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关于“向史迪威泼脏水”的批评

最新文章腾讯历史谌旭彬2014-10-10 0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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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便于阅读、甄别计,笔者不拟另行撰文,转以逐段附注的形式回应。

再就远征军史迪威问题与章东磐先生商榷

编者按:

这是笔者与章东磐先生的第二轮交流。此前商榷情形,可见:章东磐:再也不要给史迪威泼脏水了 谌旭彬:是谁酿成了中国远征军大悲剧 。章先生此文,系对笔者《是谁酿成了中国远征军大悲剧》一文的回应。为便于阅读、甄别计,笔者不拟另行撰文,转以逐段附注的形式,再回应章先生。凡“谌按”字样者,即系笔者之回应;余者,系章先生之原文。

章东磐:再谈”不要给史迪威将军泼脏水了”——与《短史记》谌旭彬商榷

不久前,我与史迪威将军的外孙约翰·伊斯特布鲁克先生一起,承腾讯文化频道之邀,在“腾讯思享会”做了一次演讲。我自己是把这三年来潜心研究史迪威将军在中国战场的史料所获心得,抽出一小部分与腾讯网友分享,集中讲了1942年春天,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时的同古战役,并以此战例为立论之基,延伸讲述了自己对史迪威将军于中国抗战之功过的一些看法。演讲发表之后,腾讯一个“短史记”栏目的谌旭彬先生有不同论点,迅速写了一篇《是谁酿成了中国远征军大悲剧》的文章发了出来。本来有争论是好事,可以在更多背景知识的人讨论中寻找答案,可惜谌旭彬的文章既躲开了我所举具体案例的分析与讨论,也绕行于以实证的方法寻找答案的道路之外。他把我的讲述概括为:“不过是对《史迪威日记》内容的简单复述,”并在介绍学术争论时把自己不赞成的观点说成是“捏造”。必须指出,用这样无礼的态度对待持不同意见的人本不是值得认真回应的。我之所以回应他,恰恰是因为他的这种不专业态度与方法,在我们这个饱受语言暴力与非学术伦理长期揉搓的国家有不小市场与相似思维者的共鸣,这种倾向是必须加以纠正的。

谌按:章先生开篇即赐给笔者几项份量极重的“帽子”,曰“无礼”,曰“捏造”,曰“不专业”,隐指笔者使用“语言暴力”,且无“学术伦理”。

且逐一说来。所谓“无礼”,乃是责备笔者“ 把我的讲述概括为 ‘ 不过是对《史迪威日记》内容的简单复述 ’”。笔者的原文是:“上述论断(章文认为:是‘蒋介石扼杀了同古战役击溃日军的好机会’,是蒋介石的干预,使‘中国军队不服从史迪威指挥’,简言之,此战之惨败,与史迪威无关,‘不能这么不公平地对待为我们国家做出很多奉献的人。’),不过是对《史迪威日记》内容的简单复述,并没有将缅甸战场的复杂性充分还原出来。”

查史迪威日记,自不难发现,上述论断,与史的说法完全一致,此即笔者所谓“复述”之由来;至于“简单”二字,乃是鉴于笔者认为章先生“并没有将缅甸战场的复杂性充分还原出来”而作的一点评价。解释至此,若章先生仍觉得该评价“无礼”,笔者亦可换一种说辞,譬如:“上述论断,与史迪威当年在日记中的说法一般无二,并没有将缅甸战场的复杂性充分还原出来。”

再谈“捏造”。章先生谓笔者 “ 并在介绍学术争论时把自己不赞成的观点说成是 ‘ 捏造 ’”,关于“捏造”内容,笔者原文有谓,即:“美国军政界及舆论界自1940年代以来对“史迪威神话”的捏造”。“不同学术观点”当然不能指为“捏造”,然笔者所指之“史迪威神话”,却乃事实之争,而非观点之争。最典型之例证,莫过于白修德先生对史迪威日记及文献的删减处理(有无“删改”,笔者尚无法断定),以致今日大陆所流传之各种版本的的《史迪威日记》中文译本,均非全本。未知章先生所读到的《史迪威日记》,又究竟如何?此处顺便一提:章先生后文所拎出的的一大串“ 寻求学术支持 ”的人名里,不少人即曾颇受白修德所整理之文献影响。

至于“不专业”,笔者自不敢以学者、专家自居,为一学术搬运工,已耗尽心力。至于章先生雄文侃侃,却吝啬于向笔者提供哪怕一条小小的注释,诚可慨也。

“语言暴力”、“学术伦理”之论,说开去真是难有穷尽,就此打住。 上述诸项帽子之外,还有“躲开”、“绕行”之责。此节留待下文再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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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爱在史料中漫游,唯一目的在于寻找真相,对于逞口舌之快的论战向无兴趣。但谌旭彬一眼就看出我很多问题,我眼拙,拜读雄文好几遍,仅能简单地对谌旭彬文字中的叙事、逻辑与知识三个方面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以期尝试着与网友们共同拨开迷雾,寻找历史的真相。

一、《是谁酿成了中国远征军大悲剧》一文的叙事问题

谌旭彬《是谁酿成了中国远征军大悲剧》:“1941年末,10万中国精锐远征军先后入缅抗日,由美国将领史迪威指挥。”……

上面是谌文开头的第一句,三处都错。在与谌先生讨论逻辑与知识之前,先说一点与做史学有关的基本叙事要求,就是数字要力求准确,形容词要慎用,谌文“1941年末,10万中国精锐远征军先后入缅抗日,”头一句,两个数字都不准确。首先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始于1942年初,而非1941年末(谌旭彬喜欢引用的杜聿明回忆文章中有详述)。

谌按:章先生读书不认真。笔者所据,恰是杜聿明所撰《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大约章先生只看到了杜文前半段:“按照‘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的意见,中英军事同盟早应成立,以便中国军队及早开入缅甸布防。可是英方迟迟不决,直到1942年2月间,中国军队才先后动员入缅”,却没有看到杜文后半段屡屡提到:“自1941年12月11日中国军队动员入缅开始……”“自1941年12月11日中国远征军开始入缅起……”,“11日正式下达动员令”,1941年12月16日,蒋介石“令第五军、第六军动员入缅,协同英军作战”……章先生执意要以前一时间点为其“入缅行动”的开始之时,自是章先生的自由。恕笔者不能奉陪。笔者坚持以“动员令”之下达时间为准,个中深意,乃在于该时间点至次年2月的数月差距里,有极重要的中英、中美乃至中苏外交关系存焉。换言之,“入缅行动”不是单纯的军事行为,更是复杂的外交行为。

顺带一提:章先生所有论述的最严重的问题,恰恰是几乎完全摒弃了对远征军及史迪威问题的外交层面的考量。章先生责我 “躲开”、“绕行”,不紧随其论述步伐,与之讨论“同古之战”的是非成败,我却要责章先生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为史之眼光、视野过于仄逼。此即笔者前文强调章先生“ 并没有将缅甸战场的复杂性充分还原出来 ”之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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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入缅的也非“10万”,中国军队拟入缅作战的军队编制为九个师、新兵训练处下辖二个团和几个直属营,如果军队人员满编,的确可达十万之数,但中国军队缺员严重,其中装备最精良,管训最好的师约为8000人,第六军各师普遍仅六千~七千人,有的师更少至五千人。九个师加上直属部队和军部,能有八万人的实数已是上限。

谌按:“十万远征军”,乃一种较普遍的概略描述。章先生较真,自是好事,上述考证也给了笔者一个学习的机会。然笔者手中恰有章先生所著之书《父亲的战场》,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其中第160页,章先生叙述如下:“为着保卫滇缅路的第一次远征,最值得我们反思的不是所谓的二次‘大捷’,也不是注定来临的失败,而是十万之众的中国精锐之师比打输了架的村妇还不如的脓汁四溢的大溃逃。”严于责人,轻于律己,此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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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精锐”一词,在军事学表述上有严格界定,不能乱用。第一次入缅军队中,可称精锐的,仅戴安澜之200师,廖耀湘之22师,孙立人之38师,其它如陈仿吾之55师,刘伯龙之28师,吕国铨之93师等等,或则遇敌即溃,或则畏敌怯战,甚至有整团新兵竟未经射击与任何战术训练, 芒市出发前三天才发枪(台版史政编译局之《滇印缅参战官兵访谈录》)。蒋先生直斥为“军长甘丽初空手北退”,“军长无能”(蒋介石日记)的部队也被谌旭彬一股脑贯以“精锐”之名,则属不严谨。

谌按:“精锐”一词,究竟“ 军事学表述上 ”如何界定,恕笔者孤陋寡闻,翻遍《中国军事辞典》编纂组所编纂之《中国军事辞典》(解放军出版社1990),遍寻不到“精锐”一词。笔者所据,乃蒋介石之言:“(远征军)为我国军唯一精粹之部队,……故彼等绝对不能挫折,苟有挫折,其影响将为整个中国不可挽救之损失。”未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最高军事统帅之身份,其“精粹”二字之评价,能入章先生之法眼否?再,前文所引,章先生《父亲的战场》一书第160页亦有称呼远征军为“十万之众的中国精锐之师”之辞,所谓“州官放火百姓点灯”之典,此之谓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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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谌文中那句“由美国将领史迪威指挥”,更是极不准确的表述。蒋介石于1942年3月10日任命了史迪威为入缅华军指挥官 ; 又在次日任命了杜聿明为入缅军总司令,并且写信给杜聿明,让他当面告知史迪威最后方略。蒋先生不仅给这支远征军任命了二个统帅,并且,蒋先生从未放手让其中的任何一位真正行使总司令的权力,捡阅蒋先生那些天的日记,其动不动就给杜总司令“手书数千言”、“指导缅战方针极详。”蒋先生自己从未避讳谈遥控指挥,不知谌先生那句由史迪威指挥的简单表述依据何在。必须要指明的是,在军事学上,指挥权是否授予了指挥官,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具体体现在对军队的战场布局,作战调动,和必须与之配套的对所辖各级军官的奖励与惩罚权。而在这个战场上,最重要的战场布局和作战调动权,全部都被蒋先生或明或暗的牢牢握在手里,既没有给史迪威,也没有给杜聿明,连日本人都看得很清楚:“蒋表示将在缅的全部军队仍置于史迪威中将的指挥下,而受亚历山大上将的全面指挥。”“然而,实际掌握中国军队指挥权的,还是蒋介石,虽是亚历山大和史迪威两将军所发布的命令,但全部必须经过蒋介石的认可方能实行。”

谌按:章先生此处,又一次忽略了远征军指挥权背后的外交复杂性。关于此节,笔者在前文《是谁酿成了中国远征军大悲剧》之第二节,已有扼要叙述。简言之,其一,史迪威来华初期,蒋曾对其寄予莫大厚望,乃至于曾向罗斯福表示支持由史迪威来主持整个缅甸战场。其二,蒋赋予史迪威的指挥权是有明确限制的,正如其对史迪威本人及英军统帅亚历山大所言:“在余指示之范围内英方所提要求,皆可以予以同意。”“(我)曾嘱彼(史迪威)如涉及全局战略及部队之配置,必先得余之同意。将军与史迪威将军可讨论作战之任何问题,惟若欲变更战略及部队之配置,应如今日讨论情形,事先得余之同意。”其三、就职务而言,当日各方均承认史迪威乃除蒋介石之外,远征军的最高指挥官,至于其最高指挥权能贯彻到何种程度,端赖其与蒋介石能在远征军战略问题上达成何种程度的合作。事实上,蒋基于外交考量,亦曾就战略问题屡有妥协,以至于杜聿明曾抱怨“蒋对我无直接指示”。简言之,笔者谓“远征军入缅抗日,由美国将领史迪威指挥”,乃客观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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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谌文第二句:“及至1942年5月,久战无功,反丧师过半,血流成河。此即第一次缅甸战役之惨败。”……

这句又是同样错误颇丰。真实战况为,自3月20日200师始战同古,顽强抵抗日军近十天,并一度使日军第五十五师团“由于不断出现伤亡,攻击力几乎已达极限”,日军称“当面的敌人是重庆军第200师。其战斗意志始终旺盛,”“虽说是敌人也确实十分英勇,军司令官饭田中将及其部下对其勇敢均表称赞。”蒋先生亦称同古之战为敌遭重大打击,而我军并无多大损失且主动撤退,足寒敌军之胆。甚至据此推断彼倭必不敢向缅北轻进矣。所以,同古之战已经否定了谌旭彬“久战无功”之说。另外,3月19日,孙立人师之刘放吾团,为解救被围英军,与英军装甲部队协同突袭被日军围困的仁安羌,毙敌数百,成功打开被围英军的撤退通道,孙立人并因此役而获英王颁发勋章。上述两例可证“久战无功”之说不成立。

谌按:远征军入缅自有其战略目的。中国愿出兵缅甸,最初目的乃是为了保护海外物资运输线。但仰光3月份之失陷已使此一战略目标难以达成。及至四月,蒋对英军统帅亚历山大明言:“今仰光已失,余对缅甸战役有两个目标:一、尽一切方法保护(仁安羌)油田;二、为政治上之理由保卫曼德勒。”蒋并告知史迪威:中国军队在缅甸面临两重危机,积极进攻胜算堪忧,“第一、当地民众倾向敌人,对我并无好感;第二、缺少统一指挥。历史上之联军,因指挥不统一而失败者数见不鲜。”故此,蒋明确要求:“在此两种危机未能解除以前,我入缅作战部队只应取消极态度,不应过分积极,自不宜远离根据地向前突进。”这种有限度的保守策略,亦同样基于种种复杂的外交、政治考量,既要从国际层面考虑到——“中国军队的进退之策,……(惟有)与敌在缅甸周旋到底之一法,否则虽保全一部兵力,然对国际地位与国军声望甚为不利。”又要从国内政治角度考虑到——“(远征军)为我国军唯一精粹之部队,……故彼等绝对不能挫折,苟有挫折,其影响将为整个中国不可挽救之损失。”——恰如蒋所担忧的,远征军之惨败,给国内脆弱的抗战派系联合造成了巨大震荡,晋阎之对日接触,即随之复燃趋于频繁。

简言之,同古、仁安羌虽有斩获,然重庆统帅部所寄望于远征军的所有战略目标,无一达成,谓之“久战无功”,岂非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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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至5月,除了同古之战,中国军队中路采渐次抵抗撤退,并无一场师一级的对决发生。东翼,日军一次强袭,二百师于棠吉力挽狂澜而未竟功,腊戍中国守军望风而逃,溜走的比死得多,战略咽喉腊戍为日军轻夺。所以“至1942年5月”,从未有局部与全局战场上“丧师过半”之事发生。后面大比例死亡超过军队半数的事虽发端于5月,系因杜聿明违抗史迪威和罗卓英向印度撤退的命令,在蒋先生直接授意下,试图经密支那回国,而又未令先头部队抢占并固守密支那,被比我军晚二日从东翼穿插而至的小股日军轻取,切断了中国军队经密支那东进归国之路。这一次被迫进入野人山区后,的确横尸遍野。等蒋先生想明白了,终令杜聿明撤往印度时,第五军入野人山部队确已“丧师过半”。这出惨剧乃蒋、杜共同导演,责任归不到史迪威头上。谌先生用“血流成河”来形容病饿而死的人确有新意,我是第一次看到。

谌按:略言之,章先生并不否认第一次缅甸战役最后“丧师过半”之结果。其纠结者,乃是战事虽于5月份基本结束,但大量伤亡却发生在之后的撤退途中,故“ 这出惨剧乃蒋、杜共同导演,责任归不到史迪威头上 ”。事实果真如此乎?

据白修德删减版《史迪威日记》,史迪威最早在4月16日,即已意识到“我们即将溃败”,但直到5月3日,史才召开会议,正式对中国将领宣布撤往印度,这近20天的时间,已足够让大部中国军队不必走后来的野人山,安全撤回国内。事实上,据日军战报,回国关键通道密支那,直到5月7日才被日军占领。其余缅北重要城市,除腊戍外,亦同样陷落于5月份之后。换言之,整整半个月的时间,史没有为远征军撤退归国做出任何安排。但在这近20天时间里,据其日记,史迪威一方面无视蒋介石命其率远征军撤回中国边境的命令;另一方面,却不但与英方就远征军去印度有所磋商,甚至还向美国陆军部请示“去什么地方——印度还是中国”——美国国务院曾质疑“他为什么要问美国而不问蒋介石呢?”惜马歇尔谨慎选择不介入该是非,其“不明确”指示,令史失去了以美国陆军部压迫蒋介石就范的机会,故而,当木已成舟,史回重庆接受蒋的质问时,他的辩词是:自己“并未令任何华军入印”。

至于“血流成河”一词,不得不承认,确实不如章先生“脓汁四溢的大溃逃”之“脓汁四溢”来得“有新意”。“脓汁四溢”,笔者也是第一次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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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文:“史迪威对此败应负何种责任,乃至其在1942-1944年间,对中国抗战产生了何种巨大负面影响,海峡两岸以及海外史学界,已有相当成熟的讨论。”……

看到这句,我都说不出话来了。你先定性史迪威“对中国抗战产生了巨大负面影响”,跟着那句“海峡两岸以及海外史学界,已有相当成熟的讨论。”似乎史将军之过早为海内外史学界板上钉钉般取得共识。这是一句很不光彩的诓语,因为海外史学界公认的多位CBI研究学者、亲历者和历史作家们,如芭芭拉·塔奇曼、赫伯特·菲斯、查尔斯·罗曼纳斯、赖利·森德兰、约翰·佩顿·戴维斯、弗兰克·麦克林恩、费正清、白修德、约·斯·谢伟思、西格雷夫、迈克尔·沙勒、多诺万·韦伯斯特等为那段史学叙述提供过“相当成熟的讨论”者的著作中,并无一位认可史迪威对中国抗战有“重大负面影响”。谌旭彬先生采用障眼法的方式遮蔽真实学术信息,对立论基础偷梁换柱,对不合自己意的信息故意屏蔽,如喂填鸭一样对待读者,有违通俗历史写作者的本分,更不是历史讨论应有的方法与作派。谌文中所提到的齐锡生先生等,他们几位的著作反而并不在“成熟的讨论”之中,而是近些年涌现的几位对“成熟的讨论”提出挑战的学者。我并无轻视挑战者的意思,而且我还对挑战者尊重有加,因为没有挑战就没有进步。只不过没必要给挑战者戴上“相当成熟的讨论”这顶随风招摇的羽毛帽子,这样的表述不客观,也不准确,一付拉大旗做虎皮的面孔。

谌按:笔者谓“相当成熟的讨论”,所谓“成熟”,意即正、反意见、材料均已得到较充分的披露与解读。然笔者并未说“相当成熟的定论”,何以章先生却要一口咬定笔者认为“ 史将军之过早为海内外史学界板上钉钉般取得共识 ”?所谓“ 诓语 ”之责,真不知从何说起。

再,章先生拎出来的一大串人名:“ 芭拉·塔奇曼、赫伯特·菲斯、查尔斯·罗曼纳斯、赖利·森德兰、约翰·佩顿·戴维斯、弗兰克·麦克林恩、费正清、白修德、约·斯·谢伟思、西格雷夫、迈克尔·沙勒、多诺万·韦伯斯特 ”,其背景身份,姑且让我一一道来,看看究竟都是何等成色:

芭拉·塔奇曼 ,美国作家,普利策奖得主,《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1911-1945 》一书作者。该书出版于1971年。

赫伯特·菲斯 ,美国学者,《中国的纠葛》一书作者,其中较大篇幅涉及史迪威事件。该书出版于1953年。

查尔斯·罗曼纳斯 与 赖利·森德兰 ,美国陆军部历史学家,合撰有三卷本《中缅印战区史》。该书出版于1953年到1959年。

约翰·佩顿·戴维斯 ,史迪威在华期间的政治顾问,撰有回忆录《抓住龙尾 戴维斯在华回忆录》。该书出版于1975年。

弗兰克·麦克林恩 ,著有《缅甸战役:从灾难走向胜利 1942-1945》,其中文译者形容其为“因演绎历史而知名,或许可以认为他是英国的易中天”。该书初版时间未详(当在2000年以后)。

费正清,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主编有《剑桥中国史》及《美国与中国》等专著。

白修德 ,美国记者,与史迪威私交甚厚,《史迪威文件》整理者,1948年出版的《史迪威日记》,即经白之手,大幅删减。

约·斯·谢伟思 ,美国驻华外交官,曾就职于史迪威的驻华美军总部。留有回忆资料及报告文件多种。

迈克尔·沙勒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著有《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该书出版于1979年。

多诺万·韦伯斯特 ,《纽约时报》撰稿人,著有《滇缅公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印度-缅甸战场壮丽的史诗》。该书在中国备受批评,如“在多诺万·韦伯斯特笔下,中国军队却完全被忽略、淡化,甚至一句不提,成为作战主力着力描述的却是那支只有3千人、外号为‘掠夺者’的美军‘5370混合支队’。”(云南日报2007/07/30)“只能看作一部描写参战的美、英部队的文学著作,有些像我们所说的‘戏说’,谈不上‘纪实’,更不是‘历史’”(王伯惠,中国驻印军新三十八师、新一军军部翻译)

简言之,章先生前述所罗列者,有一个特点,即:其论著发表于1970年代之前者居多,这批作者,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美方档案,而极少利用中方档案,如蒋介石日记、大溪档案等等,以互为参照。有限两位2000年后出版著作者,其具体成色,已如前所述。余者,则纯系史迪威左右之人。笔者指出此点,其意并不在全然否认上述诸人著作之价值,然须知无论中外,关于史迪威研究,自中方档案被充分利用后,实已发生莫大之转变。笔者所介绍之学者,齐锡生先生之著作出版于90年代,方德万先生、杨天石先生的研究则更晚一些,均已能较充分利用中、美两造之档案。综上,究系章先生所罗列之诸人的研究“成熟”,还是笔者所列举之诸人的研究“成熟”,并不难判断。至于章先生所罗列之诸人“人多势众”,该现象,实有如麦卡锡主义等等特殊历史成因,自不必深论。所谓“ 拉大旗做虎皮的面孔 ”,这顶帽子,恕笔者不敢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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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分析这一小段,后面那么长,错漏之处,网友们自己看吧。

二、《是谁酿成了中国远征军大悲剧》一文的逻辑问题

《是谁酿成了中国远征军大悲剧》一文小标题“国民政府(蒋介石)在缅甸的战略利益,与美国(史迪威)在缅甸的战略利益,是不一致的”。

防卫缅甸,既符合中国守住国际援助通道的战略利益,也符合美国援华物资不被日军切断,使中国继续留在抗日同盟中的战略利益,在这一点上,中美并无战略利益不一致之处。如果战略利益都不一致,能成盟友吗?我真想看看谌文中是怎样分析这一问题的,结果,谌文只是在标题上用了“战略利益”这个大帽子,内文中论述的并非战略利益,而是作战构想的分歧,具体为谁来打,在哪儿打,怎么打,打到什么程度,谌文所试图论证的并不是战略利益的不一致,而是战役构想的不同,你引文中蒋先生所云“战略利益”被你误读了。顶那么大一个战略利益的标题,讲的全是题外话,明明只是作战方法与意图不同,偏要说成战略利益不一致,江湖医生常这样唬病人,把癬疥之疾说成膏肓绝症。

谌按:其一,章先生显然没有注意到,远征军在缅甸的“战略利益”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的。入缅商讨及开拔初期,“ 守住国际援助通道 ”确实是远征军的“战略利益”,说此点与美方一致,也无不可。但仰光的迅速失陷及英军的不占而撤,已使缅甸局势发生变化。作为因应,重庆方面亦修改了远征军在缅甸的“战略方针”,蒋开始更多地从政治、外交层面考虑缅甸问题。关于此节, 《是谁酿成了中国远征军大悲剧》 一文实有扼要叙述。

其二,章先生显然也注意到了笔者此节扼要叙述,但却认为笔者“ 内文中论述的并非战略利益,而是作战构想的分歧 ”——殊不知,采取“保守策略”抑或采取“积极策略”,此种作战构想的不同,恰是中、美在缅甸战略利益不同的折射。章先生责我“ 唬病人 ”,我却要责章先生刻意装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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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先生称我的演讲“并没有将缅甸战场的复杂性充分还原出来。”于是我努力从谌文中去寻找他还原出的那片战场的复杂性,可惜,没有任何与战争与军事行动有关的信息透露出来。你讲战场的复杂性,只字不提兵力、训练、火力、战力、布署、供给、指挥、协调、输送、通讯、地理、气候,谈得全是非军事要素。我讲同古之战,信息要件全是敌人有多少,战斗力如何,双方在某一天的态势,史迪威的反攻计划是如何构想的,蒋先生是怎样干预的,因此,那个就在手边的取胜机会是如何丧失掉的。你如果觉得我对战场的复杂性估计不足,没关系,你帮助我补充信息,咱们一起分析,为此吵架都行。可惜,你拿上来撑场面的全是与同古战事无关的背景资料。本来这就够糟糕了,为了充分汲取谌文的资料来源,我点开谌文注8(2014年9月17日17时)后面那个标为[详细]的链接,结果是一篇《抗战末期美国为何会爆炒蒋介石外遇传闻》的花边文章,和谌文要论述的罗斯福是否支持史迪威统一指挥缅甸盟军全无关系。为什么会这样?

谌按:仍是前文所述之老问题,在章先生眼里,“ 战场的复杂性 ”除了“ 兵力、训练、火力、战力、布署、供给、指挥、协调、输送、通讯、地理、气候 ”,似乎再无其他,外交、内政诸多方面,均被置之脑后。笔者关于“缅甸战场的复杂性”,有明确举例,原文如下:

“上述论断,不过是对《史迪威日记》内容的简单复述,并没有将缅甸战场的复杂性充分还原出来。试举两例:其一,国民政府(蒋介石)在缅甸的战略利益,与美国(史迪威)在缅甸的战略利益,是不一致的。其二,蒋介石给予史迪威的“指挥权”是有明确限制范围的,这种限制范围,被多次公开申明,但史迪威始终无意服从这种限制。”

明确表述至此,章先生竟能谓“ 我努力从谌文中去寻找他还原出的那片战场的复杂性,可惜,没有任何与战争与军事行动有关的信息透露出来 ”,实可谓装盲人的一把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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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旭彬为了支撑自己的“论战”,在注释中推出了两位他认为是重磅的人物:“港台学者,有梁敬錞之专著《史迪威事件》,以及齐锡生之专著《剑拔驽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合作关系》(梁、齐均有极深的美国学术血统);……”什么叫“美国学术血统”?我真看不懂。他这汪血有多深我不知道,但齐先生在讲述同古战役时,两个最基本的数据都没搞清楚,一,56师团参加同古作战人数,他只含糊的讲了56师团仰光港登陆,并参加了三月底的同古作战。乍一看,似乎一个师团都来了,其实一共才来了平井搜索联队的404个人。所以,即便加上他们,陈兵于同古战场附近的中国军队三个师外加军属骑兵与装甲兵团,兵力仍是数倍于日军。另外,右翼战场英军撤出普罗美的日期,齐先生说“在此关键时刻,英国人单独决定脱离战场,在3月27日放弃普罗美,从而使得中国军队的西侧立即暴露在日军威胁之下。”齐先生马虎,只看了史迪威3月27日的日记,而没有看懂后面几日史迪威对英军于普罗美反击与防守的记述,英军放弃普罗美是四天之后。而且中国军队的右翼也不可能“立刻”暴露于日军威胁,有一架南北走向的庇古山脉,挡在日本人和同古战场之间,地图上的直线距离大约120公里,山上只有鸡肠子一样的小道,日本人翻过来需要时间,他们就是孤军深入,无力分兵,没可能让中国军队的西侧立即暴露于日军的威胁;而且在英国人撤走的前二天,中国军队先已放弃了同古,根本没有右翼可供暴露了。由此可知,并不是史迪威将军如齐锡生先生所说:“根本不知道他面对的敌人到底有多少兵力。”而是齐先生自己没弄明白“敌人到底有多少兵力”,也没整明白,既便英军在中国军队撤走之前先丢了普罗美,日军也威胁不到防守同古的中国守军。这两个要素一变,战场态势与齐先生描绘的就天差地别了。用缺乏战场准确信息的著作支撑“论战”本就很不专业,把缺乏军事知识的作者一厢情愿地贯以“极深的美国学术血统”,人家自己恐怕也不敢答应。

谌按:笔者谓“ 梁、齐均有极深的美国学术血统 ”,自二位学术履历,即不难看出。梁敬錞先生早年就学于伦敦大学,后回国服务于国民政府。1948年辞职赴美,居于纽约,专务学问。后任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齐锡生先生1960年代赴美求学,学成后任教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此二位之为学,均能兼用中、美两造档案资料,且受美国学术训练之熏陶。笔者谓之身具“ 极深的美国学术血统 ”,乃再正常不过之评语。章先生絮叨虽多,于我之叙述何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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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旭彬文注释:“海外学者,最典型者,莫过于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方德万(Hans van de ven)之专著《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1945)》,方氏出身费正清学派,其“倒戈”意味着即便在对国民政府持最“左”之批评立场的西方学术界,也已无法接受美国军政界及舆论界自1940年代以来对“史迪威神话”的捏造。”举一个倒戈的,就能证明那个“西方学术界”全倒戈了吗,逻辑上错到没边了。另外,用“捏造”这个词是很严重的人格攻击与学术道德指控。你既已给“美国军政界及舆论界”这么庞大的群体戴上“捏造”这顶帽子,你就必须扛得动这项指控,对自己提出的指控负起举证责任,精确地证明诸多战争参加者、研究者、记述者哪些地方捏造了神话。使用这种含有语言暴力的腔调讲话,是给借用《史记》这个不朽历史名称的栏目丢人。史学方法类似法学,辨历史有点象打官司,你可以不同意前辈历史学者的观点,请你用事实来说话,不要用泼脏水的方式来污名化对手。

谌按:方德万出身于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重镇哈佛大学,师从孔飞力(孔师从费正清),其所著《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1945)》,因能同时使用中、美两造档案,其论述已迥异于其前辈孔、费诸人。以方氏在西方学术界之重量,其“倒戈”自有其不可轻视的代表性。章先生不愿承认此点,笔者亦无法可想。然章先生质问笔者“‘ 西方学术界 ’ 全倒戈了吗 ”,却是实实在在的“捏造”。笔者原文谓:“ 其 ‘ 倒戈 ’ 意味着即便在对国民政府持最“左”之批评立场的西方学术界,也已无法接受 ”——所谓“ 对国民政府持最 ‘ 左 ’ 之批评立场的西方学术界 ”,即所谓的哈佛-费正清学派。费派关于国民政府论述之“左”,可参考麦卡锡主义时代美国官方之论断(额外提一句:提请注意笔者“左”字之上有引号,切莫谓笔者此处是在彻底否定费派学者。)

至于“捏造”一词,前已举白修德删减史迪威日记之举。姑举一例,笔者曾于Charles F. Romanus, Riley Sunderland:《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一书所引用之档案中发现,史迪威日记1944年9月10日条下有相当文字量的关于其支持李济琛推翻重庆国民政府的记载,但翻遍国内各种以白修德1948年编纂版本为底稿翻译的中文译本,该日期下,日记阙如,无一字留存。此种删减,已非“捏造”二字可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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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小地方,如谌旭彬文一处注释:“大陆学者,较具代表性者,如杨天石之《史迪威假传罗斯福指示策划暗杀蒋介石:开罗会议前后侧记》、《史迪威事件中的蒋宋矛盾——蒋介石日记解读之二》,……”您太逗了,连您自己文中都说老章讲得是同古战役这个案例,拜托寻求学术支持的时候好歹也找点讲同古的论文来说话,不要犯不想当厨子的木匠不是好丫环这样的低级逻辑错乱。

谌按:其一,笔者该注释,乃是置于“(关于史迪威之于中国抗战之功过)海峡两岸以及海外史学界,已有相当成熟的讨论”下,并非针对章先生所津津乐道之“同古战役”而作之注释。章先生如此深文周纳,其目的,自然旨在令未读过笔者文章之读者产生一种虚假印象,即笔者找不到可与章先生之说辞相抗衡的“学术支持”。

其二,同一注释下,笔者尚引用有“黄道炫之《缅甸战役蒋介石、史迪威失败责任具体分析》”,该文颇多涉及同古战役之讨论,章先生却再度装盲人,对此视而不见。反振振责备笔者“ 拜托寻求学术支持的时候好歹也找点讲同古的论文来说话 ”,如此“商榷”,夫复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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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腾讯演讲结束后,与谌旭彬有过交谈,当时他坦承自己不懂军事,我立即就停止了与他的讨论,因为我们是在谈战争。人都有自己不懂的学科,一点儿都不丢人,只不过,既然你不懂军事,就不要用偷换概念、打乱拳的非专业方法来进行“论战”。正确的方法应是以对我论述的具体问题以靠得住的证据来反驳,而不是避开自己知识无法支撑的专业讨论,偷换辩题。这种既不专业,又不讲逻辑的手段不是治学者应取的态度。谌文看似乱无章法,其实他是习惯地用非逻辑的方法,构建自己的内在“逻辑”:凡为谌旭彬所青睐的,就是“海外史学界”中的“相当成熟的讨论”者,并被加戴“美国学术学统”“极深”的桂冠。而凡是与谌旭彬观点不同的,概为“自1940年代以来对‘史迪威神话’的捏造”团伙成员。这种逻辑,既断绝了他自己以讨论寻求真相,增进知识与优化研究方法的机会,也恶意阻断读者们通过阅读更多学术著作寻找真相的路径。多年来,中国近代史教育都是以这种口吻教学的,所以,我并不奇怪谌旭彬受这种不正确方法的影响,只是希望年轻读者们不要循着这种简单思维的模式,用非系统、反逻辑的碎片化堆砌来构筑自己的史观。

谌按:此段乃章先生对笔者为学态度的评价,其断语无论优、劣,均是章先生之自由,笔者不拟自辩。仅愿就学术问题,与章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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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谁酿成了中国远征军大悲剧》一文的知识问题

史学是尤其讲究实证基础的学问,什么是实证,就是支撑立论的证据是真实可信的,不能是错的,不能是假的,不能是掺过水的。而知识不足,会容易贴近同样知识不足、但故事讲得天花乱坠的挑战者,齐锡生先生总的研究态度是认真的,但目的就不是找真相,而是“就1944年缅甸战争提出一个和学术界传统看法并不一致的观点。”一开始,脚就站在非实证一边,这样,支持他达成与“学术界传统看法不一致的观点”的史料他就引用,不一致的就不引用,或断章取义的割裂再掺上水引用。加上他本身不懂军事,与战争相关的背景知识也不足,诸多分析本就建立在不准确的信息基础上,主观倾向性太强,臆想的成分过多,那部厚实的《剑拔弩张的盟友》,实际就如一栋建在冰面上的色彩斑斓的房子,真相的阳光一照,地基融化掉,就什么都没有了。客观地说这本书是下了大功夫,也的确起到了启发人从另外角度思考的作用,但这本书的结论是没有价值的。谌旭彬以这部书作为支持自己论点的证据,而对其中的错误并无甄别之功,知识储备不足的问题就漏底了。齐先生的书中不少地方断章取意、数字不准、时序错位、因果颠倒,臆测过多,以这样的不严谨做立论之基,唬外行可以,蒙对那段历史熟悉的人就过不去。谌旭彬为什么盛赞齐先生,概因他对那段历史并不熟悉,所以看不出错处。任何一本书,是否有价值,先看硬伤多不多,而原始数据是否准确,是检验硬伤的硬指标。如果原始数据错漏较多,后面的分析再花枝乱颤也没有学术价值,所以,不要用学术血统深不深来吓唬人。顺便说一句,血统只有纯不纯,用深来形容血统纯正是个病句。

谌旭彬“简言之”概括我的观点“不过是对《史迪威日记》内容的简单重复”这句话同样也露了他本人知识不足的马脚。史迪威将军是战区级的战略军事家,他的日记中有时一句短语背后延深的军事史学背景,都需要极为细致的调查与分析才能解读。请不要轻蔑地说谁“不过是对《史迪威日记》内容的简单复述,”我从未认为自己够资格、有本事“简单复述”这位战略家的战场日记,那需要比我深得多的军事学养和极为宽泛的背景知识。另外,既然谈“战场的复杂性”,拜托把与军事相关的知识也多少揉一点进来,别借战场这口专业锅乱炖那些和打仗不相干的东西。我仍然感谢谌旭彬的这篇文字,他先错误定调之后毕竟点了题,我在那次腾讯演讲中的确重点讲了同古战役。其实只要仔细看看腾讯形成文字的那篇老章演讲,你就可以明白,同古之战中国军队是否曾有大胜的机会,而这个机会断送在了谁的手里,要厘清是非与责任,需要的是知识。

谌按:章先生此前装盲人,该看见的文字往往看不见;此番却又不知为何,笔者于 《是谁酿成了中国远征军大悲剧》 一文中,只字未曾引用齐锡生先生的 《剑拔弩张的盟友》 一书提供的材料与论断。章先生却能洋洋洒洒,借批评齐先生,进而指责笔者 《是谁酿成了中国远征军大悲剧》 一文存在严重的知识问题。夫复何言!!!夫复何言!!!

至于“不过是对《史迪威日记》内容的简单重复”,开篇之处已有回应,此不赘述。至于“同古战役”,笔者虽未直接讨论,然文章指出,章先生完全忽略了缅甸战场在外交层面的复杂性,“同古战役”实际上亦同样置身此种复杂性之中,将此一背景纳入之后,始能就“同古战役”做出更客观的评价。此节未能廓清,章先生津津乐道“同古战役”,在笔者看来,实是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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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蒋介石与史迪威的作战谁优谁劣?

我讲为什么同古有机会打赢,和为什么是蒋先生掣肘导致同古之战构想流产。你和我扯蒋先生确定要守曼德勒,史迪威不听蒋先生的话,所以导致中国远征军败绩。好,我就按你的思路谈一谈史迪威与蒋介石的作战构想谁优谁劣。杜聿明回忆说蒋先生去了缅甸,看到曼德勒一带山峦叠嶂,因此决定在那里防守,并期以在此地与日军决战。这种想法纯粹是纸上谈兵的无稽之想,为什么,因为曼德勒这座城是南缅几条北上之路的交会处,所以缅甸王朝定都于此,可以俯瞰南缅,同时扼住北上通道。的确,在冷兵器时代,靠城墙加上滚木檑石,甚或煮沸的粪汤就足够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了。但1942年的攻击者不是骑着马耍着大刀来的,他们拥有从海上运来的重炮,还有会扔炸弹的飞机,一但沿两条纵谷分别进击的日军会师城下,站稳脚跟,摆开架势打,这座城全无固守的可能。南京的城墙比曼德勒高得多、厚得多、坚固得多,我们守了几天呢?实际上,史迪威预见到要想守住曼德勒,必须先守住同古,同古弃守,单凭曼德勒一座孤城是守不住的。这座城守不住,蒋先生看不懂吗?他当然看得懂,他心知肚明此地守不住,你如果真以为此地有山峦叠嶂他就决定守,就真太小看蒋先生了。他没那么小儿科,只不过谌旭彬没看透,蒋先生其实就没打算战火真能烧到曼德勒,他预期日军不敢北上,预期日军必因近期发动攻俄而无力北上,预期二百师的抵抗会打消敌人北上之念,甚至预期缅甸的雨季阻止日军北上。所有这些,在他日记里一次又一次的出现,与其说是他的预见,倒不如说是他的期望。可惜,敌人完全不按他的预想出牌,没一件事被他料中。他的这些念头,杜聿明们看得懂,但是不敢明讲,所以他赞同史迪威以三个师的兵力在同古防守并行侧翼反击的构想;谌旭彬是没看懂,倒是敢讲,以为蒋先生在曼德勒设防的构想何等英明,完全没明白蒋先生内心是怎么打算盘的。

假如史迪威完全按照蒋先生的思路,屯兵于曼德勒,而不做同古之争会是怎样的结果,敌人会与我们在曼德勒发生会战,然后我们能够按蒋先生的预想守住曼德勒,保住北缅和通往中国的国际援助线吗?这个辩题只需稍微了解缅甸的地理信息就知道了,曼德勒的确四通八达,守住此地就守住了多条要道,只不过这是冷兵器时代的战略要地概念,过时了。曾经对于古代缅甸王朝有利的必据之点,却非现代中日之战易守之地。四通八达对于旧式的统治是优势,而面对强大攻城火力的防守是劣势,因为敌人至少可从东、南、北三面来袭;尤其要命的,中国军队异域作战,曼德勒远离后方,弹药、给养、兵员补充要靠通往国内的交通线,此线一断,几万人拥在一个毁于战火的孤城里,四野都是敌人,打都不用打,直接困死了。缅甸战局的急转直下,即是日军抄了我们后路,从心理上造成了中国军队被四面包围退无死所的态势。蒋先生押宝是曼德勒会战不会发生,所以虚声大气地豪言在此会战,杜聿明在多年后为了推托责任,也把这个幌子拿来当盾牌,让污水溅到史迪威身上。当时如果按史迪威构想在同古击败敌人,就先已阻断了日军从同古破城之后的东进之路。同古之所以重要,在于同古位于南缅的纵谷之中,敌人无论北上曼德勒还是东进腊戍,同古都是绕不过去的那扇门。老话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1942年的缅甸防守战,同古就是那个一着之地。丢了,大门洞开,日军既可北逼曼德勒,又能从东侧山路远程奔袭腊戍,抄我们的后路。事实也是占领同古之后的日本人并未如蒋先生所愿北上曼德勒与中国远征军进行决战,而是剑出偏锋,远程奔袭腊戍,抄了中国军队后路,而如果同古不失,这一幕就根本不会发生。

蒋先生在反省缅战失利时,亦曾悔恨自己未料到同古的这一层要命之处,只不过他并未由此而反省。纵观第一次入缅作战,战局大逆转,盖因日军长途奔袭腊戍,切断了中国军队的生命线,以至军心大动,全局倾覆。史迪威在战役发起之初即警觉东线防御无力,并亲往东翼视察,对中国军队的防守布署提出严厉的批评。惜他并无对任何中国将军的处罚权,也没有对军队的调配权,没有谁拿他的话当真,以至其后,当被日军联队级攻击时,整个东线中国师一级守军接连一触即溃,甚至望风而逃,日军兵不血刃般地占了腊戍,奔袭密支那,并直侵怒江西岸。史迪威在力陈应全力防守同古,持续亲自推动杜聿明下令反击至3月30日终无结果之后,于3月31日离开前线往重庆向蒋介石当面辞职,那一天,200师弃守同古。第二天,他对蒋介石力陈了为什么要把三个师用在同古,而蒋毫无所动之后,无奈地作了笔记:“他(指蒋介石)对保卫曼德勒如痴如迷,但却没有看到要保住它就得在同古击退日本人。”《史迪威日记》中这短短一句话不幸而言中,缅甸败局盖肇于此。

按史迪威的构想作同古之战为什么有把握打胜呢?首先200师为什么能守住,前提是敌人远道而来,根本就不是攻击型部队,大部分是靠双脚从泰缅边境翻过山,打了几场攻坚战,又一路行军抵达同古城下。由于泰缅边境崇山峻岭,森林密布,不通公路,所以早期入缅的日军俱为轻步兵,不仅沒有破城利器大口径火炮,连步兵炮联队都缩编,靠人扛牛驮(临时征集的民间牲畜)上阵。此时坚厚的城墙和预先构筑的复廓阵地就起大作用了,加之戴安澜布署的梯级防御与渐次抵抗,狙击部队成功阻扼敌人的锐气,多次外围战消耗对手的攻击力,200师坚强的指挥体系与战斗意志,使一路轻取敌阵的日军被迫止步于同古城下。攻防战有个特点,一把拿不下来,容易打胶着了。200师的顽强抵抗拖住了日军55师团仅有的四个步兵大队主力(还有一个分兵在同古北20公里的南阳车站),打成同古当时的胶着态势,敌人主力与火力全粘在攻击目标同古城上。史迪威预定攻击发起的3月27日,恰值日军战史坦承55师团攻击力已达极限,而援兵与大口径火炮仍在从仰光港往同古路上的那一天。中国军队第22师有生主力此时如从敌人侧翼发动攻击,敌人无力分兵防守,更无力发动反击,只能被迫由攻城收缩为防御。如此,则本已被围之200师因主力无大损失,当面之敌一旦分兵变弱,或不敢分兵而被迫转为二面防御,200师亦可随时从防守转为反攻,与22师对敌形成钳形攻势,将其压向河边无法防守的开阔地带,以22师的炮火与装甲兵团反复攻击,形成最终聚歼敌人有生力量最好的机会。这场反攻既可解同古之困,更可以重创入缅日军的一个师团,使中国远征军于缅南站住脚,确保曼德勒与腊戍等战略要地。敌人在入缅之初即预估我们绝不敢主动出击,所以敢以不足一万之轻步兵劳师远征,攻坚于同古。而史迪威则大胆布署在同古的反攻,正是出其不意攻击不备,他用兵的上策唯在“变”中,变到敌人无法预估,变到打乱敌人的既定战法,请问谌旭彬先生,史迪威的这种打法与蒋先生比,哪一个更适于应对“缅甸战场的复杂性”呢。在曼德勒会战确不仅与史迪威的构想不同,也与杜聿明,林蔚,徐永昌,白崇禧,何应钦、商震、刘斐这些国军高级将领均不同,他们都支持史迪威集中兵力在同古防守并反击的作战计划,但谁都不敢对蒋明言。与蒋先生不谋而合要在曼德勒会战的确有一群参谋,只不过那是日本人,他们制定的缅甸决战预想地点也是曼德勒,但是就连一贯固执的日本人在拿下同古之后都改变了预定的作战方案,临时决定分兵东向,犯险远程奔袭腊戍,此一手完全出乎蒋先生的战局预想。日本人所为也告诉了我们,蒋先生那个拍脑门的曼德勒会战蓝图是多么的不靠谱和没有行动价值。

战争是一门综合性学问,是人类历史上最大最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弄明白它,需要很多的专业知识,最不济也要有点基本的军事知识再来掺和。仅仅因为军事科技水平的原因,在今天的战争中已经不重要的因素,在70年前就还是决定生死的战场要素。而同样,许多在90年前能够成为制胜法宝的东西,在70年前又不灵了。从一战到二战,是人类传统军备从冷兵器进入热兵器时代之后发展最快的20年。一战之前,城墙与堡垒还是进攻者难以逾越的障碍,随着大口径与超大口径火炮的出现,依托大型人工要塞展开的攻防战演变成了双方工业成就的血腥展示。无论研究者或者讲述者,甚至转述者,都应该知晓战争有其独特的复杂性。仔细研究了史料就会明白,无论是当年的杜聿明,还是今天的齐锡生,他们对那个战场上统帅之间驾驭与指挥能力孰高孰低心知肚明,只不过基于处境与立场不能或不愿讲实话,故意揣着明白装糊涂;怕就怕读的人由于知识不足加上没有好的方法学训练,诸多问题没看懂,看不懂、看不穿,真把人家抛出的一地鸡毛当成令箭,则会使自己成为揣着糊涂装明白的搞笑版案例。

再多的不讲了。最近这些年来,凡与阴谋论有关的说辞在我们的人群里很有市场,总觉得与中国有牵连的洋人们一个个都是心怀鬼胎,骨子里就是要加害于纯朴善良憨厚的中华民族。其实大多时候问题出在我们自己并不自信的心理状况,例如二战时的中美军事合作,现在很有几位喜欢议论多位美军高级将领的人格。别的人我不了解,但三年来我盯着研读凡能到手的史迪威史料,客观地讲,我自己一步一步从反感他到崇敬他,最重要的是因为了解了他。不少人参不透这个理,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国家从古至今就没有过职业军人这个群体,这使我们难以理解史迪威将军作为职业军人的内心世界。加上我们这个民族在阴暗中生存的太久了,又缺乏对宗教与信仰的认知,无法想象高贵灵魂指引下的人心真是没有那么多龌龊的角落藏着阴谋。我个人认为,要讨论与世界有关系的历史,先要尽量让自己站直一点,多学一点,胸怀磊落一点,不要因为自己的脆弱、无知、阴暗而以同样的心态去揣度别人,挺没意思的。

谌按:章先生执着于辩论“蒋介石与史迪威的作战谁优谁劣?”,殊不知,远征军问题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事指挥问题,而是极复杂的外交、政治问题。蒋介石之军事指挥能力,笔者亦无甚高评价。然蒋考虑缅甸问题,其出发点皆在外交、政治。其干预部队行动,其谋求者,亦在外交、政治。舍外交、政治全盘不谈,津津乐道于谁的指挥水准更高,恕笔者难以理解章先生此种取舍之标准何在。

综上,实不难看出,章先生之“商榷”方式,颇为“高明”。开篇不惜笔墨,就笔者所撰之数十字,以“训诂”之方式,铺陈上千字之批评,意在震慑不了解远征军史、未读过笔者文章之读者,令其产生笔者实乃史盲之定见;其后,章先生无论是“装盲人”抑或虚构笔者文字内容转而进行批评,皆可被轻易接受。惜哉,此种辩论方式,恕笔者无福消受,原璧奉还,敬谢不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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