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这是一次规模并不大的会议，数十人而已。但吴敬琏、江平、张五常、秦晖、周其仁、张维迎、张曙光、石小敏、樊纲、盛洪……这份发言名单，已足以值得你把以下的全部内容耐心读完了。
导读：
【市场化三十年】张五常：“平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
【市场化三十年】交锋 “县际竞争”:未来有那么乐观吗？
【市场化三十年】江平：今后改革的重要目标
周其仁、盛洪、江平、樊纲、吴敬琏、曹远征、张曙光等在会议现场外留影
诠释篇：
笑蜀：市场化：后奥运时代仍是最强音
无论基于何种立场，都很难否认，市场化三十年是中国巨变的三十年。三十年的苦斗，三十年的悲欢，让人铭心刻骨。更何况，中国已步入后奥运时代，诸多重大变量悄然汇聚，而市场化三十年最重要的意义，正在于它对未来的指向。市场化三十年对中国是福音还是陷阱？市场化三十年从何而来，又将去向何处？面对这样沉甸甸的话题，每一个关心民族命运的中国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
也就无怪乎国内最好的学者要纷至沓来。会议规模并不大，数十人而已。但吴敬琏、江平、张五常、秦晖、周其仁、张维迎、张曙光、石小敏、樊纲、盛洪……这份发言名单，已足以说明会议主题对于中国思想界的吸引力了。
这次会议，就是天则经济研究所、广东省人文学会8月30日到31日在北京合作主办的“市场化三十年论坛”。
两种极端都要反对
市场化三十年论坛中，最受关注的学术明星当然是张五常。
已经白发苍苍的张五常，狂狷气质丝毫不改。“我这一篇很特别。”他开篇就这么毫不客气地宣称，“我为一个人写的，我为科斯一个人写的。其他人我没有理会。”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科斯是张五常的恩师。正是科斯，三十年前嘱咐张五常从美国回到香港，一直追踪中国改革开放的足迹；也正是科斯，两个月前把自己的诺贝尔奖金全部拿出来，在芝加哥自费主办了一个大型的中国讨论会，主题就是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张五常提交给这次论坛的长篇论文，正是他受科斯嘱托，费时整整一年写出来的。科斯推崇备至，使得这篇论文在两个月前的芝加哥会议上已经大出风头。
张五常对自己的作品充满了自信。他断言：他是在总结一个大时代的转变，而中国是这个大时代的火车头。所以，“你要能够解释中国，就能够解释这个大时代的转变，解释不了中国，就不能解释这个大时代。”而在张五常视野里，解释中国进而解释整个大时代的历史文献，还没有任何人能够写出来，弗里德曼没有，科斯也没有。只有他自己写出来了。他提交芝加哥会议和市场化三十年论坛的这部作品，正就是这样的历史文献。
张五常深感幸运。因为这样的大题目百年不遇，只是让他遇到，而且果敢地抓住了，在他已经七十二岁高龄的时候。他得意地宣称：“在经济学的思想历史上，没有一位是超过60岁还有什么作为的，我72岁写这篇文章，你要我怎么样？你问我，我只能告诉你这是上帝对我的嘱咐。”
张五常用他的广东白话，洋洋洒洒地讲了将近一个小时。讲他这篇文章的由来，讲他对这篇文章的评价，当然，更重要的是讲他对中国市场化三十年的解释。一边讲一边不断做出有力的手势，充满霸气但也充满机趣。“精彩与荒诞齐飞”，一位学者后来这样评价张五常的演讲。的确，没有人能够否认张五常强大的学术功底和鲜明的学术个性，他对中国市场化三十年的解释，有其独到之处，而往往令人激赏；但他的局限、偏见以及他的固执，也不免引起诸多争议乃至非议。
会场上最受关注的新闻人物，则非吴敬琏莫属了。当论坛揭幕的前一天晚上，天则研究所在宾馆西餐厅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设茶接风时，刚从天津赶回北京的吴敬琏，一出现就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骚动。尽管并无任何预告说他将取消此行，但他的如期而至仍然让大家喜出望外，让大家感到踏实和安慰。从他一站到门口时所有的目光都马上聚焦到了他的身上。“吴老，您还好吗？”这句深情的问候，所有与会者无疑都心领神会。因为此时，正是所谓“吴敬琏间谍案”的谣言甚嚣尘上之时。与会者莫不为吴敬琏揪心。但吴敬琏本人反倒是波澜不惊，依旧那样平和而从容。似乎也无须多加解释，他出现了，这个事实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
吴敬琏在乎的主要不是自己的命运，根本不提自己的人生际遇。一开口，谈的还是改革大局，市场化的大局。他曾经以“吴市场”之名而著称，在公众眼里，他无疑是代表市场化方向的一面主要的精神旗帜。但是他也最早洞察中国市场化的种种问题，最早开始反省。早在1980年代就和他的战友钱颖一教授一起，大力引进寻租理论，提醒国人警惕腐败的蔓延，警惕市场的变形，警惕可能到来的权贵资本主义。为此他与中国最优秀的法学家譬如江平教授等长期合作，着力探讨如何重建法治以制衡利益集团，呼吁让市场经济踏上法治正途，让市场与公正兼得。原来的“吴市场”因此而得名“吴法治”。但是现在，市场化一定程度的变形让部分国人对市场化方向颇多质疑，市场化颇有“污名化”之嫌时，吴敬琏又当仁不让地回到了“吴市场”的历史角色上。
“三十年改革是要好好总结一下，但两种极端都要反对。”甫一坐定，吴敬琏就这样旗帜鲜明地表了态。“一种极端是认为市场化不该搞，让我们又回到了旧社会。另一种极端是认为1990年代以来就没有改革。两者差异很大，但又殊途同归，反正是改革一无是处。”
为市场化辩诬，保卫市场经济，这一直是吴敬琏整个会议发言的主题。没有市场化，就没有三十年经济成就，就没有人民生活一定程度的改善。市场化方向没错，但为什么会有那么严峻的社会问题呢？吴敬琏回顾历史认为，其实市场派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分歧是早就有了。同样主张市场经济，在熟谙现代经济学的学者来说，他们心目中的目标是自由市场经济，而在许多从事实际工作的政府官员来说，他们心目中的市场经济却是日韩模式的市场经济。当时看来方向是一样的，差别很微小，但越到后来，这种微小差别起的作用越关键。“后来当市场发育起来以后，政府在里面仍然掌握资源配置权力不放，这就造成很多问题。”权力跟市场不能有效区隔，权力搅买卖就愈演愈烈。这种事实上的新重商主义现在已经走不下去了。新重商主义跟自由市场经济不是一回事，现在需要质疑的是新重商主义，而不能将污水都泼到市场化头上。
因坚持市场化方向而得罪了原教旨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因抵制权贵资本主义而得罪了特殊利益集团，就这样不能不一直两线作战的吴敬琏，当下的处境因此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他没有丝毫气馁，从容和锋芒一如从前。会场中他常常插话，其率性、理性的言说风格常常激起满堂掌声。显然，无论怎样将吴敬琏“污名化”，吴敬琏在人们心目中依旧挺拔。“我想法治还是当务之急。我们共同努力，我觉得不那么悲观。”这是吴敬琏在论坛上最后的告白。
从“非典市场”到经典性市场
基于民间立场，以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客观总结市场化三十年，这是会议的主旨。百家争鸣也就是题中之义了。
最突出的争议有两个，最早是张五常跟诸多内地学者之间的争议。（见32版《交锋“县际竞争”：未来有那么乐观吗？》）
另一个争执，则发生在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和北京大学教授姚洋之间。历史眼光和国际眼光兼得的秦晖，主要解剖了南非模式，认为南非当年的经济奇迹，主要靠低人权和全球化两个因素配合而获致。只就单纯的经济效率讲，农奴制往往比自由人制度更有效，种族隔离正好为南非当局提供了这样的便利。加上全球化进程，南非当局能够以自己低廉的人工成本与发达国家竞争，所以一度无往不胜。但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一旦低人权的成本优势丧失，南非一旦踏上民主化正轨，其经济状况马上今不如昔，奇迹不再。
但是姚洋不能接受秦晖的意见。在姚洋批驳的对市场化三十年经济奇迹的四项解释中，秦晖就占了两项。姚洋提出了完全不同于这四项解释的他自己的独特解释。“我想提出来和大家讨论的，概括起来说是因为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那么什么是中性政府？他给出的答案是：“他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的利益，也不被任何利益集团所俘获，而且不和利益集团结盟。”这种政府的优势当然再好不过：“他第一容易考虑全体利益，全社会的利益。第二，他容易考虑长远利益。”姚洋并且声称，他可以举出很多例子，证明这个政府实际上是把长远利益放在短期利益之前，把全局利益放在局部利益之前。别的国家为什么不能创造中国三十年经济奇迹这样的成就？因为它们没有这样的中性政府，因为这样的中性政府在中国是不容易产生的，在世界上就更不容易了。
对姚洋的演讲，与会者多有耳目一新之感。一向儒雅平和的主持人周其仁微笑着总结说，这个报告非常有意思，“给我们的讨论带来很大的空间”。思维敏捷的学者们当然不会坐失这个很大的空间，争相发言，甚至连只是列席的外来听众也忍不住频抢话筒。会议气氛一下子显得特别热烈而欢快，颇具轻喜剧色彩。
持续两天的会议，坦诚而宽松。开放的讨论最有利于彼此激荡，这样的大脑风暴当然容易凝聚智慧的结晶。多角度透视市场化三十年的成就和问题，无疑是会议的第一个方面的收获。但正如张曙光所称：“其实我们回顾过去是着眼于未来。”建言未来就成了会议的另一个重要收获。吴敬琏、江平两位思想界元老呼吁法治、宪政和其他配套改革。财政部科研所负责人贾康则更了解中国政治体系的实际运作情况，主张从管理角度、技术角度切入的渐进改革，首先是公共财政改革创新。浙江大学教授张旭昆与贾康异曲同工，他的切入点不是公共财政而是医疗的市场化改革。他认为，我们现在的市场肯定不是现代经济学教科书说的那个市场，那个市场可叫作经典性市场，我们现在的市场实际上是非典型性市场，可简称“非典市场”。所以不是市场化搞错了，而应该是把我们的“非典市场”逐步改造成一个经典型的市场。具体到医疗领域，即是通过引进竞争机制解决医疗服务市场的效率问题，通过个人付费防止医疗费用膨胀的问题，通过引进政府的资助来解决大致公平问题。
历史学出身的秋风，着眼于政治文化的特殊功能，在比较中国百年三波立宪潮的基础上呼呼绅士传统，呼吁精英群体勇于承担自己的社会历史责任，勇于推动制度创新。他的这个呼吁，或许可算作对市场化三十年论坛的一个注脚。中国的经济奇迹在制度创新方面的贡献是什么？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又需要通过哪些制度创新去解决？制度创新的空间到底在哪里？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在下一个三十年的历史大幕徐徐揭开之际，这些问题之至关紧要毋庸讳言。思考这些问题当然是全民族的责任，但首先是作为当代绅士群体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市场化三十年论坛”会在这方面开了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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