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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波:社保费率是否应该降低?

2011年03月02日23:34新华网刘洪波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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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数据支持社保费率过高的结论。世界125个国家中,只有11个国家社保费率超过40%,中国是一个,社保费率高于德美日韩。

社保费率过高,企业负担重,工薪阶层收入增长受影响,中小企业及其职工受影响尤其严重。降低社保费率,有必要。

然而,降低社保费率,减少企业缴费,社保基金怎么办?前不久上海两会上,有消息说上海市每年社保亏空超百亿,正探索以国资、财政和土地收益等多元方式筹资补充。

上海发布社保亏空数据,高声“叫难”,并表示社保水平低于北京、广州等地,或有央地财政博弈的考虑。这就像广州两会上钟南山代表高叫亚运欠债,国家要给予支持。但数据的真实性仍然使人警醒,即使像上海这样的发达城市,社保基金尚且亏空严重,其他地区和城市情况又会如何?

社保面临的困局,可谓深重。一方面是社保费率过高造成了严重的负担,一方面社保基金总额不足,入不敷出。社保基金必须增加,企业社保费率需要下降,合乎逻辑的办法只有一个,财政要加大对社保的投入。

人们早已知道,现代国家的财政支出,最重要的用途是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有数据说,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往往占到财政支出的40%以上,新兴国家多在20%至30%之间。在中国,财政支出用于社会保障的部分,只占11%。

中国的赋税高还是不高,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一些国际组织和很多国内专家表示赋税很高,但一些政府部门及其所属的研究机构则认为不高。据说这有口径差异,但大概更主要的是观察的立足点不同。

放过这个问题不谈,就算赋税不高,赋税的流向也是问题。赋税中有多少用于社会保障,使公民直接受益,这个数据很关键。赋税高也好,低也好,财政支出中投向社会保障的比例低,就是问题。

财政支出为什么不能更多投向社会保障,直接扩大公民福祉?在中国,税收一向被解释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种“取用模式”,与现代税收“征纳经人民同意,使用由人民决定”有所不同。即使我们认同“取用模式”,如果财政宽裕而不扩大社会福利,那是政府的宗旨发生了偏差;如果财政紧张,那么扩大社会福利就可以算有心无力。较为善意的理解,可以认为财政紧张制约了社保投入。

那么接下来可以分析的是,财政为什么紧张到无法满足社保要求,为什么要支出的总盘子中,社保投入只能占到一成的份额,而不能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无法保证的不只是社保费用,还有教育投入、公共卫生投入等等。而总支出中,行政费用所占的比例很大。行政费用,既包括正常的办公费用,也包括养人头,还包括著名的“三公消费”。换言之,国民创造的价值,很大一部分用在了各种权力体系和公务机关维持自身运转上,而无法用于公共福利的改善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

有报道援引财政部综合司的数据,1978年到2006年,行政管理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4.7%提高到18.3%。而相应数据,在日本是2.38%,英国是4.19%,韩国是5.06%,法国是6.5%,加拿大是7.1%,美国是9.9%。

到此,我们还没有论及两个难以计算的财富黑洞,一个是公共财政中因决策不当而造成的无效乃至负效耗费,另一个是难以被任何统计所涵盖的腐败流失。国民以低工资、低福利支撑了高速增长,企业也在付出高税费和高交易成本的代价,财政收入迅猛增长,但仍紧张到不足以承担基本的社会保障。

如果行政成本不能降低,财政预算不能受到约束,腐败现象不能有效遏制,那么社保基金亏空、企业税负沉重、公共投入不足等问题无解。问题的指向,表面而言是财政分配比例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深刻的体制问题。(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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