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一定要去维权_讲坛_评论频道

郑也夫：一定要去维权

http://view.QQ.com　 2009年07月09日14:45 　中国江西网　郑也夫　我要评论(0)

有些朋友会说，市场经济的改革一旦启动，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持续很长时间才能发育成型，怎么是一个或几个时段呢？不错，这样庞大的事情，启动了就有后续的问题要解决。但解决后续问题，并不意味着主动改革。古罗马哲人西塞罗说：“愿意的人历史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历史牵着走。”改革中国社会，应该也必然有多个改革选项。邓小平开启了其中最要紧的一个选项，在一个时段中发轫，在另一个时段督促，终于不可逆转。除此还有很多选项呢。顺应历史的领导者，毫无疑问应该开启新的改革选项。垄断部门，医疗、教育、新闻出版，早就问题严重，积重难返。僵死的户籍导致的城乡二元，使得两亿农民工实为城镇人却享受不到城镇人应有的诸种权利。凡此种种，几乎都没有提到改革日程。所以我说，不是三十年，是几个时段。

下面说开放，什么是开放？我真没有看到过权威的解释。其实我对改革开放的这个字眼没有兴趣，不关心这个事情，只是对天则所高朋满座、高谈阔论感兴趣。开放是什么呢？我以为，就是外资准进，外国人准进，中国人可以出国，私人可以办企业。还有，农村人可以进城，但是没有城市户口，在择业、薪酬、劳保、医疗、低保、信贷、子女入学等诸方面享受不到城市人的权利，农村人的准进只能叫半合法。言论也开放了一些，像我现在说这些话，毛泽东时代肯定枪毙，确实开放了很多，但是也不是完全开放了，奥运期间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媒体管束是非常严格的，我是体育迷，经常写体育评论，强烈感受到这种管束。关于奥运我写了20篇，第一篇和最后一篇都被枪毙了。第一篇谈的是奥运名称，Olympic Games直译过来就是“奥林匹克游戏”，而不是运动会，是和战争、生产有别的一个游戏。我在文章中说：你尽可以叫运动会，但必须明白创立者的宗旨是游戏。这就不行了，大概是觉得我矮化了奥运。就这样一篇文章没有一家报刊敢用。所以说，我们的开放其实是半开放，别以为是开放。

为什么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不可持续的，为什么是半开放？道理很简单，有利于上层多数人利益的改革，是稀有的。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忽然发现一个改变现状的思路符合上层大多数人的利益，没有的。只有毛泽东可以在特定的时空中造就这样的情形。改革的关键是什么？很简单，两个字：动力。高层一同有了动力和共识，是稀罕的事情，可遇不可求。

那么今天改革的动力在哪里呢？我是个迷恋智力游戏的人，不像很多人对经世济民的事情这么认真，因为我知道经世济民需要外部条件，不是想通了就能实现的。但我也在有意无意的想这个事：改革的动力在哪里。我想动力就是维权运动，我觉得今后三十年可以改变中国面貌的就是维权运动。维权运动将为中国的法律注入生命。我们国家的法律是一纸空文，为什么？这是中国法律的出身决定的。国外的法律都是利益受到伤害的相关群体经过奋斗推动建立的。不执行？不可能的。人家既然能够建立起相关的法律，就能够让它执行。我们的法律是怎么来的？是高层人士觉得要和世界接轨，咱们的法律中没有这个条款不行啊，比如居住自由，言论自由，没有不行，太丢面子，加进去吧。我们的法律建立的时候，各利益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利益容易被伤害的群体，都不在场。因此大家都没有这个法律意识，无论是侵犯别人利益的人，还是被侵犯利益的人。于是，该侵犯的还在侵犯——一直就是这样嘛，法律什么时候干预过，我怎么不知道。该被侵犯的人还被侵犯，他们不懂得这是他们的权利，受到法律保护。如此出身的法律，只有靠日后的维权运动为它注入生命。

最后说一点我们社会学的事情。2004年一个叫布罗维 (Michel Burawoy) 的人当选美国社会学会主席，他的就职演讲的题目是“保卫公共社会学”。他将社会学划分为四类：理论社会学，批判社会学（从事学科内部批评的），政策社会学（卖给政府或公司的），公共社会学。传统的公共社会学参与社会的方式是诉诸媒体，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和谈话，评论社会问题。当代公共社会学家则是身体力行地加入地方活动，加入社会运动。

我觉得我自己一直就是一个公共社会学家。我天性喜欢议论公共事务，喜欢抨击不公正，好骂人，当然对象不是私敌，骂人多痛快。看了布罗维的演讲很受鼓舞，他帮我正名，这是很正义的事，而且登堂入室，进入了学科。我多年来一直为报纸写社会评论。现在也介入了一点维权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大家要加入维权，帮助被侵权的人或弱者维权，不要从理念出发，要从人们切身利益出发。从理念出发，比如民主、自由，一方面管理者觉得高来高去非当务之急可以不理睬，另一方面他们其实心存畏惧。从切身利益出发，管理者不理睬有不近情理之嫌，且能赢得民众关注。久而久之，便可以导致一种健康社会生活必须的对话，一种法律框架内的博弈。我加入维权是这样一件小事。我在北京自然水域游泳近40余年，也冬泳过两年。有一天忽然下令北京的自然水域都不让游了。我们这些游泳爱好者们要求，至少保留一个水域，选择一个不是国家级公园的水域，比如玉渊潭公园。我先是连篇累牍，在《新京报》发了多篇文章为“野泳”辩护，这是本市众多人多年的生活习惯，要尊重人们的各种习俗，划分区域，各得其所。但不管你的文章多年雄辩，无济于事。我们只好寻求第二个手段。我和冬泳协会的副主席一同发起一个3000人签名的给北京市的书记和市长公开信，又是石沉大海。前一阵我看到报上说，奥运期间游行限定在几个公园中，就准备去申请游行。我对冬泳的一些老同志说，我去申请，黑锅我背，但是他们不愿意去发动游行的人，我要是真的申请下来，没有人游行怎么办？我自己认识的冬泳的人太少，是发动不来的，于是作罢。后来听说奥运期间在北京申请游行的二三十人在申请的时候就被拘留了，我最初还庆幸自己没去。和我的朋友陈子明说了此事。陈说：去了就赚了，你是大学教授，不会抓你，他们抓的都是农民工；你去了他们会劝你，答应向上级汇报，对促进这时情的解决会有很大帮助。听了专业人士的话，我明白我太业余了，同时也明白了维权的事情是需要有点社会地位的人出场。我理当介入。也希望更多的有一定地位的同仁介入到维权运动中来。让我们一同谱写历史。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