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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重视培育否决权的威慑力

2012年02月07日08:05新快报毛瑞鹏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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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新中国开始真正享有在安理会的权利。联合国的设计者相信为了维护战后和平,必须延续战时的大国合作。因此,安理会被赋予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而常任理事国则对安理会决议拥有否决权。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对国际重大议题拥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作为常任理事国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也成为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代表性力量。然而,对于中国在安理会中的地位,我们却不时地会听到各种质疑的声音。研究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美国学者塞缪尔·金认为,中国在联合国采取“相机行事的最低参与策略”,“事实上已经成为全球政治中最独立的行为主体,成了名副其实的一国集团”。

而英国研究国际战略的学者杰拉尔德·西格尔在上世纪末北约轰炸南联盟后提出,在多数情况下,中国的反对都是“无关紧要的”,“在阻挠西方在安理会的利益时,北京几乎总是充当莫斯科甚至巴黎的副手”。

那么,应当如何理解中国在安理会的地位,更有效地发挥常任理事国的作用?要回答这一问题,不应一味地强调中国是否应当更频繁地使用否决权,也不应过分强调中国是否应当与西方国家更多地保持一致,而是应该立足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常任理事国地位,服务于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此,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中国在安理会的行为。

第一,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准则。这一方面是缘于中国半殖民地遭遇,实现国家的独立与平等一直是中国关于国际社会的美好愿望;另一方面又是与中国的现实利益紧密相连,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国内和周边都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维护主权原则就成为维护国家利益、防止外国干涉的屏障。

根据联合国网站数据,冷战后,新中国在安理会公开会议上投下否决票共计五次。这五次分别是:1997年关于向危地马拉派遣观察员;1999年关于延长联合国驻马其顿预防性部署部队;2007年关于缅甸局势;2008年关于津巴布韦局势;2011年关于叙利亚局势。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投下反对票的这五项决议草案均由美国、英国、法国倡议或得到其明确支持。前两次行使否决权是由于当事国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同台湾当局保持“外交关系”。最近三次则是反对授权对当事国进行制裁和干涉。这三次,中国均与俄罗斯一道共同行使否决权。同时,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共计投下了14张否决票,俄罗斯投下7张,英国和法国则没有行使否决权。在美国投下反对票的情况下,中国投赞成票的比例达到100%,也就是两国的立场截然相反。由此可以看出,在安理会的重要决策上,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中国在安理会的投票行为充分体现了对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维护。

第二,重视培育否决权的威慑力。同核武器一样,否决权的真正威力并不在于实际应用,而在于威胁使用或者不使用。通过恰当地选择议题、明确地表达立场并坚决地予以贯彻,将有利于促使他国认真对待中国发出的声音。同时这也将有利于避免在正式会议上的最后摊牌。相反,如果其他国家像前文提到的英国学者西格尔那样将中国的反对视为“无关紧要”,那么,中国威胁动用否决权阻止某项草案通过的表态将不被重视,中国的常任理事国身份也就无法充分发挥效用。近年来,中国通过连续使用三次否决权,反对西方国家对他国内部事务的干涉,就清晰地向世界表明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原则、反对干涉主义的决心。

第三,避免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尖锐对立。在我国和平发展的道路上,为了营造比较有利的外部环境,应尽可能减少与西方国家的直接对立。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美国国内就存在一种意见,主张推动中国与日本、德国、印度、巴西等积极要求安理会扩大的国家相对抗,并以此坐收渔翁之利。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在2007年就明确主张推动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并表示乐于看到在这一问题上与中国相对抗。所以中国在坚持立场的同时,也应根据国家利益的轻重缓急灵活地制定国家政策。

综上所述,不干涉内政原则是理解中国在安理会行为的关键,这是中国在安理会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最突出体现。为了使中国在联合国内外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应进一步加强否决权的威慑作用。同时中国应避免在联合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发生尖锐对立,从而为和平发展创造一个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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