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为93年9月23日晚,当申办结果公布北京落选时中央电视台转播中心现场
从1993年的蒙特卡罗到2001年的莫斯科,八年时间,是我们这个国家逐渐成熟的转折时期。在这八年里,东方古国在现代化的转型中褪去了青涩与焦虑的外衣,而世界观看我们的眼神,也渐渐少了傲慢与偏见。八年间,社会巨变的同时,中国人的精神气质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对奥林匹克的认知,也愈渐深刻。
张百发:是英美捣乱
1993年9月24日,北京时间凌晨2时30分,萨马兰奇主席在蒙特卡洛宣布了悉尼获得2000年第27届奥运会的举办权,北京仅仅以“两票之差”,遗憾地失去机会。
这“两票之差”意味着什么?当时的真实情况到底怎样?我们有幸采访到了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北京申办代表团副团长的张百发,为您倾情讲述当年申奥中不为人知的故事。
“在我的记忆当中,中国提出申办奥运会,据我知道,小平同志是第一人。”张百发这样回忆到。1991年2月22日,北京市正式向国际奥委会提出,承办2000年奥运会的申请,曾经有过组织举办亚运会经验的张百发,成为当时申办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之一。
从蒙特卡罗回来之后没多久,张百发陪同邓小平去视察北京机场路的建设,小平同志问起申办的事情时,张百发直言不讳地讲到“是英国人、美国人捣乱,就怕我们成功。”结果邓老他讲话非常精辟,他就讲,这是预料之中的事,他说不成功没有关系,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把经济搞上去,总有一天能申办成功!
1998年11月25日,时任北京市市长贾庆林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向中国奥委会主席伍绍祖递交了2008年奥运会申请书,拉开了中国第二次申办奥运会的序幕。当时,贾庆林在他的办公室里专门向张百发征求过意见。
张百发从北京市副市长的岗位退休以后,这个自称“胡同里扛木头直来直去”的人,如今在京剧和高尔夫球的陪伴下安详地享受着晚年生活。
何振梁两次落泪
从1955年至今,何振梁从事体育事业已经有50多个年头了。他曾经为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上的合法地位,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北京的两次申奥他更是倾注了全部心血。
1991年,北京正式提出申办2000年奥运会。国际奥委会中一些有过申办经验的朋友告诉何振梁:“如果申办到手,人们会很快忘了你,而如果申办不成,则一切责难可能都落到你的头上!” 尽管如此,何振梁依然全力以赴地实践着他一生中最大的心愿:在北京举办奥运会。
当时何振梁的身体状况并不好,医生建议他每天只能工作五个小时,可是他根本做不到。于是,他总是随身带着药坚持工作。为了防止出现“意外”,何振梁甚至留给了孩子们一封简短的“告别嘱托”。
1993年9月24日,当萨马兰奇主席宣布获胜者是悉尼,何振梁保持着微笑,第一个向身边的澳大利亚委员高斯帕表示祝贺。在公众场合,他一直压抑着自己的情绪,直到回到酒店,女儿打来电话哽咽地说出:“我爱你们,爸爸”几个字时,何振梁放声大哭,不能自已……
镜头跳转到2001年7月13日,莫斯科,又一个不眠之夜。第二轮投票结果即将揭晓。当萨马兰奇经过何振梁身边的时候,“你们不一定注意的到,但是我感觉的到,萨马兰奇跟我微微地点了一下头,我知道百分之九十九成功了。”
萨马兰奇缓缓地走上讲台,相似的情景,不同的结局,当他掷地有声地说出“北京”两个字时,所有中国人凝聚了八年的情绪都得到了最终的释放,人们将记忆定格在了欢呼的那一个瞬间。
在隔壁的会场里,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们排起了长队,一个个上来向他们的老朋友何振梁表示祝贺。“当我们中国台北的委员吴经国先生,过来跟我拥抱的时候,他跟我将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们两人都控制不住,流下了眼泪……”
申奥形象大使杨澜
1993年,当时还在中央电视台做主持人的杨澜,飞赴蒙特卡罗,亲身参与了北京第一次申奥的报道工作。真正到了那以后,杨澜却感受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正是这样的一件件事,会消磨你的一开始盲目乐观的这样一种情绪,然后慢慢让你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时针指向了9月24日,北京时间凌晨2时30分,杨澜就坐在宣布会场的体育场二层,而她的任务就是向全国人民翻译萨马兰奇宣布结果的那样一段话。尽管杨澜明明已经一个耳朵听到了她最不愿听到的一个结果,但是她仍然强忍着泪水,“命令自己不能失控,我已经翻译完了,不需要我再说话了。”
在回来的飞机上,何振梁走过来向每一个工作人员握手,表示感谢,走到杨澜身边的时候,他说:“我觉得非常对不起你,让你白跑了一趟,”杨澜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她是第一个在飞机上忍不住带头哭了的人。
可以说,蒙特卡罗这一次的申奥经历深刻地影响了杨澜,不久,她选择了到美国留学。也有了日后愈发美女与睿智的杨澜——那是一种岁月积淀后的优雅与淡定。
2001年,杨澜出任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形象大使。当宣布北京获胜时,杨澜这一次没有流泪,她选择了微笑,“我的感觉我是第二个跳起来的,但是我刚刚跳起来一半的时候,我旁边的王治郅跳了起来,好家伙他这个高头大马,那手啪一挥就把我摁了下来,所以有一张照片正好是欢呼的那一个瞬间。”
在回忆起八年间,中国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时,她说“我觉得在一个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也不应该被隔绝开来,这种努力互相的了解和融合,必定是双向的。今天中国有了这样一个蓬勃的发展,世界对你刮目相看,世界不能不重视你,而且世界有这样的意愿,来从更多的方面,了解一个更加客观,更加全面的中国。”
邓亚萍的申奥情结
邓亚萍与萨马兰奇之间的忘年交,曾经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在采访中,提到这位德高望重的长者,邓亚萍还是习惯亲切地称呼他为“老萨”。
“老萨”不仅先后五次在邓亚萍夺得冠军时亲自为她颁奖,还破例邀请她参观洛桑国际奥委会的总部,又提名她成为了国际奥委会运动委员会的委员。当被问及“为什么萨马兰奇先生这么喜欢您?”,邓亚萍给出的回答是:“可能是我身上所体现出运动员的那种拼劲吧,这与奥林匹克更高、更快、更强的精神是一致的。”
“老萨”还建议邓亚萍学习英语,给了他这把“打开世界大门的钥匙”。可是由于比赛繁忙,邓亚萍学习英语的“任务”总是一次次被搁浅。
直到1993年,北京第一次申奥,她作为现役运动员代表要作陈述。头一天晚上,久经沙场的邓亚萍竟然失眠了。原来尽管可以带着稿子走上讲台,可是那些陌生的字符她根本不认识,她只能靠死记硬背,然后在嘴里不断地重复。虽然只有一句台词,”We hope you vote for Beijing. Thank you very much.”(我们希望您投票给北京,谢谢。)
2001年,作为北京申奥形象大使之一的邓亚萍,再次站在中国代表团陈述的讲台上。当时就读于诺丁汉大学的邓亚萍,让我们看到了她自信的微笑和流利的英文。而这一次,邓亚萍亲自撰写演讲稿,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中国人民对于奥运会的激情与渴望:“我们梦想有一天能在北京举办奥运会,给中国运动员一个机会,热烈欢迎和友好接待来自世界的朋友们……”如今,回忆起申奥成功的那一刻,邓亚萍的眼睛再一次湿润了。
从世界冠军,到剑桥的博士,再到北京奥组委的官员,邓亚萍用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自己人生的成熟蜕变。可是,不变的依然是奥运情结——
运动员时期,她是奥林匹克精神的实践者;剑桥学习期间,她的研究课题是“奥林匹克品牌”;目前,作为北京奥组委奥运村部的副部长,她又是北京奥运会的组织者和推广者。于是,邓亚萍用自己的成长经历,仿佛告诉了世人什么是真正的奥林匹克……
取材于中央电视台奥运频道播出的10集纪录片《我们的奥林匹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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