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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向张学良索要“对日作战计划”

[摘要]软禁中的张学良,为何一直持有这些文件,尚缺乏材料可以说明。

文 | 谌旭彬

档案的开放,是界定历史坐标的先决条件。笔者近日于戴笠档案中偶见几则与张学良有关的密电,涉及西安事变中张所缴获的蒋介石文件的去向。此事笔者此前从未听闻,故将这几则密电照录于此,并略作补充说明。相信这些材料,应该可以加深今人对西安事变的理解。

七七事变次日,戴笠奉蒋介石之命向张学良索讨“对日作战计划”

1937年7月8日,也就是“七七事变”爆发的次日,戴笠致电刘乙光,要他向被软禁中的张学良转达蒋介石的意志,交回张于半年前的西安事变中拿走的“重要文件”。密电全文如下:

“溪口雪窦寺招待所刘乙光同志。密。译呈副司令钧鉴。晚于东日抵牯岭寓柏林路卅一号。奉委座谕转达副座,速将前取去之重要文件如数检还。特电奉呈,如何,乞即示复。晚戴笠叩。庚未。”①

这些“重要文件”具体是什么东西呢?7月16日,戴笠在给郑介民的密电中,略有提及。密电全文如下:

“限即刻到南京。密。杰夫兄赐鉴。校座去年在临潼被张汉卿取去之秘密文件,如对日作战计划、国防部组织草案,及其它公私之函电等,校座迭次嘱弟向张索取。张迄未检还。日前弟复致电向张催索,昨得张复电,嘱弟派一极可靠人员会同赵四小姐持张之亲笔函向各有关系人索取。弟因此人须绝对忠实而可靠者方可前往,故昨已面陈校座,请兄前往,当蒙谕准。弟刻已电告张矣。请兄即拨冗赴沪至法界高乃依路一号,偕同赵四即往溪口晤张,取得亲笔函后,即同赵回沪分头索取为荷。赵四处已另电为兄介绍矣。弟汉清叩。叙午。”②

据该密电可知:1、西安事变中,张学良从蒋介石处缴获了诸多秘密文件,包括“对日作战计划、国防部组织草案,及其它公私之函电等”;2、蒋介石获释、张学良被软禁后,这些秘密文件,仍控制在张所信任的人手中,蒋多次命戴笠向张索取,张一直没有交还;3、七七事变爆发,蒋于次日再命戴笠向张索取,至16日左右,张终于答应,可以由赵四小姐拿着张的亲笔信函,引领戴笠指定的“极可靠人员”前往密件收藏者处索取。4、戴笠向蒋介石推荐,由郑介民与赵四小姐接洽。

同日,戴笠密电上海的陈质平,要他向赵四小姐转达,南京方面将派郑介民前来与其接洽。密电全文如下:

“上海古拔路249陈质平先生。密。即转高乃依路一号赵四小姐惠鉴。兹尊汉卿先生之嘱,谨介绍郑介民君前来同赴溪口面商一切。笠叩。铣。”③

同日,戴笠密电张学良,通知其将派郑介民前来取回“对日作战计划、国防部组织草案及其他公私函电”等秘密文件。密电全文如下:

“溪口雪窦寺招待所刘乙光兄。密。译呈副司令钧鉴。佳电早已奉悉。因华北情势紧张,昼夜纷忙,致迟奉复,甚歉。兹遵派郑介民同志送四小姐前来面商查取委座文件事宜,因对日作战计划、国防部组织草案及其他公私函电等,均为委座急须取回之件也。晚戴笠叩。铣。”④

遗憾的是,笔者未能在“戴笠档案”中查询到此事的进一步后续。⑤但考虑到张学良在淞沪会战期间,一度寄望于蒋介石能重新启用自己,前述“对日作战计划、国防部组织草案及其他公私函电”,张应该已经交还给了蒋介石,否则张当不致有此等期望。⑥

蒋介石向张学良索要“对日作战计划”

图:戴笠致电郑介民,请其与赵四小姐交涉,取回张学良手中的秘密文件

蒋介石向张学良索要者,可能是一份局限于淞沪杭地区的作战计划

戴笠档案中的上述密电,所提到的“对日作战计划、国防部组织草案”,究竟是何种内容呢?

国民政府确实秘密制定有多份对日作战计划。1935年拟有《1935年度防卫计划大纲》。1936年又拟有《1936年度国防计划大纲》。该大纲决定以四川为抗日之总根据地;划定五道自北向南的“抵抗线”;认为与日本开战的时机,“最好是预想敌国在西伯利亚酣战时”,国军趁机突入东北收复失地;若无此良机,“则抗战区内之国军尽力抵抗,求时间之余裕,以待国际间之变化”,亦即持久战。1936年底,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又奉命拟定《民国廿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至1937年1月完成“甲案”、“乙案”两份草稿,3月修订完毕,呈送蒋介石审阅。此两案预测,若日本对华北、绥远、山东、福建、淞沪等地有进一步的侵略行动,则中日将全面开战。其中,乙案对战事较为乐观,多言及对日军之攻势;甲案较为保守,强调利用预设的国防阵地,节节抵抗,以持久战求得最后之胜利。以上各“国防大纲/作战计划”,均涉及日军投入兵力及作战方式的预估、国际环境的判断、国军力量的统计、防区的划分、国防工事的修筑、交通通信卫生治安的准备……相当完整。有学者评价,“及至卢沟桥事变发生,当局实际上已基本完成了(1937年)《计划》中所拟各项主要任务”。⑦

显然,1935、1936年度的“国防计划大纲”已经过时,蒋不会需要这两份文件。《民国廿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确实是蒋在“七七事变”后所急需之物,但该计划完成于1937年3月,早已呈递给蒋,并不在张学良手里。

据笔者推测,蒋介石向张学良索要者,可能是一份局限于淞沪杭地区的作战计划。

1936年9月24日,因成都事件,日本政府对华提出苛刻要挟(如划北方五省为“缓冲区域”,实施“自治”,南京中央政府仅保留对五省的“领土宗主权”;在中国全境实施中日“经济提携”),蒋介石曾电告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命其筹划南京、上海、武汉一带的对日作战准备——“据昨今形势,日方已具一战决心,务令京沪汉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俾随时抗战为要。”同日,蒋亦电告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命其与何应钦合作,拟定上海地区对日作战的具体计划——“积极戒备,以防不测,并与何部长切实规定具体计划,但对外应力持镇定,勿示张皇”。11月24日,因日军进攻察绥,蒋介石又致电朱培德、何应钦,“指示应预备察绥事态之扩大,须准备一切,京沪与沪杭两方面尤应积极工作,并作进兵吴淞准备。一面与外交部切商绝交手续。”⑧

自1936年10月22日抵达西安,至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一直在北方巡视,未曾返回南京。这两个月里,何应钦等人所草拟、经蒋审阅修改后的关于“京沪汉各地”、“京沪与沪杭”、“吴淞”的作战计划,仍被蒋带在身边。张学良从蒋身上缴获这些作战计划。是完全可能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也就是7月8日,蒋命戴笠向张学良索要“作战计划”。同日,据蒋介石日记,蒋正在考虑“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逼使我屈服乎?抑将与宋哲元为难乎?迫使华北独立乎?我之决心应战,此其时乎?”并下令孙连仲等部准备动员,“长江沿岸戒严”。⑨

蒋介石向张学良索要的“国防部组织草案”,亦有迹可寻。据“国史馆”所藏“蒋中正总统文物”,1936年11月21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曾向蒋呈递过一份“国防部组织草案”,蒋对该草案亦有所修订。张学良所缴获的“国防部组织草案”的版本,未必是“国史馆”所藏版本,但二者肯定有所关联。⑩

蒋介石向张学良索要“对日作战计划”

图:何应钦等人1936年拟定的“国防部组织草案”之目录

软禁中的张学良,为何一直持有这些文件,尚缺乏材料可以说明

蒋介石获释后,公布了许多宣传材料,如《对张、杨的训词》、《西安半月记》等。这些材料均隐去了 “对日作战计划、国防部组织草案”在张学良手中的信息。如《对张、杨的训词》中仅模糊地说:张、杨二人已看过蒋“两月来之公私文电及手拟稿件”和“手草之各种建国计划及内政、外交、军事、财政、教育等各种政策与方案”,理当发现其中“是否有一言一字不为国家而有自私”;《西安半月记》则仅称张学良已阅读了“委员长之日记及重要文件”,然后领悟到了“委员长对革命之忠诚与负责救国之苦心,实有非吾人想象所能及者”。这种模糊化的处理,显然是不欲刺激日人酿成不必要的冲突,并不难理解。

使人难以理解的是:西安事变后,软禁中的张学良,为何仍继续长期持有从蒋介石处缴获的“对日作战计划、国防部组织草案及其他公私函电”,而未主动将其交还,以致蒋多次命人向其索要?笔者尚未发现任何材料,可以解释这个问题——张学良晚年留下了多种口述回忆资料,一再谈及自己因发动西安事变而读到了蒋介石的日记;但却无一字言及自己曾长期扣留蒋介石的“对日作战计划、国防部组织草案及其他公私函电”。且在日记问题上,张学良的说法也有过很大变化。软禁期间,张曾承认“在蒋介石的日记中看到他的抗日计划,就被感动得决定释放他”;晚年获得自由后,则改口称“我说看了蒋的日记其实是给蒋先生一个台阶下。我是看了,但我看了更生气,唉,里面不谈了。”(11)另据端纳回忆,当年他从南京至西安调解西安事变,曾特意为张学良带去了蒋介石日记,这本日记使张学良决定“以新的眼光看待他(蒋介石)”(11)。如此,则张学良不但读到了缴获的蒋带在身边的近期日记(蒋离开南京两月,必有随身日记),也读到了时间较为久远的端纳自南京特意带来的日记。(12)

此外,张学良究竟把这些文件交给了谁来保管?蒋在七七事变的第二天向张索要这些文件,究竟作何用途(以之为参考,抑或防止其落入敌手)?这些问题也尚需更多资料才能廓清。

蒋介石向张学良索要“对日作战计划”

图:1937年1月4日,国民政府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特赦张学良并交军委会严加管束,对其实施软禁

注释

①(台)“国史馆”藏戴笠档案。典藏号:144-010114-0001-026 。“寓”字笔者恐未正确辨读;“取去”二字,原作“扣留”。②同上,数位典藏号:144-010114-0001-037。郑介民号杰夫。③同上,数位典藏号:144-010114-0001-038。④同上,数位典藏号:144-010114-0001-039。⑤戴笠档案收录有1937年7月25日戴笠的一封制止赵四小姐北上天津的密电,未知是否与此事有关。密电全文如下:“特急。徐州第一军于参谋长平远兄。密。请面交本日北上平沪通车万国睡车上赵四小姐赐鉴。津方面情形复杂,请中止北上,搭今晚津浦南下车回京。届时笠当恭候浦口车站,面陈一切。戴笠叩。有午。”数位典藏号:144-010114-0001-040。⑥戴笠于1937年9月27日曾致电蒋介石报告:“南京。蒋公馆毛秘书庆祥兄亲译。密。请转呈委员长。委员长钧鉴。密。顷接溪口刘乙光函称:旧历中秋节,张汉卿在妙高台饮酒大醉,兴奋异常。于回招待所途中高歌义勇军进行曲,狂呼打倒法西斯蒂帝国主义,拥护领袖,抗战到底,国民党万岁,领袖万岁等口号。并说你们不要以西安事变责我,西安事变是我要领袖成为历史上空前的伟大人物。假使没有我张学良,领袖是不能平安返京等语。查张氏近似深感苦闷,修养功夫仍殊欠缺。日前宋部长于昆山回沪之途中,曾语生云委座已允汉卿回京并予以位置等情。谨闻。生笠叩。感申。”数位典藏号:144-010114-0001-002。⑦马振犊,《1936-1937年国民党政府国防作战计划剖析》,收录于《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民国廿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甲、乙两案,刊于《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1988年第1期。⑧可参见《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36年9月-12月部分。⑨《困勉记》,1937年7月8日。⑩数位典藏号:002-080102-00001-005。(11)郭冠英/采访、张学良/口述,《张学良口述历史首次曝光:西安事变是逼出来的》,(台)《联合报》,2001年10月28日。(12)端纳/口述,泽勒/撰,《我在孙中山、张学良、蒋介石身边的日记》,团结出版社,2011,P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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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xu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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