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市场信心需一揽子方案对症下药
马红漫 财经评论员
财政部决定从2008年9月19日起,对证券交易印花税政策进行调整，由现行双边征收改为单边征收，税率保持1％。。此外，中央汇金公司表示，为支持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稳健经营发展，稳定国有商业银行股价，中央汇金公司将在二级市场自主购入工、中、建三行股票，并从18日起开始有关市场操作。
印花税单边征收、有着“国家队”含义的汇金公司入市，显然都属于调控部门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的积极举动。同时必须要强调的是，与以往的一些所谓“维稳”措施不同，印花税政策和场外资金入市直接针对了资本市场本身，而非游离于市场之外。因此对于这两项政策所能够带来的市场反应，理应给出更加积极的预估。
然而遗憾的是，从政策出台的具体时点看，实际的市场效果却可能未必如预期般乐观。
其一，随着2245点和2000点关口轻松告破，已经从技术上宣告始自2005年的牛市行情彻底结束。一旦熊市心态成为市场主流，任何外部的利好消息，即便能够带来市场的积极反应，但是多数投资者都会选择“逢反弹必出货”。利好消息的实际市场效果随之而大打折扣。
其二，近期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阴影笼罩着世界各国的资本市场，A股市场整体的外部投资环境和信心也已经极度恶化。美国五大投行在金融危机中折翼其三，雷曼兄弟等华尔街百年老店都无法脱离破产的命运；新兴市场股市更是惨不忍睹，俄罗斯股市甚至因为暴跌而被迫休市。A股市场主流的基金投资者历来唯海外市场是瞻，在全球资本市场投资者都宛如惊弓之鸟的背景下，基金等主流资金如果没有作为，自然也很难期望市场走出像样的行情。
可见，与目前市场过度孱弱的投资心态相比，尽管政策语言已经非常明确，但是政策的效果还将不得不面对市场走势的严峻考验。当然，从长期市场方向看，股票市场的维稳政策开始逐步切中市场内在的需求，如果调控部门能够持续出台类似的政策利好，那么将有可能逐步纠正市场脆弱的投资心态，使得市场走势渐次企稳，直至回归到健康发展的正轨中来。
纵观从4月24日印花税调降开始，陆续出台的一系列“维稳”政策，最终的市场效果都并不理想，无法改变市场下跌的趋势，最多不过换来短暂的盘整行情，而盘整之后的加速下跌，更是让“维稳”政策的效果彻底被抹杀。由此看来，如果要想恢复市场的信心，就必须在具体的政策措施选择和政策出台的时间安排上做出缜密部署，而不再采取应景式的应对方式。否则，不仅政策效果弱于预期，市场对调控部门“救市”政策的反应也会边际递减。
从目前投资者担心的因素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类：一是由于大小非因素所导致的市场资金供求不平衡；二是对于经济基本面和上市公司业绩下滑的担忧；三是对海外市场金融危机蔓延的恐慌。由此出发，相应的维稳政策也应该针对这三方面因素出台一揽子方案，彻底告别“救市”政策单打独斗的尴尬格局。
据此我们建议，其一，针对大小非解禁减持问题，应该尽快出台一揽子方案，公布包括可交换公司债等金融创新产品的实施细则。同时，平准基金也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与之相比，单纯依靠汇金公司建仓三家国有银行的做法，根本无法达到市场对于资金面供给的期望。其二，针对上市公司业绩下滑问题，税收方面的改革措施也应该尽快出台，包括增值税全面转型等等。此外货币政策也应该有针对性的松动，缓解企业正常经营的资金瓶颈问题。其三，股指期货、融资融券等金融创新工具的推出不宜再拖延。这些金融工具的推出，可以提高机构对冲风险的能力，保持基金净值的稳定，进而吸引场外资金积极进入市场。
1994年7月，当上证指数从1500点跌到333点，政府曾出台三大政策以恢复投资者的信心，并最终取得了市场效果的成功。当下，伴随着股指再度陷入非理性暴跌之中，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值得调控部门认真汲取。
另一篇：政府救市是不是困境中的出路
新闻晨报 李华芳 经济学者
华尔街的突变风云不仅将教育美国，也会带给中国很多启示。尤其是美联储的几番动作，在引起巨大争议的同时，也给了大众一个反思的契机。
美联储的动作并非一以贯之。对贝尔斯登的援助招来一片责骂声后，伯南克似乎谨慎了一点。但没过多久，美国政府就宣布接管两房。斯蒂格利茨旗帜鲜明地认为应该对援助说“不”。因为这就相当于私人部门获取利润，而公共部门承担风险，最后也就是纳税人承担风险。一个本应坚持自由市场原则的政府对私人部门的援助，将导致风险社会化，其中蕴含着长期的道德风险。也许是出于这种担忧，美国政府没有应对雷曼兄弟的求救声，不过在叫好声还没有停的时候，美国政府转而又将AIG收归国有。并且，18日美联储联合欧洲央行、加拿大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和瑞士国家银行等6家央行联合向市场注入1800亿美元进行救市，以避免全球性金融危机。
不过可以看出，美国政府也在救与不救之间徘徊。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情况同样是晦暗不明，股市下跌，房产市场也不景气，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救市”似乎提供了一种可行的途径，即中国政府也应该救市。但这恐怕是一个误解，美国的“救市”与希望中国政府进行的“救市”，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就好比不加三聚氰胺的奶粉与加了三聚氰胺的奶粉，表面上都是奶粉，但有性命攸关的差别。
坊间希望的政府救市，无非是希望政府给钱给政策，把股市、房市都变成政策市，然后占中国人口少数的投资者可以拿回自己的辛苦钱。粗粗一看，这种要求与美国的救市区别不大。不过问题在于美国的救市要经过一连串程序，各种意见都得到表达，且都公开透明。相反，中国的政策则往往是“半夜鸡叫”型。即便中国政府想救市，其能动用的手段也相当匮乏。周一的降低“双率”，似乎也并未给股市注入生机。
笃信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往往忘记向公众介绍市场经济赖以维系的两大基础，分别是法律和道德。前者是成文的正式制度，而后者往往是不成文的非正式制度，对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来说，两者缺一不可。由于次贷危机引致的一系列严重后果，除了从业者的道德风险之外，与法律监管上的宽松也不无关联，在有法可依的情况下监管不力，政府难逃干系。或许到目前为止，没有一种理论能确切理解经济周期，但如果市场上的人们互不信任(由于从业者的道德风险)，并且也对政府失望透顶，那么大规模的信心崩盘就难以避免。
一旦信心崩盘，无论采用何种提振经济的手段，都难免失去效力，至少也会大打折扣。所以重建市场信心，远比其他手段要重要得多。在困境之中，如果没有信心，在转机来临之前，市场就已绝望而崩塌。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有何作为呢？一是政策制定过程公开化，二是要严格依法监管，不要随意伸手干预市场。也就是说，政府首先要对市场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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