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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体育事业随文革而止
http://view.QQ.com  2008年07月07日19:38   中国网    我要评论(0)

体育事业随文革而止

正当荣高棠为取得的成绩喜上眉梢的时候,一场时代的厄运从天而降。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荣高棠因在一次体工会报告中说的一句“毛主席也说过,讲错误,我的错误可以成车拉”,使自己成为造反派火烧炮轰的首要目标。

1966年12月24日,他又一次走进自己亲自参与建设的北京体育馆,参加的却是“批判斗争荣高棠大会”。这次最后的批斗会宣布了他的“政治死刑”,第二天,造反派闯进了荣家,将他带走实行隔离审查。

走前,荣高棠拍了拍女儿的背,面无表情。此后,他开始了长达8年的牢狱之灾和5年劳动改造生活,他的生活和事业都在转眼之间戛然中断整整13年。

十年内乱也让整个新中国竞技体育掉入了低谷。体育组织管理系统全面瘫痪,运动队的正常训练基本停止。

文革后,67岁的荣高棠再次被任命为国家体委副主任。第二年,他将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名额让给年轻的何振梁,随后退居二线。

文革前后

“空降兵”直接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训练理念。

对技术革新影响最大的是乒羽项目。容国团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左推右攻打法,创造了发转与不转球、搓转与不转球的新技术,并形成了中国队“快、准、狠、变”的技术风格。姜永宁则奠定了搓球技术的基础。

而王文教和陈福寿,完成了中国羽毛球队从无到有的奠基工作。当时的羽毛球,仅在沿海的几个大城市里开展,毫无基础可言。回中国后,王文教和陈福寿被安排在中央体育学院竞技指导科,成为中国第一代国家羽毛球队的主力队员。由于没有教练,王文教还同时兼任教练和队长。逐渐制定出包括身体训练、技术训练和战术训练内容的一套完整的训练计划。

当这些人大都成为各项目发展的中坚力量时,上世纪60年代突然开始的文革,使得这些来从海外“投奔祖国”的运动员们受到了最惨烈的冲击。

50年代回来的这一批运动员,大都背上了“特嫌”的罪名,或被投入监狱、或被下放劳改。

“乒乓三英”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不堪迫害,在1968年的4月、5月、6月,以同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戚烈云被指为“回国动机不纯”,成了国家游泳队里头一个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的对象。他乐于助人,被批为施小恩小惠,收买人心;他探索运动训练的科学性,被说成抗拒大运动量。

当时,腰椎已经骨裂的王文教,也被下放到农村改造,并且被约法五章,完全失去人身自由。陈福寿背着“海外关系复杂”的罪名,被下放劳动,全家人被赶到闽西一个偏僻的山区,做了农民。直到1972年,羽毛球队恢复集训,陈福寿和王文教才被调回北京,做组队工作,直至退休。

他们中的大多数,文革后仍继续留在中国从事体育事业。而戚烈云,在文革结束后,又跨过罗湖桥,回到香港从商。如今,已经成为了商海里的健将。据说,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中国游泳队庆功用的路易十三,就是戚烈云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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