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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林中国抛掉“东亚病夫”(图)
http://view.QQ.com  2005年08月15日14:55   东方网    我要评论(0)

在柏林中国抛掉东亚病夫 符保卢曾进撑竿跳决赛

图:1936年8月,中国足球队第一次出现在奥运赛场,2日与英国队交锋,上场首发阵容,

后排左起:李天生、包家平、谭江柏,中间左起:徐亚辉、黄美顺、陈镇和,

前排左起:曹桂成、冯景祥、李惠堂、孙锦顺、叶北华。

在柏林中国抛掉“东亚病夫”(图)

图:李惠堂在1936年奥运会开幕式中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

相关资料追溯武术与奥运的亲密接触

东方网8月15日消息:虽然在1932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短跑好手刘长春曾在跑道上竞逐,但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自中国成为国际奥委会会员以来,1936年的柏林奥运才是他们首次正式参加这项盛事。

在柏林奥运会中,旧中国派出了人数最多的一个代表团。当全体运动员都因为各种原因被淘汰在预赛阶段时,符保卢为中国人争了口气,闯进了撑竿跳的决赛,而舒鸿更是代表中国人第一次执法篮球比赛的决赛,中国人在这届比赛中彻底抛弃了“东亚病夫”的帽子。

虽然当时旧中国正处于黑暗的独裁统治阶段,但国内的一批有识之士却表现出极高的热情,意图要在纳粹以及轴心国面前证明,中国人并不是所谓的“东亚病夫”。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在以最大努力争取政府支持的同时,积极准备参加,为了能派出较高水准的代表队,全国体协特于1935年7月至8月在青岛山东大学举办暑期训练会,进行男子田径、篮球两个项目的训练。参加的运动员有刘长春、符保卢、王士林、牟作云等56人。教练除马约翰、董守义、夏翔等著名体育人士外,还聘请了两名外国专家进行指导训练。1936年初,又分项进行选拔和集训,同时筹措经费。终于,教育部出资17万,募捐3万,加上足球队赴南洋巡回赛的门票收入,于是派出了旧中国最为庞大的一支体育代表团参加柏林奥运会。政府代表郝更生、沈嗣良、陈时,总领队马约翰,田径、篮球、足球、游泳、举重、拳击、竞走、自行车比赛和武术表演运动员共69人。同时,还有一个34人组成的赴欧体育考察团随同前往。

当中国代表团抵达柏林时,柏林火车站挤满了欢迎的华侨和闻讯而来围观的西方人。他们争先恐后地盯住旧中国女运动员的脚和男运动员的头观看,目光中充满了疑问。当时的一家外国报刊还登出了嘲笑中国代表团的一张照片:一群中国运动员身前放着一个用英文标明的“德国制造”的大鸭蛋,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女人都是小脚,而男人都是拖着一条大辫子,运动成绩当然也就更不在眼中了。

但这一次中国代表团的出现,却无疑给了他们当头棒喝,中国人在纳粹首都柏林,彻底抛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此外,中国的武术也给西方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受到了德国民众的热烈欢迎。当飞叉王郑怀贤表演完毕,纳粹首领希特勒还兴趣十足地要看看他的飞叉到底是何东西。

撑竿跳高大王符保卢

穷得买不起比赛用竿

驾驶轰炸机迎击日寇

1936年8月,第11届奥运会的圣火在柏林点燃。而当时的中国仍然战火蔓延、刀兵遍地。当时国民党政府组织派遣了140多人的大型代表团赴柏林参赛,几乎全军覆没,那时候唯一一名获得复赛权的选手就是撑竿跳名将符保卢。

符保卢原名符保陆,字宝卢,1914年生于哈尔滨。他自幼喜爱运动,父亲在自家院内设了简易的单杠、双杠等体育器械,父子二人常在一起锻炼身体。进入小学以后,符保卢对体育活动兴趣更加浓厚,1927年,在哈尔滨举行的首届联合运动会上,符保卢一举夺得了童子组50米、100米和200米赛跑的三个单项亚军,获得个人总分第二名,此后特别加强了撑竿跳高的训练。1930年4月,在杭州举行的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上,符保卢以3.28米的成绩荣获撑竿跳高第一,从此,仅17岁的符保卢名扬全国,被誉为“撑竿跳高大王”。1935年10月,他在全国第六届运动会上刷新全国纪录,后又创造4.15米的撑竿跳高全国新纪录,并保持20年之久。他还善于单杠、双杆、垫上(自由体操)和跳箱(跳马),跑冰以及十项球类等均有好成绩。符保卢于1933年定居上海,代表上海参加全国运动会。

1936年7月23日,经过近1个月的水陆旅行,符保卢随中国体育代表团抵达柏林,参加第11届奥运会。他们的到来招来了当地人争先恐后地围观,很多人都还以为中国妇女是裹着脚、男子留着辫子的形象。而当时,由于代表团对于运动员的生活条件注意不够,代表团从6月26日坐船从上海出发到意大利,再转坐火车,不少运动员晕船,吐了20多天,到了柏林只休息了一个星期就上场比赛。所以最终除了符保卢的撑竿跳高获得参加复赛的资格外,其余的中国运动员在预赛里全部都被淘汰了。

而符保卢这根“独苗”的比赛也是进行得十分艰苦,由于代表团连一根竹竿都未给符保卢配备,以至于他每次试跳都要点头鞠躬向日本选手借用一根长度仅4.15米的旧竹竿。在这样的条件下,符保卢最终也在后面的比赛中败下阵来,以17名的成绩无缘奖牌,中国代表队也因此全军覆没。

从柏林回国之后的第2年,符保卢考入了南京国体专校进修,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南京屡遭敌机轰炸,学校不能正常上课。符保卢义愤填膺,转而报考航空学校。由于他学过驾驶,且身材魁梧,体质极佳,经过短期培训,很快被编入轰炸机大队,参加抗日战争。在与日寇空军战斗中,他英勇顽强,击落3架敌机,立下赫赫战功。

但让人伤感的是,1944年,符保卢在一次试飞时失事,一代体坛精英、抗日英雄,与世长辞。

亚洲球王.李惠堂

中国足球队一路“卖艺”

“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这是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流传的一句话。李惠堂以其高超的球艺,赢得了“亚洲球王”称号。

李惠堂,1905年出生于香港。其父李浩如,系广东省五华县人。从小,李惠堂就是脚力过人。10岁左右,他返回香港,直到17岁成为了香港南华足球队的一名队员。到20岁那年,他到了上海。由于李惠堂球艺出众,22岁即被上海复旦大学足球队聘为教练。

1936年,中国正濒于抗日战争边缘,政府的资助迟迟未发,各选手因而无法前往柏林。当时,李惠堂正担任中国足球队队长,他带着谭江柏、孙锦顺、冯景祥、李天生及包家平等众足球名将想出了一道妙计——沿途进行足球比赛,直至抵达奥运会场为止。

这支由22人组成的球队向海外华侨借了一笔钱,买票登上前往越南的远洋轮船。在随后的两个月里,他们先后在越南、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缅甸以及印度6个国家比赛,每踢一场,他们就向柏林走近一步。为了尽量节省开支,李惠堂和其他球员无论在船上或旅馆内,他们只住最廉价的房间,有时甚至整队人挤在一个大房间内,部分队员睡在地板上。为确保在每场球赛中都能获胜,以赚取额外的奖金,所有主力球员就算带伤都要上阵比赛。在前往柏林的途中,中国足球队共出赛24场,所筹得的钱除了支付旅费外,还有余钱资助那些仍在家乡等待出发的队员。可惜,这段艰苦的旅程使球员们元气大伤。他们抵达奥运会场之后,在第一场比赛中就被淘汰出局。尽管如此,各球员的决心和表现获得了其他国家代表的称赞。

香港沦陷后,李惠堂不愿做亡国奴,遂于1941年借到澳门比赛之机,回到内地。1943年,抗战期间,他不愿为日本侵略者踢球,毅然回到家乡。之后,李惠堂到桂林组织广东足球队,他先后在重庆、成都、自贡等地进行表演赛和义赛,筹集款项,救济战孤、难民,支持抗日救国。

首位中国奥运裁判.舒鸿

让老外心服口服让比赛流畅无阻尽管当时旧中国的竞技水平并不高,但中国的裁判却早已活跃在各个比赛项目里。其中,来自浙江的舒鸿更是第一次执法起了篮球比赛的决赛,成为当时纳粹首都柏林一个令人惊讶的现象。

第11届柏林奥运会,篮球作为一个新兴的项目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参与。而为了公平竞争,谁上场执法,在决赛前夕才公布于众。谁都没料到,美国与加拿大争夺金牌之战的裁判,竟是来自亚洲的中国裁判——舒鸿。

舒鸿1895年生于浙江慈溪,1917年求学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19年赴美国留学。1923年毕业于斯普林菲尔德学院体育系。1925年回国,先后任大夏大学(现上海华师大)、东南大学、同济大学、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教授。

篮球决赛开始后,突然之间下起了倾盆大雨把场浇得一片泥泞。运动员在雨中你争我夺,球却只能泡在水里根本无法运球,比赛成了一场水战。

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舒鸿很好地控制住了场上的局面,他不但英语讲得十分流利,而且执法手势干净利落,规则更是背得滚瓜烂熟,双方犯规队员没有任何怨言,对于舒鸿的判罚心服口服。

下半场,雨越下越大,舒鸿的眼镜也被打破,但仍然反应敏捷,执法公正。在艰苦的条件下,让一场争夺金牌的决赛始终进行得流畅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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