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闻公法时代论坛之 从火车相撞事件谈行政问责制的法治化
解志勇：各位老师、同学，大家晚上好。在讲座开始之前我想介绍一下我们台上的几位嘉宾，他们各方面的成就和经历都能让我们学到很多东西。
坐在最左边的那位是沈岿教授，北大法学院副院长。沈老师学问做的很踏实，袁教授称其为“学术贵族”，相对来说我们这些人就是“草根”。我很努力的从他身上找到我们的共同点：同年同月同日生。（掌声）但我的成就同他的成就比起来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我从网上查到了这种差距存在的合理性：据说女娲造人的时候，先是用泥捏人，后来捏累了，就用木棒蘸了泥来甩，甩出去的泥点就变成了人。那么这些捏出来的就成了学术贵族，甩出来的就成了我这样的了。所以下面不是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呢都有可能是学术贵族。沈老师的学术成果非常丰富，最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司法解释民主化与最高法院的政治功能》。我想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文章可能对一个学者来讲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让我们欢迎沈老师的到来。（掌声）
中间这位是余凌云教授。余教授一看就是非常清秀、洒脱、飘逸的学者。余教授是在人民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后来从公安大学转场去了清华大学，是教育部2007年跨世纪优秀人才。余老师学术成果很多，现在已经有14部专著，100多篇论文，这些专著和论文里面同学们比较熟悉的可能是行政契约论和行政自由裁量。这些书里面很多都是在再版的，这也反映了其著作受人认可的程度。余老师这几年一直在公安大学，研究的比较多的可能还有警察相关业务的领域。不过不知道其到清华之后是否还有新的研究领域。我们同样欢迎余老师的到来。（掌声）
坐在我身边的是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的知名学者宋功德教授。宋教授的江湖传言比较多。据何海波教授说，其理想就是著书向宋功德教授一样多。宋教授非常勤奋，而且很有灵性。他的一些学术著作，比如说《行政法哲学》，思辨性非常强，对于哲学、行政法学都有深刻的见解，他和沈老师都是从北大毕业的。我们宋老师又一个特点是篮球打得很好。我曾经想是不是搞学问的人一定要把身体锻炼好，因为我自己的篮球也是打得不错的。（笑声）我们宋老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早婚早育。（掌声，笑声）当然是符合法定婚龄。
今天在他们来的路上，三个人都反映路上很堵。公路堵是很正常的，但现在铁路上也堵。不光是公路上有事故，铁路上也有事故。4月18号在胶济线上的火车相撞事件，导致七十多人死亡，四百多人受伤。在这次事故处理中，我们的责任追究从未如此迅速过，四点多撞的车，八点多铁道部就免去了济南铁路局局长的职务。当然这种做法是否正确，是否有推托责任之嫌还很难说，因为最终的结果还没有出来。胡主席和温总理也有批示说要严肃追究。不过这样的处理让我们有很多的联想，就是现在的行政问责制有何规则？我们能否从以往的惯例或者法律中找到一些根据？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题。我建议我们的老师之间、老师和同学之间都有一个碰撞，多一些交流。下面我们的讲座开始。
宋功德：大家晚上好。我这个人的最大特点就是服从组织安排。感谢你们两位（指余、沈二人）把这个抛砖引玉的机会让给了我。其实，从1978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发生的特别重大的火车事故有17次之多，如果进行排名的话，今年的这次不是最为惨重的一次。按伤亡人数排名，它是排名第四。1978年是最严重的一次，火车掉到大渡河里去了，总共有130多人的生命一去不复返。第二次是1981年的一次。排名第三的是1988年的一次，当时是火车翻掉了。这三次的伤亡程度都超过这一次。但是因为这一次事故离我们最近，感受最深，所以我们有切肤之痛。这次事件拨动了我们法律人的心弦。据《南方周末》报上的一位先生说本次事件原本有三次机会可以避免。第一次是济南局应该发一个调度令，而不是发文件，因为只有调度令才有用。第二次是发了临时调度令，但是值班人员忘了发了，漏发了。第三次是火车司机应该看清楚限速标志，不应该超速行驶。结果这三次机会都没有把握住。从制度的角度来说，通过这次事件，我们可以感受到制度的强大，因为如果没有制度，我们每天都会撞车17次。没有制度就会无序。制度的意义就在于使这种我们不愿看到的事件的发生几率降低。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制度的无力，我们的制度没有发挥其作用，比如说本来应该发调度令但是发了红头文件，值班人员不能漏发调度令但是偏偏漏发了，司机应该注意限速标志但是却超速了。我们的制度没有发挥其意义，制度连同七十多条生命一同被埋葬。这是我们看到的制度的悲哀。谁为这起事件买单？谁应该为这起事件买单？谁还应该为这起事件买单？已经有72条生命为这起事件买单了，还有416人背后的亲朋好友也为这起事件买单了。还有像我们这种由切肤之痛的人也为这起事件买单了，因为我们是安全感的受害者。谁还应该去买单？已经有两位领导和局里的中层干部买单了。但是我们觉得不够。铁道部应该为这起事件买单么？我们有这种期待的时候这种期待是否合理。这么一起惨重的事件，背后这么多人关注，胡主席和温总理都批示了，政法大学甚至专门举办一次论坛，还有有72位死者的亲属正在焦虑的等待给他们一个说法，一个他们认为应当得到的说法。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不知道？是因为我们没有依据去片断我们应该知道不知道。我们没有依据去判断我们的期待是否合理。因为我们没有制度。我从网上没有查到铁道部有行政首长问责制。如果有又怎么样呢？如果有，我们至少可以拿着这样的文本说这是特别重大事件（死亡30人以上属于特别重大事件）。可是我们没有这样的文本。即如说我们有这样的文本，我们就能有合理期待么？ 未必。现在的行政问责制式铁道部问下面的干部的，没有说要问铁道部部长、副部长的。这就涉及到我们这个合理期待的问题。我不知道我的合理期待在哪？对这样的事件国外是怎么样做的？国内有过类似事件。1988年的铁道部部长辞职了。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没有，我们不知道他们会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说法。但你说有问责么？有。但是问责就一定意味着辞职么？也不一定。我们现在的问责有多种形式。辞职、检讨、通报批评等等。所以我们目前还不能说没有问责制，只是还没有达到我们想要得程度。我不知道大家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待，认为最终应该为这件事情买单？也就是说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层次的人来为这次事件买单？领导就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应该负起道义责任。我不知道的我的合理期待是什么，但是至少现在是不满意的。我就先说着这些。（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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