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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质量的问责才能满足公众诉求
http://view.QQ.com  2009年07月14日07:08   重庆时报  汤劲松  我要评论(0)

汤劲松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规定指出:对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的;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政府职能部门管理、监督不力,在职责范围内发生重大事故、事件等七种情形,将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该规定还指出,免职一年内不得再任与原职相当的职务。(相关新闻见昨日本报04版)

在新《暂行规定》出台以前,对官员的问责,基本沿用2004年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在河北三鹿奶粉事件、贵州瓮安群体性事件、山西临汾黑砖窑事件中,一大批官员被问责。当公众在对权责对等的行政问责制得以落实而感到欣慰的同时,这些被问责的官员,却在事后不久纷纷悄然复出。以至于使公众产生了“问责制只是对付舆论的一种手段”的观感。所以,新的《暂行规定》是否会出现同样情况,也就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当然,从“问责风暴”到“问责制度”,由较感性的处理到理性化的制度规范,包括“免职一年内不得担任原职相当职务”的细化规定,以及被问责主体“党政全覆盖”的亮点,都把问责制正走向成熟的渐进线勾勒得很清晰。

但现在问责确实存在困境,学者郭巍青曾对此进行过分析,他认为问责困境的根源,在于组织与制度逻辑,在于产生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新的《暂行规定》,从组织和制度逻辑上,对问责制度的可操作性已进行了很大的修正。而且,“暂行规定”的属性,也说明其在实施过程中会进一步完善。

不过,不难看出,在新的《暂行规定》里,问责过程仍然是在行政体系内部自上而下的进行,问责的启动主体也没有大的改变。当然,问责可能会先在公共舆论施加的压力这个外力下形成,只是,如果问责仅由权力执行者在其内部完成,制度的漏洞难免就有被无限放大的可能。比如,在华南虎事件中两位“挺虎”官员被免职后依然担任陕西林业厅领导,国家质检总局一位原副司长在三鹿奶粉事件后留下一个空壳职位,自己却另赴高职。有关方面对此的解释就是“符合有关规定”。

我们并不是没有另外的问责主体。从法律上来讲,普通公众有监督、控告、检举的权利,也是直接问责的主体。但这种前期式的问责,不但势单力薄,其路径也往往被堵塞,甚至,还会面临某些危险。这类的例子举不胜举。结果往往事情发展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形成重大事故或者公共事件,损失巨大之后,才启动体制内的问责机制,难免让人扼腕叹息。包括人大这个本来也属于问责主体的机构,在此前的一些公共事件中,公众也很少看到人大主动出面质询,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正如所有约束机制一样,问责制同样需要外部力量的督促。特别是权力对权力的问责,更要引进并保障对权力的监督,才能使制度化问责同时成为高质量的问责。当然,在更多的时候,质量化问责,其实是对制度化问责的升华。比如,针对“郑州经适房建成别墅事件”,就不单单处理开发商,而应该对这一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责任,存在明显错误甚至违法行为的郑州市相关政府部门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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