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管全国刑事审判的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军建议，调整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1997年的5000元和2009年的5000元不是一个概念，但立法到现在没有变化。”张军指出，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许多涉案金额为几万元的案件，并没有被移送到法院；但一旦移送过来，法院又得依法判处，“这本身就缺乏社会公正性。”
在中国的刑事法律上，贪污罪、受贿罪是数额犯，即只有贪污受贿的数额达到法律规定的标准才构成犯罪。刑法在1979年制订时，并没有对贪污罪、受贿罪数额下限作出规定，这种“零容忍”体现了对贪贿犯罪从严惩处的精神。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在立法上将2000元确定为贪贿犯罪的数额起点。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第383条又将贪贿犯罪的数额起点调整为5000元。也就是说，如果个人贪污数额不满5000元，而又没有法律规定的“情节严重”等情况，将不构成贪贿犯罪。在法律文本上，这个“起刑点”沿用至今。
司法实践中，确有不少地方司法机关自行将贪贿犯罪的“起刑点”提高到了10000元、50000元，甚至更高。如果按照既往的立法逻辑作纵向的比较，这12年来，经济飞速发展，贪贿犯罪的起刑点确有调整的必要了。
但如果我们在不同罪名之间作横向的比较，或在不同国家关于贪贿犯罪的立法中作横向比较，就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因为贪贿犯罪主要侵犯的是公务人员的廉洁性，只要是贪，哪怕只是500元，50元，或仅仅只是5块钱，公务人员所必须奉行的廉洁都已被破坏了；至于具体数额的多少，倒更像衡量犯罪情节轻重的标准，而并非判断罪与非罪的标准。事实上，在世界多数国家的立法实践中，对贪污罪大都未规定具体的数额限制，对贪贿行为的“零容忍”成为更普遍的选择。从贪贿犯罪的本质上看，规定一个“起刑点”本就多余。
当然，反对者会说，在中国时下的语境中，若对贪污“零容忍”几乎没有可行性。其实这一难题也同样可以去问“起刑点”：5000元这一“起刑点”已被认为不合适，10000元、50000元又具可行性吗？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翻翻已公开的案例，看有多少贪官是因为贪污5万元而被判刑的。
以刑法中另一罪名“盗窃罪”来类比。在1997年刑法修订前，贪污罪和盗窃罪还一同被规定在“侵犯财产罪”一章中。“贪”与“盗”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犯罪主体的不同。前者为特殊主体，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后者为一般主体，任何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都可以构成。而盗窃罪的“起刑点”只有区区500元。换言之，就现行法律而言，已是“官偷五千方为贪，民偷五百即是盗”。贪贿犯罪的“起刑点”还要往上调？从学理上解释，贪污罪较之盗窃罪有着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法律也赋予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不同于普通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如果犯罪行为同样是“偷”，法律却要依据行为人身份的不同作出不同的规定，那么只能是对“官”的惩治要重于“民”。立法和司法上也完全有理由给予“贪”较之“盗”以更低的准入门槛。
于中国的司法实践中，“贪”与“盗”的区别还表现在：盗窃若不够犯罪的准入标准，还有一部《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着，仍会受到行政拘留、劳动教养的惩罚。而贪污贿赂呢，只要够不上犯罪的准入标准，行为人只需承担内部的党纪、政纪处分就可了事，“罚酒三杯”是贪贿官员最经常化的担责方式。如此宽纵职务犯罪，实难称“宽严相济”，而是宽严皆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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