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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未未:汶川之后,谁死在第二次?
http://view.QQ.com  2009年04月24日10:38   南方网  艾未未  我要评论(0)


艾未未

在那夹着春草的泥土

覆盖了他的尸体之后

他所遗留给世界的

是无数的星布在荒原上的

可怜的土堆中的一个

在那些土堆上

人们是从来不标出死者的名字的

——即使标出了

又有什么用呢?

——艾青《他死在第二次》

读到这首诗时,艾未未有点吃惊。“父亲那些诗我差不多都翻过,但是真的不记得有这一首。”那一刻,他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和父亲这首诗冥冥之中的关联性。

采访的当天,艾未未又将两篇被删的文章再次贴到博客上。在等了300多天还没有等来政府公布地震遇难者名单后,这位中国著名当代艺术家和自己的志愿者们开始了对地震遇难学生名单的公民调查。离“5·12”地震一周年还有60天的时候,他在博客上贴出了68份名单。在最新的统计名单中,有4855个孩子的名字。

他自称遗传了父亲——著名诗人艾青基因中最不好的部分。“他比较个人主义、自由化、反权威。他也喜欢谈公平和人性。”他认为自己的行动是出于最基本的伦理认识和价值判断,就好像在菜市场里看见小偷,大喊“捉贼”一样理所当然:“我们的伦理很简单,生命是有价值的,我们要珍惜每一个生命,哪怕他已经死去了。我们对死去的生命不认同的话,实际上是对生的不尊重,是对我们自身价值的贬值。”

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的时候,艾未未已经在新疆开往北京的火车上坐了70多个小时。走到石家庄,对面来的车都向他喊:“别去了,地震了!”,那时人们还不知道是唐山,都以为是北京地震了。他还是去了。从长安街走到中山公园,他在公园的亭子里睡了一夜。半夜余震一晃,有人就从亭子里“扑通”一声掉进水池子里去了。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的时候,他一下子懵了。十几天后,他走遍了除北川外的大部分灾区。他很认真地向大家澄清自己那时并没有做救灾工作,而只是去体验和感受。调查遇难学生名单是他选择为地震遇难者们所作出的努力。虽然调查工作遇到了很多冷遇和阻挠,但他和志愿者们还在坚持:“不是有没有信心的问题,是我必须做。”因为除了地震之外,更多的悲剧是那些日常的悲剧,更可怕的是 “太阳一出来就啥事都没有了。”

先期派出的纪录片小组,给他带回了800多个遇难者家属的访谈。一位叫杨小丸的母亲说,我不希望得到国家的赔偿,用我女儿名义领到的任何一笔钱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羞耻。我只希望人们记住她在这个世界上开心地生活过七年。“遗忘是回避伦理审判的技巧。作为国家的遗忘、作为社群的遗忘、作为个人的遗忘,都是伦理选择中的一种技巧。”艾未未意识到问责不仅仅是追究某一个人的责任,而是每一个人都要负起自己的责任。

因为对公共事务的发言,艾未未越来越多地被公众关注,却常常让人忘记哪一个是属于他作为艺术家的艺术作品。他承认,在1980年代他选择做艺术,是对体制的逃避,“政治是一块巨大的、残酷的、从大山上滚下来的石头,我们只是希望躲得越远越好。从事艺术是一个理由,是一个可能性。”但他完全不认为艺术只是在美化生活、装饰生活,他认为艺术必然具有唤起人们良知和自我价值的审定、判断的可能性。“如果说艺术家算是人类神经比较敏感的一部分人,或者说是眼光比较犀利的一部分的话,那他不可能不看到人类的痛苦和绝望之处。在这些问题上如果无所表达的话,我很怀疑他的道德状态。”

谈话时,他声音很低,温和而斯文,很认真地反讽,很自然地开玩笑。他不想让别人觉得他很重要。

9岁的时候,他随父亲被流放新疆。那时,他想放弃学业去放羊,因为这个工作最孤独最自由。“我们有400只羊,它们在前面走,掀起的尘土让我自己都看不见自己。”24岁的时候,他告诉父母,去了美国就再也不会回来了。但他又不想要学位、一个美国身份或者中产阶级的生活。

在纽约十年留下的影像中,有年轻的导演陈凯歌、诗人北岛,也有艾未未参加反战游行、抗议警察的示威照片。“因为你是活在一个绝对个人化的空间里。没人理你,你也不必去理别人,这时候你就会想还需要去做什么?你可以什么也不做,但是这确实是一个你不得不去想的问题,因为你正处在青春期,那种想做点什么的年纪。”他认为自己的反抗更多针对的是体制和系统,他不喜欢依附于任何价值观,包括宗教。虽然博客文章大面积被删除,他也不愿意专门架设博客,担心因此来看他博客的人会全部都是“战士”,“好像仪仗队一样”。他习惯于向庞然大物竖中指。

艾未未太多次配合媒体进行各种回忆了,回忆童年,回忆纽约十年,回忆父辈。最后一项让他最为不耐烦。他觉得自己和父亲交流很少。因为艾青60多岁时,艾未未只有几岁。从美国回来后,他们几乎也不怎么说话,他只记得父亲站在四合院里对他说:“这是你的家,不要太客气了。”正是这句话,把他带回了中国。很快他以此感慨现实:“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就是太客气了。”

画家陈丹青在谈到他和艾未未的区别时,曾表示,艾未未是“真左翼”,而他是右派。所谓真左翼则“大致是蔑视权威,同情弱者,有反社会倾向,主张革命,文艺观主张前卫,厌恶旧的传统的精英的文化。”虽然因为奥运,曾被艾未未骂做“软骨头”,陈丹青还是不止一次在各种采访中提及对艾未未的敬佩。问及对艾未未收集遇难者名单的看法,他说:“未未是一种朴素的左翼精神,不是理论的左翼,他是行动者,他的言说也可被视为行动。今日社会能有未未,是进步。他的抗议方式非常个人化,但很有力量。”

午后两点。艾未未的夫人路青谈起家里那只叫托尼的狗已经上了年纪,随后就骑自行车出门了,朋友们于是散去。保姆拿出拖把,搬起客厅里的中式太师椅,又一次进行例行清洁。

最近来采访的人太多,几乎都围绕地震遇难学生名单,从外面带来的尘土总是弄脏地板。

访谈艾未未:对我来说,每天都是5·12!

我们也是政府的一部分

第一次去四川灾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艾未未:5·12地震以后,是“蒙了”。我当时没有做救灾,因为灾难太大了,政府来做秩序会比较好,效率也更高一些。关于地震的报道我看了很多,刚开始是悲痛和震惊,很快的,就转化为一种爱国主义教育,或者说宣传的成分越来越大。我是在一种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去了四川,想亲身体验一下。除了北川以外的其他区域,我基本上都去了。

对教育部门和其他行政部门在伤亡人数统计以及一些其他信息的公开问题上,我很不满。我在很多篇博客里都问道,为什么我们不可能有这个名单?这是一个无法含糊的问题,这么多生命失去了,这些生命就是孩子。对那些农村人来说,尤其只有一个子女的,从幼儿园到十八九岁的孩子,父母可能把过去十几年的情感和力量、财富都供给了这个孩子,现在瞬间消失了。

在等待近一年也没有得到信息的时候,我决定做一些个人的努力。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众人对类似事情的态度都是,先期待,因为得不到答案而郁闷,然后放弃,然后就是埋怨,最后就是觉得没办法,我们的世界只能这样。

我想也许并不一定是这样,今天,政府也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也是政府的一部分;社会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也是社会的一部分。每个人承担的,觉悟也好,意识也好,所做的行动也好,都在表达我们希望社会是什么样的。

这件事是我不能容忍的——如果我们的社会有人这样去做、去坚持,我们的社会会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社会,而且事情会好办很多。不会是大家都在看,看政府的笑话之类,或者是作为旁观者来看。

十七大谈的是,我们需要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是一种折中的说法,未必要民主的社会,但是科学的社会也可以。什么是科学的社会呢,事实基础是第一步。因为所有的科学都是建立在“真”的诉求上,“真”则是建立在一个对事实基础的认同上。这个思想,我们顺着它说过去,是可能的。但是事实、真相、监督、信息公开、透明化这些都是逃不开的。这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的基础。

具体做的过程是怎样的?

艾未未:我们先派了一个纪录片组,共采访了二三百个遇难者的父母,或他们的亲戚,让他们谈了在什么地方听说地震,地震时他们是什么状态,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的孩子遇难了,当时的反应是什么,后来到学校以后的救助情况是什么,包括提取DNA、掩埋,政府的安抚工作,包括现状。同时我们去寻找这批遇难者的名字。这批资料回来以后,我们发现里面问题太多了。

60%以上的家属在地震之后就再没见过他们的孩子,很多人不知道孩子掩埋在哪,掩埋的时候也没有得到通知。甚至还有很多人认为他们的孩子没有死,是被送到了医院,然后再没回来。什么样的说法都有。很多家长被抽血,去做DNA鉴定,但是后来就没有了音信,再去询问就会受到冷遇。比如说人太多,我们没办法做等等。当做到七八百个人名时,我们觉得必须让更多的人参与这个事情。

很多人都说,他们已经死了你们为什么还要找这些名字。我觉得这是我们对死亡的意识问题。确实,因为一场灾难,有些人死了,有些人活着。那么活着的和死了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时候人是真正的死了?是不是只有有了真正的身份的时候,他才算死去?比如,他是谁,他是怎么样死的,他的年龄有多大。那么活着的记忆,是不是只有当这些信息存在时才是可能的?而不是说只有一些笼统的死亡数字。

我认为这是一个起码的伦理问题。就在网上贴了帖子说,我们要做一个公民调查。这个公民调查有几个关键词:一个是责任,一个是真相,也就是事实,还有权利。责任事实上包含着个人的责任和作为个人的群体——国家、政府的责任;事实包含着政府应该公布的事实和我们希望知道的相关信息;权利是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去问责政府,监督政府。

宣布了这个事情以后,迅速得到了回应,到现在可能有三五百个志愿者愿意加入,反应比较热烈。我们手头上有70多所学校的名单,根据不同的毁坏程度,做了区域性划分。

志愿者的工作情况怎样?

艾未未:想做这件事的志愿者有三四百人,最终参与的有100人左右,在那边实际调查的有五六十人。主要调查方式是走访学校和受难者家属。我们曾打了200多个电话给四川省的各级政府,从各地市政府、公安局、民政局到学校校长,还有各个县级的部门,获得了一个统一的回答: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家机密,或者说不对个人公开。这些信息无法获得,同时也没有一个清楚的说法会在什么时候公开。这导致我们更希望能在5·12之前获得比较完整的信息。

尽管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几乎80%的志愿者都有被带去问话的经验,但这些志愿者们,从10多岁到80多岁,他们的觉悟都非常让我感动,因为他们是中国第一批对民权、对公民责任有觉悟、有行动的人。

问话是想知道什么?

艾未未:警察问的最多的是:第一,你们是什么目的;第二,你们为什么要拿到这个名单?第三,你们后面是什么样的组织,谁资助了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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