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舆论推动下，“王帅案”已经改判，“习水案”与“吴保全案”似乎也出现转机
习水案检方撤诉后的新悬念
李克杰 山东政法学院法学副教授
但愿这不是单纯的民愤使然
习水嫖宿幼女案近日陡生变故：习水县人民检察院已经撤诉！撤诉的原因是“检察院审查过程中发现了新的事实和证据，要补充侦查”。(4月23日《广州日报》)
必须指出，在法院作出判决前，检察机关有权提出撤诉。从一般法律意义看，检察机关撤诉主要基于两类情况：一是发现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是遗漏罪行、同案犯罪嫌疑人，需要补充侦查或者补充提供证据。而补充侦查的最终结果，对事实仍不清、证据仍不足的，不予起诉或撤销案件；对于遗漏罪行和同案犯罪嫌疑人的，增加新罪行和同案犯罪嫌疑人后再次起诉。但无论哪种情况，再次起诉的罪名既可能是原罪名，也可能更换、增加新罪名。当然如果涉及罪行明显加重，还可能改变级别管辖，由原来的基层法院提至中级法院。
由此，习水案检方撤诉就为我们留下了新的悬念：一是新的事实和证据可以证明犯罪嫌疑人罪轻或无罪，再次起诉时将对犯罪嫌疑人减轻指控，或者撤销对个别犯罪嫌疑人的指控。不过，当前背景下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不大，甚至几乎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部分嫌疑人嫖宿幼女是毋庸置疑的；二是新的事实和证据可以证明犯罪嫌疑人，在现有罪名下更为严重的行为和情节，或者存在需要数罪并罚的其他犯罪行为，但不影响案件管辖，再次起诉时将加重指控罪行，建议从重、加重处罚或实行数罪并罚；三是可以证明犯罪嫌疑人触犯新罪名，而且这种新罪可能面临更高刑罚。
严格来讲，后两种情况在习水案中都有出现的可能，如果联系“中央调查组已经进驻习水，而且相关部门要将2007年以后的案件重新审核”的具体背景，出现上述第三种结果的可能性极大。具体来说，就是部分犯罪嫌疑人将被改为强奸罪起诉，或者以强奸罪和嫖宿幼女罪数罪起诉，审级上提一级，由中级法院一审。不过，但愿这不是单纯的民愤使然。
什么力量使吴保全案迅速再审
新京报 刘昌松 律师
“吴保全案”启动审判监督再审程序，意味着可能会出现转机。问题在于，通过再审纠正错误的材料来源基本上为媒体这一途径，值得忧虑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法院已对“吴保全诽谤案”提起审判监督程序，案件已经进入再审阶段。(4月23日《新京报》)这距该院作出二审生效裁定，仅仅6天时间。这恐怕在法院启动再审程序自我纠错的历史上，其速度处于绝对领先的水平。
有律师说，启动审判监督再审程序，意味着案件可能会出现转机。于是，在为吴保全高兴的同时，又有了新的疑问：若不是媒体对此案的高度关注，此案的再审程序能够启动吗？即使能够启动，又会如此之快吗？笔者也有这样的质疑，但对于法院能够迅速启动再审程序本身，笔者认为应当给予肯定的评价。相比于那些坚持错误，死不改悔的某些机关而言，还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再审程序到底如何启动呢？生效裁判是一种十分严肃的法律文书，稳定性是它的重要特征，非经法定程序是不得撤销或变更的。依法律规定，只有特定的法院和特定的检察院才能启动再审程序。以本案为例，启动再审程序，有3种方式：一是由作出生效裁判的鄂市中院院长提交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二是上级法院(包括最高院或内蒙古自治区高级法院)指令鄂市中院再审或者提归自己审判；三是上级检察院(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对本案提起抗诉来启动再审程序。
显然，在上述这些途径中，由作出生效裁判的法院启动再审程序是最快的途径。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若鄂市中院坚持错误，最高院或内蒙古自治区高级法院、最高检或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也可能基于强大的舆论压力而发动再审程序。几年前，辽宁省高级法院判处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刘涌死缓案，即是最高院基于强大的舆论压力采取提审的方式，由最高院直接再审后来宣判刘涌死刑立即执行的。
再审的发动主体虽然只能是特定的司法机关，但提起再审程序的材料来源却是多种多样的：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的申诉；各种社会组织包括各种媒体单位提出意见，广大网民提出意见；人大代表对个案进行监督；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自己发现错案等。
笔者尚不知道吴保全是否已经申诉，但依其性格，吴是一定会申诉的，当然，按本案一审法院、二审法院以前的表现，仅有吴保全的申诉很难引起应有的重视，进而启动再审程序。实践表明，通过再审纠正错误的材料来源，基本上为媒体这一途径，其他途径基本失灵，这让我们还不能轻松。因为其他途径本应是更有制度保障的运行机制。
我们现在还只知道是鄂市中院基于自己的决定进入了再审程序，公众一定有进一步的期待：到底是鄂市中院自身作主启动了再审程序，还是当地党政机关、上级党政机关、上级司法机关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没有通过法定程序而是通过非正常途径(内部指示)要求鄂市中院纠正错案而启动了再审程序？
司法公正不能总是由舆论推着走
杨涛 检察官
4月22日，有媒体获悉，对于不久前刚刚开庭审理的“习水嫖宿幼女案”，检察院方面已经撤诉。记者后来经过多方查证，确认了这一消息。对于撤诉的原因，法院负责人透露:“检察院审查过程中发现了新的事实和证据，要补充侦查。”
此番检察院突然撤诉，令人浮想联翩。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在审判过程中，对于需要补充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或者补充侦查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自行收集证据和进行侦查；必要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补充侦查不得超过一个月。”联想到“习水嫖宿幼女案”案发后，引发全国舆论的轰动，媒体和舆论纷纷质疑检察院指控的“嫖宿幼女罪”，认为此案的被告人应当构成强奸罪，司法部门饱受舆论的压力。而且，在舆论的压力下，该案似乎引起了高层的注意。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中央调查组已经进驻习水，而且相关部门要将2007年以后的案件重新审核。因此，有关部门撤诉，有可能将改变对这些公职人员指控的罪名，甚至将此案以需要判处无期徒刑以上为由移送到中级法院审理也有可能。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何司法机关运送正义的过程总是要在媒体推动下亦步亦趋，为什么司法公正有时离不开舆论监督？在贵州习水是如此，在河南灵宝也是如此，公民王帅上网揭发灵宝地方政府违法征地，结果被当地公安机关以涉嫌“诽谤罪”刑事拘留8天，直到在媒体的关注下，引发河南省副省长兼省公安厅长秦玉海高度重视，当地公安机关才撤销此案，对王帅作了国家赔偿；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同样如此，公民吴保全也因在网上发帖揭露政府征地问题，被鄂尔多斯市警方跨省抓捕，并送上法庭，以诽谤罪被判刑一年。他不服判决而上诉，在没有新增犯罪事实的前提下，刑期却从一年改判至两年，此案同样是在媒体报道和舆论的关注下，鄂尔多斯市中院院长对该案提起审判监督程序，案件开始进入再审过程。
媒体与司法的关系，历来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不光在中国是如此，在世界其他国家也同样如此。一方面，司法需要媒体的监督，通过媒体监督，使得司法更加阳光、透明，从而更加公正；另一方面，媒体在司法尚未作出判决前，随意指责司法，未审先定，极易引发大众偏激情绪，干扰司法审判，形成“媒体审判”。有鉴于此，一些法治国家对于媒体在案件审理时的报道要求严格，英国通过判例确立了这样的原则：当案件正在由法院积极而不是拖延审理的过程中，任何人不得对案件加以评价。即使你确保自己的评价是诚实的，但只要是在法庭审理以前过早地说出了真情，也会被认为是蔑视法庭的行为，并受到相应的处罚。丹宁勋爵说，“我们绝不允许法院以外的‘报纸审讯’、‘电视审讯’”，“必须记住，是法庭在审理案件，而不是记者”。但是，如果这话拿给中国网民听，网民就会笑了。尽管我们不能否认“媒体审判”的弊端和对司法的负面作用，但是，今天媒体对于司法的监督，甚至是在审判前的评论与定性，正面意义大于负面意义。
拿“习水嫖宿幼女案”来说，此案还未审理，但遵义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杨舟在听取了汇报后指出，这是一起公职人员涉嫌嫖宿幼女、“丧尽天良”、社会影响十分恶劣的刑事案件。他要求，对此案在法律规定的量刑范围内顶格处理。可见，案件尚未审理，杨书记就定性为涉嫌嫖宿幼女，鉴于杨书记的特殊地位，人们有理由怀疑司法能否独立来对此案进行准确定性。而王帅案和吴保全案，更是在地方政府的权力之手推动下形成的错案，公安司法机关创造性地使用了“诽谤政府罪”，如果不是媒体提前介入，很难想像这两个案件会有平反的转机。可见，在今天有时候司法不能独立审判，司法机关不能超然于地方党政控制的情形下，媒体和舆论监督，甚至一定程度上的未审先定的“媒体审判”，不是损害司法的公正，而是要清除司法背后的长官意志，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给司法机关找到理由，帮助司法机关摆脱这种控制，促使司法审判更加公正。
然而，在一个崇尚法治的社会，经常要靠媒体的监督甚至“媒体审判”才能让司法摆脱长官意志、确保公正，毕竟不是正常的现象，我们希望，司法摆脱长官意志独立审判，而媒体不越界监督的社会氛围尽快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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