火车站、桥梁、自来水厂、发电站和民用办公大楼等,它们不属于“军事目标”之列,他们不能对不确定的地方进行轰炸,对平民进行屠杀,人道主义要求凡是存在疑问的地方都不得轰炸。

三、从法律层面思考日军对广州的轰炸

徐淑希教授是著名的国际法专家,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早在1929年,在日本京都的第三次太平洋会议上,徐淑希就据理力争,与日本的松冈洋右发生激烈争论。在全书的论述中,他始终保持着一位法学家的严谨的精神,全书都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模式展开的。徐淑希教授每每援引大量的各国关于日本对广州的轰炸的报道,这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澄清这些事实之后,徐教授又试图从国际法的角度,通过对近代以来诸多国际体系中关于战争的相关规定的考察,指出日本的这一行径是违反国际法和人道精神的。

有关战争的法律中规定的最根本的原则之一就是要区分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要对非战斗人员进行保护,使其免受军事行动中针对战斗人员的伤害。那么哪些人属于非战斗人员?首先是平民,无论男女老幼,都属于非战斗人员之列;其次,公务人员包括政府首脑,只要他们不掌管军队,他们都属于非战斗人员;其次,军队中的非军事人员,比如医护人员、通讯记者、外交官等都属于非战斗人员。1868年的《圣彼得堡宣言》,全称为《关于在战争中放弃使用某些爆炸性弹丸的宣言》,这是关于禁止使用特定武器的国际公约之一。其中明确规定:“战争的需要应该服从人道的要求”,“人类文明的进展应该起到尽可能大地减少灾难的作用”,“各国在战争中应尽力实现的唯一合法目标是削弱敌人的军事力量”等。

《海牙公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在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的过程中相互妥协的结果,国际法对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做出了区分,并且保护非战斗人员免遭针对战斗人员的军事行动所造成的伤害,为了和这一原则保持一致,第一次海牙会议采纳了和轰炸问题相关的《海牙公约》第25条,该条款规定在陆战中禁止攻击或者轰炸不设防的城镇、村庄、居民住所或其它建筑物。为了不产生误解,刚刚提到的攻击或者轰炸指的是由飞机进行的攻击或者轰炸,这同陆战中的大炮起到同样的作用,第二次海牙会议特意在“攻击和轰炸”这一词组后面加上“无论以任何方式进行的”。

与此同时,飞机作为一种战争工具的可能性开始充斥在很多人的想象之中,他们从军事优越性的立场来审视这个问题,就在第二次海牙会议召开之后,什么构成合法的攻击目标这一问题出现在公众的讨论之中。不久,欧战爆发,在紧张的生死决斗中,交战国无视与此相关的条款,他们在对方领土上实行的空袭远远超过军事作战区域,他们对所有城镇和居民进行无差别的轰炸,进行最后的报复。

战争中的这种行为加剧了学术上的争论。相关交战方也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不断的指控和辩护。1922年法学家委员会在海牙召开会议,结果导致了1923年《海牙公约》中出现了最重要的与轰炸相关的条款。委员会在这些条款中再次确认了与空袭有关的国际法原则。其中第22条规定:“禁止出于恐吓平民、毁灭或者破坏非军事性质的私有财产、伤害非战斗人员为目的的空袭”。这一点在第25条中亦得到进一步明确。

日本对广州的轰炸完全是出于“恐吓平民、毁灭或者破坏非军事性质的私有财产、伤害非战斗人员”的目的,这一点从有关各方的报道、中立的证词,甚至一位有责任感的日本外交官那里都得到证实。

空袭中最大的受害者通常都是非战斗人员,尤其是那些来不及疏散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徐淑希教授认为,日本发动空袭最主要的动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考察,就是对平民实行恐吓,消除他们的抵抗意志。但是,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徐淑希教授通过大量史实的呈现,以及精辟入理的分析,将日本对广州的轰炸生动地展现世人面前,事实证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轰炸并没有吓到中国人民,反而使其自己陷入到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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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xuch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