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何老师好像有说话的冲动，有请何老师。
何兵：我觉得很多制度实际上是虚设的，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就叫《有多少法律被法官摧毁》，法律被法官摧毁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最终的问题是民主化问题。我想说的是，在当下民主化建设比法治化更重要。（掌声）
沈：邓小平先生说我们要“摸着石头过河”，这个速度是比较慢的。我们现在是把河抽干了直接过。（笑声）
解：我们现在面临着“饮鸩”“止渴”的两难命题。
宋：沈老师担心的是我们是否有规范、明晰的文本，实际上是有的。行政问责制度最早产生于海南。重庆在04年5月13号出台了相关文件，解决了问责的方式、主体、权限、程序等问题。
解老师的这种中韩对比是有阴谋的，有期待的。他希望这次会给大家一个更加幸福的说法，希望有更高层次的人站出来对此次事件负责。这次事件的意义不在于事件本身，因为制度的意义总是面向将来的。
制度是有的，只是没有人将他激活。我们现在就需要一个人勇敢的站出来说我对此次事件负责，以后就会有更多的站出来。这样制度就激活了。沈老师也就不用担心文本问题了。
余：德国学者曾经认为特别权力关系时他们国家法制的一个空白。现在中国的行政组织法就是个大空白。行政组织法相当薄弱。从某种程度上说，对外行政关系时逐渐走上法制化的轨道了，但是行政的内部决策没有被放到文本上去，行政机关内部运作没有上道。这些问题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行政组织法薄弱。我觉得我们不要纠缠于个案，应该看到其背后的意义。就像当时杜宝良撤诉，媒体很失望。但是之后就有很多省市明确要“告知”，这说明这个案子还是有作用的。我希望济南案件能在唤醒人们对内部权力的运作上的认识。谢谢大家。
解：请同学提问。
同学甲：刚才沈老师说到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人大代表制，可是我都不知道我的人大代表是谁，我怎么去监督铁道部部长？谁来问责？问责的后果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个问题，很麻烦。
沈：rule of law 是我们说的法治，在西方有丰富的内涵。但在我们国家变成了rule of rule ，我们是制定规则就完事了，没有其中的精神。
第二个问题是：你没见过他，是因为你没有选过他。民主确实是个问题，特别是间接民主。政治的冷漠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国外也有类似的问题。我们不仅仅要把目光放在人大制度上，人大制度仅仅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但不是唯一可以依赖的制度，我们需要其他的制度，如舆论监督制度，包括结社权等等，这是个体系化的问题。至于从什么地方开始，我说“我们永远面临的问题是时间问题”。最终怎么走，这个很难讲，这是中国人民的选择。
同学乙：行政问责制区分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怎么区分？
宋：追究法律责任应该有某种因果关系。
行政问责制不是这个问题，我们说的是行政首长问责制，行政首长永远不会有直接的法律责任。首长用眼神执法，我们抓得就是这种不负责任的眼神，因为他们是政务类公务员，所以应该承担的是道义责任，不需要因果关系。
同学丙：我们国家矿难挺多的，为什么不追究安全局长的责任？
宋：安全局对各种事故的责任程度和铁道部对铁路安全运输的责任程度是不一样的。
沈：铁路运输企业号称已经企业化，但其实和铁道部之间还是很紧密地上下级领导关系。国有大型煤矿的事故很少，出事故的都是小煤矿，不是国家专门控制的。安监局是管制部门，铁道部和铁路运输还是过去的那种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这是我的补充。
解：我们学者虽然对一些事情提出批评，但是，批评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本次讲座到此结束。我们再感谢三位老师的精彩点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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