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球王”李惠堂拒绝为日本人踢球

[导读]民国足球的黄金时代,几乎就是李惠堂的时代。

民国“球王”李惠堂拒绝为日本人踢球

原载《深读》文丛

诗人球王李惠堂

一代球王李惠堂不仅能用流利的英语演讲,还能填词、作诗、著书。他以自取之号出版了诗集《鲁卫吟草》,其诗作放在诗坛虽算不上顶尖高手,至少也是格律严谨、流畅通达、言之有物。有个名为丘丹青的诗人在《读世界球王李惠堂诗集有感》一诗中这样评价诗人球王李惠堂:“只识球王李惠堂,谁知神射染书香。等闲头脚惊欧亚,难得诗词仰宋唐。意不工奇思不辍,胜无骄傲败无妨。中华性格中华毓,武德文风盼远扬。”

他还写过《球圃菜根集》、《足球经》、《足球规律诠释》、《足球技术》、《足球登龙术》、《足球读本》、《杂果盘》、《香港足球五十年》、《南游散记》、《我与足球》等诸多足球理论著作,且有多篇论述足球和比赛的文章散见于世界各地的中英文报纸杂志,其提出的“足球即国球”的概念亦是当今中国足球兴起之源头。

有朋友这样评价他:“一位手脚万能的怪杰,脚踢足球,手著文章。”

自幼早坚球运志,风霜不改百年心

李惠堂,字光梁,号鲁卫,祖籍广东梅州市五华县。梅州市地处广东、福建、江西三省交界处,有多达500万人在此居住,其中98%都是客家人。他们的祖先几百年前从中原地区大规模迁居此地,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方言、文化、生活习惯乃至于自己独特的文字,是中国著名的四乡——“文化之乡、华侨之乡、足球之乡、客家之乡”,也有着“世界客都”的美称。

2008年4月8日,中国客家博物馆在梅州市筹建落成,在向世人传播、展示客家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的同时,也让在这里出生成长的客家孩子们铭记历史、继承传统。在博物馆大厅里,摆放着八座铜像,这是梅州人于20世纪80年代评选出的当代最杰出的8位客家人:爱国革新政治家丁日昌、爱国诗人黄遵宪、亚洲球王李惠堂、客家学大师罗香林、保台爱国英雄丘逢甲、客家才子宋湘、开埠南洋姚德胜、中国葡萄酒之父张弼士,当地人把他们统称为“梅州八贤”。

五华县盛产建筑石料,自北宋开始,五华人就以打石为生,是著名的“石匠之乡”。李惠堂的父亲李浩如亦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巧手工匠,凭借精湛的技艺,李浩如只身前往香港,承办建筑和粤汉铁路的一段工程,创办连生建材公司,出任香港嘉联商会副会长,进而成为铜锣湾一代的巨商。

1892年,李浩如请香港的设计师按照客家传统住宅风格为其庞大的家族设计建造了一座大宅子。宅子总共有200多个房间,建成之初,还装上了人力发电机,成为了当时整个五华县首个用上电灯的家族,李浩如为其取名“联庆楼”。

1905年10月16日,李惠堂出生于香港铜锣湾大坑村。李浩如共有32个子女,李惠堂是其第三子,系其三妾陈琼笙所生。1912年,李惠堂被父亲送回故乡五华县并进入私塾读书,当时年仅6岁的李惠堂已经对足球产生了兴趣,上学第一天,李惠堂是带着足球跪拜了孔圣人像,而“联庆楼”侧门供狗进出的狗洞,则成了李惠堂练球的球门。

“联庆楼”种着两棵柚子树,一棵是丰琅柚,另一棵是蟠龙柚。从香港带回来的足球踢坏之后,李惠堂开始把柚子摘下来当皮球练习。两棵柚子树的柚子都被摘完了,他便用布扎成“袜子足球”继续练习。

“自幼早坚球运志,风霜不改百年心;世间喜见多同道,到处天涯共赏音。”直到现在,五华县的传统木偶戏仍在传唱着李惠堂小时候练球的故事。

好梦难成春色暮,此心长系百年情

李惠堂对于足球的热情并没有得到父母的支持,几年后,李浩如将11岁的李惠堂接回香港送到英国人开办的皇仁学院读书。为了让儿子成为自己生意上的接班人,李浩如还专门从老家请来秀才教授李惠堂传统文化。中西文化的双重熏陶并未打消李惠堂酷爱足球的念头,反而为其之后绚烂的足球生涯打下了文化基础。

1922年,李惠堂背着父亲参加了香港南华足球会的选拔赛。南华足球会的前身是华人足球队,成立于1904年,1908年更名,是香港首只华人足球队,中国足球历史上第一支俱乐部,目的是为在洋人独占的香港足球运动中让华人参与其中。球队41次夺得香港最高级别联赛——甲组足球联赛冠军,30次夺得高级银牌赛冠军,2次(87到88和90到91赛季)囊括甲组足球联赛、高级银牌、总督杯和足总杯四大锦标成为“四冠王”,其战绩在香港无人能及。

李惠堂凭借高超的球技被南华队选中加入南华乙组队,因年轻经验浅,被分配到实力最弱的乙组乙队。经过勤学苦练,翌年晋升南华乙组甲队司职前锋,更获派两次在甲组比赛露面。因其球艺娴熟刁钻,出神入化,常有惊人之举,香港球迷称之为“球怪”。当初极力反对的父亲,看到儿子在足球上的成功,转而支持李惠堂并成为儿子最为铁杆的球迷。后来李惠堂在香港的每一场球赛,他的父亲母亲都亲临球场观看。

1923年,李惠堂和香港南华队代表中国队参加在日本大阪举行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中国队以5:1横扫日本队获得冠军。决赛中,李惠堂近距离大力射门,击中日本队门将的胸部,对方当场口吐鲜血,被替换下场,“李铁腿”的绰号不胫而走,随即闻名。由于南华队的出色表现,现场观战的澳大利亚足总邀请球队到澳洲访问。同年8月,李惠堂挂帅的香港南华队远征澳洲。

澳洲一家报纸刊出漫画,画中出现南华队员排成一列,形容憔悴,骨瘦嶙峋,拖着长辫,标题是“明天中国足球队登场之前瞻”。抵达20小时后,南华队便与全澳冠军新南威尔士队展开交锋,开场仅仅5分钟,李惠堂便“梅开二度”,接着更是上演了中国人在国际足球赛中的首个“帽子戏法”,轰动澳洲。最终香港南华队由于体力不支,以3:3与对手握手言和。

当时年仅18岁的李惠堂,包揽三球获得了“最佳表演奖”,并被澳洲媒体形容为“中国足球神童”。香港当地报刊以特大号标题称李惠堂为“球王”,并赋以“万人声里叫球王,碧眼紫髯也颂扬”的诗句。李惠堂的精彩表现还俘获了一位澳洲少女的芳心,当时的李惠堂早已心有所属,那就是和他青梅竹马的邻家女孩廖月英。后来,李惠堂在其诗集《鲁卫吟草》中写下来当时对那个澳洲女孩的愧疚——“好梦难成春色暮,此心长系百年情。”

远征澳大利亚归来后,引发了香港人对足球空前的热情,都争相一睹李惠堂的风采。不久,足球总会举办了一场南华与洋人球队的表演赛,设在跑马地旁的香港会场。在黄啬名先生的《球国春秋》中,有这场“自香港有足球比赛以来的最动人一幕”的翔实记录——“这天,黄泥甬道住宅后方的土山,挤满了观众,球场之内,只有有盖和无盖两大棚,两球门后方还陈列着许多附近穷户搬来给经济看客站立观戏的凳子。还有一些穷光蛋,既不上山,也没钱买票入座,只是在棚座下的缝隙中窥来窥去,偷看片鳞只爪……”

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

父亲李浩如并不同意儿子与廖月英的结合,而是在五华县为其定了一门婚事,并且反复催促儿子回家成亲,李惠堂坚决反对。无奈之下,母亲陈琼笙让李惠堂的妹妹李百妹跟新娘一起入洞房完成婚礼,这位“新娘”在“联庆楼”居住了两年后最终放弃了等待,回到了自己的家,而“只有新娘的婚礼”也成为了当时五华县的奇闻逸事。

1925年,年轻的李惠堂携廖月英从香港前往上海,登报声明结婚,受聘为上海复旦大学足球队教练,并在此迎来了职业生涯的巅峰。20世纪30年代上海有句流行语说:“睇(看)戏要睇梅兰芳,睇波(球)要睇李惠堂”,便是对球王李惠堂的真实写照。李惠堂在其出版的回忆录里也曾经写道:“在上海,我度过了人生中最难忘的五年。”

民国时期的上海足球,水平最高的是斯考特足球赛。斯考特足球赛由上海足球联合会(西联会)于1902年举办,按照欧洲惯例进行足球联赛,规定每年10月到次年4月为足球季。当时的外国球队主要有西商队(英侨商人)、西捕队(公共租界外国巡捕)、腊克斯队(英国商行职员)、法商队(法租界侨民)、犹太队(无国籍犹太侨民)、葡商队(葡萄牙商人)、商团队(租界商团武装),其他还有陶克工程会队和英国驻沪陆军和海军组成的球队。

1925年,李惠堂加盟上海乐群队,翌年与上海中华队合并组建乐华队,参加“斯考特杯”足球赛,以4:1的悬殊比分一举击败蝉联9届冠军的英国莱斯队,创造了中国球队击败外国球队的比分记录,扭转了上海足坛一向由外国球队雄霸的局面。1927年,李惠堂所在的球队如日中天,囊括了当时上海足坛的三大冠军:西联会甲组冠军、高级杯冠军、中华足联甲组冠军。

1927年5月,第七届远东运动会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拥有包括李惠堂等多位名将的中华民国足球队,一路挺进决赛,在与菲律宾对决中,李惠堂演出帽子戏法,帮助中华民国以5:1的悬殊比分获得该届冠军。事实上,以他为队长的中华民国足球队于稍后的第八、九、十届远东运动会,均收获足球赛事金牌。其中在1934年远东运动会的足球决赛中,29岁的李惠堂踢进关键一球,以4:3击败日本队。1928年,李惠堂被亚洲足协评为“亚洲球王”。

在技术上,李惠堂改变了上海足坛早期爱踢高球和盘带戏弄为荣的落后踢法。他还不断发现人才,罗致新秀,在南征北战中,大震声威。李惠堂还积极著文章在报刊上阐释教育理论、宣传体育运动,在其主编的《足球》一书中,他写道:“自从海禁一开,沿海各商埠便受著足球的熏染。新式运动输入我国,也要算足球为最先,所以因为足球有产生最早、灌输最久的关系,无怪是我国现在最通行和所最崇拜的运动了,何况足球的比赛不拘时、不择地、不论人数多寡、不管球场大小,都可以举行比赛。”

1928年,李惠堂指出:“足球是我国最出色运动,远东连捷七届和本年度港沪两华队的冠军头衔便足引证无讹了,我们更进一步而知足球,那也是万众公认的。所以在足球的名称上头,要冠之以中国国艺称号。”1929年,他以兼任复旦大学体育教练与中国足球协会主要成员身份,提出“足球即国球”的概念。根源于此概念,他在许多场公开演讲中,不但指出足球可以促进中国体育风气,也认为中国人的体型绝对适合于发展足球这项世界主流运动,对推动上海足球运动发展,为促进上海足球史上鼎盛时期起到极大的作用。

体育真谛,道德为本,技术为末

1931年,李惠堂离开上海重返香港再次加盟南华队。受到印尼华侨的邀请,李惠堂率领南华队在东南亚地区巡回表演。在与印尼队的比赛中,对方一名球员故意严重侵犯李惠堂,导致李惠堂小腿胫骨骨折。按照当地的法律,只要李惠堂控告这名球员故意侵害自己,对方就会面临牢狱之灾。李惠堂并没有向警察投诉,而是饶恕了对方。得知这一举动,这名球员手捧鲜花前来负荆请罪。

李惠堂在其《球圃菜根集》里这样写道:“体育真谛,以德为本,技术为末。先求其本,后齐其末。”

伤愈之后,李惠堂在球场上更多地采用卧射。进攻时,先过掉对方三四名防守球员再射门是极不容易的,突然倒下既可以降低守门员的注意力,又可以在防守球员面前形成一个空当,然后将球打进。这是李惠堂独创的射门方式,后来其足球生涯的进球中60%都是通过卧射打进的。

1934年,李惠堂代表中国参加第十届远东运动会,当时中国的东三省已经落入日寇魔爪,而足球的决赛恰好在中日之间进行,李惠堂在比赛结束前打进关键进球,帮助中国队以4:3击败日本队获得冠军。李惠堂后来回忆说,这是他足球生涯中最重要的进球。一年后李惠堂率领香港队参加旧中国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在与安徽队的比赛中,香港队以19:0的大比分获胜,据说李惠堂一人攻入16球。决赛中,香港队凭借李惠堂的帽子戏法以3:1击败广东队获得冠军。比赛结束后,李惠堂花了整整两个小时给球迷签名。

1936年,李惠堂率领球队参加柏林奥运会。6月23日,蒋介石在励志社对出席奥运会的选手发表讲话:“诸君此次赴德参加世运,实为新中国之代表,诸君之成败,乃国家荣辱所关,望特别努力……在道义、精神与纪律上,必须为我国家争光荣,一切态度行动,务当悉依道义,恪守规律,勇而知礼,唯德是争,随时随地,当表现我东亚具有五千年光荣与崇高文化之堂堂大国民的风度,夫然后可以得世界各国人民之敬爱,诸君勉之,并祝健康与凯旋。”

由于资金紧张,球队提前60多天从国内出发,靠沿途的比赛门票收入作为路费和参赛费用。李惠堂和队友先后在越南、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缅甸和印度等6个亚洲国家进行了27场比赛,取得了23胜4平的战绩。由于一路征战舟车劳顿,在首场单淘汰预赛中,球队上半场虽然打成零比零,下半场最终连失两球,以0:2败给英国队,首轮即遭淘汰 。

赛后,到场观战的阿森纳领队阿里逊询问李惠堂的年龄,随后惋惜地说:“要是你再年轻10岁就好了,我一定把你留在阿森纳队,无论如何也不让你回中国。”英国媒体曾这样评价李惠堂:“他的速度很快,犀利的盘带在球场上就像跳舞一样,如入无人之境般地跳着自己的旋律, 实在难以想象他能把球踢得如此艺术。禁区内的任何一个角度对他那精湛的射术来说几乎不是什么问题,更可贵的是在禁区外的远射,他突发的时刻很难预料到,总是令对手防不胜防。在球场上他幽灵般的跑位总是在传球的最适时机出现,一个人实在难以盯住他。”

白驹过隙惜良时,卅载足坛话别离

1941年,香港沦陷,李惠堂拒绝为日本人踢球。次年春天,伪满政权成立10周年,汪精卫特命宣传部长林柏生致电李惠堂,特派专机邀请他和南华足球队去南京义演,并恳求李惠堂留在南京主持教务工作。李惠堂当即回绝,并在热心体育的侨商梅文鼎(曾任新四军副官,后任香港《文汇报》董事长)的帮助下,通过其在澳门新豪运输公司朋友的关系,从香港长洲乘走私艇,辗转月余回到老家五华县。

为了维持生活,李惠堂担任了五华县粮仓主任。1942年春节,他在家门口贴出了一副对联,“认认真真抗战,随随便便过年”。此后,李惠堂在家乡组织了“五华足球队”和“航建足球队”,开始大后方“体育救国”历程,巡回重庆、成都、自贡、昆明作表演赛和义赛,筹集资金救济战孤、支援难民,将138场义赛所得全部捐出。

抗战胜利后,李惠堂返回香港,参加了香港华联对西联的督宪杯足球比赛,年已40多岁的他接连攻入数球,结果华联队以4:2击败西联队,这场比赛也成了他足球职业生涯的告别赛。1948年,43岁的李惠堂宣告挂靴退休,转任足球教练,创立华人足球裁判委员会,并从事写作及电台足球评判员,在报刊等媒体工作。1954年,亚足联宣布成立,李惠堂成为首任秘书,任职长达9年之久。随后,他还担任了亚足联副主席,其间还担任了四年国际足联副主席,这也是华人在国际足坛达到的最高职位。任职期间,李惠堂一直奉行“促进侨胞体育,激扬民族精神”的原则。

24年足球生涯,李惠堂总共打进1860个进球(国际足联数据),获得过包括“亚洲球王”在内的50多个荣誉称号、100多枚奖章和120多座奖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用自己的双脚谱写了一个个传奇。他在暮年写道:“白驹过隙惜良时,卅载足坛话别离。谓语青年诸俊秀,后来居上创新机。”充满了对足球后辈的期望。

1976年8月13日,联邦德国《环球足球》杂志组织世界球王评比活动,李惠堂同来自巴西的贝利、英国的马修斯、西班牙的斯蒂法诺、匈牙利的普斯卡什一起被评为“世界五大球王”。

香港作家老康评价李惠堂道:“独占球坛傲大千,九州才气让君先。论名已胜公卿贵,守义岂输国士贤。足卷风云头未白,心存魏阙志犹坚。古来谁享球王誉,小滴瀛洲陆地仙”。

1979年7月4日,李惠堂因病在香港去世,享年75岁。为纪念这位一代球王,激励后进,自1985年开始,其家乡五华县每年都会举办一届“李惠堂球王杯”足球联赛。

李凤楼:已故中国足球运动员和教练,中国国家队第一任主教练。与球王李惠堂并称中国“南北两李”。李凤楼出生于北京通县,16岁开始踢球,1934年毕业于辅仁大学教育系,后任辅大附中体育教员。1941年起任辅仁大学体育教师,讲师,副教授,体育部主任。1933年曾参加旧中国第五届全运会足球赛。1936年联络京津地区华北队和振环队好手组队赴日本访问比赛并亲任队长。1941年在北京组建紫星足球队并任队长兼教练。当时穿9号球衣,出任中锋。

谭江柏:谭咏麟之父,生于广州,外号“谭铜头”,是中华民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家代表队成员,曾于1936年代表中国队前往当时纳粹德国的首都柏林参加奥运足球赛。之后在香港曾效力东方甲组足球队,获2003年第26届香港最佳足球明星选举的“球坛荣誉大奖”。 2006年3月16日早上7时许,因身体器官功能衰竭在养和医院病逝。

张邦伦:拥有远东第一“铁门”之称,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上海人,曾在1948年和1952年两次代表中国出征奥运会。尤其在1952年新中国成立后的赫尔辛基奥运会上,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国家队队员,张邦伦荣幸地成为中国代表团的旗手。

容启兆:又名道兰,香山县南屏人。早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攻读化学。历任光华大学化学系教授、大学总务长、教务长、副校长等职,曾任暨南大学化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上海新亚制药厂副厂长兼总化学师。容启兆业余爱好体育,擅长足球,曾任中华全国体育会、上海市体育会、上海足球联合会常务理事。1948年,时任上海光华大学副校长的容启兆,作为中国国家足球队的领队,率队参加了第十四届奥运会。

张学良:作为一个政治家,张学良无疑是异类,他本人非常关心体育的发展。当年资助过刘长春,于1932年也资助过那时的国家队。但是,当1936年奥运会举办之时,张学良将军再想资助,却有其心,无其力了。

李惠堂足球传说

1. 1929年,中华民国足球队访问印尼,在雅加达出战巴城联队,李惠堂主踢自由球,一位荷兰球员用头挡李惠堂的打门后,当场晕倒,经过26小时后才苏醒过来。

2. 1931年2月,李惠堂随南华队远征安南,在西贡与越南国家足球队比赛,队友谭江柏与对方后卫大打出手,有当地观众冲落球场,其中一名观众企图用木屐袭击李惠堂,李惠堂转身起脚踢中该观众下颚,此人留医一个月后不治。李惠堂曾在1948年11月20日出版的《大公报》“球经释疑”专栏谈及此事,对此引为终身憾事。

李惠堂诗作小品:

六十寿诞感怀

忧乐常关天下情,愧无建树以球鸣。

一腔肝胆存人热,半世风尘为国争。

拔帜岂曾功在汉,洁身遑计利和名。

逢辰笑酌延龄酒,许共贤流致太平。

自题小照

圆颅方趾等闲身,湖海沉浮一散人。

岂有经纶堪济世,更无词赋可通神。

心惭末学将勤补,艺愧全牛励日新。

自是艰难能玉汝,休将志业付因循。

离桂林感怀

世乱时虞历万难,今朝脱险向长安。

桂林山水迎人笑,我正飘零意未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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