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工问题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难以摆脱的阴霾，只是我们过去都忽略了。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当中，童工的影子总是挥之不去，而劳动密集型行业又主要集中在欠发达经济体，这就引发了诸多争议。
童工也许可以改变家庭的贫困，但童工的使用又侵犯了儿童应有的权利。
如何才能改变这种困局？社会科学家（当然包括经济学家）必须面对以下的权衡：家庭的贫困和儿童的基本权利，哪个更优先？所幸的是，绝大多数学者都能达成共识———优先保障儿童的基本权利！所以国际劳工组织才把禁止使用童工作为劳工公约的核心目标之一，我国早在1991年就分别颁布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和《禁止使用童工规定》。
很不幸，严格的管制并没有消除童工。这并不是未成年人心甘情愿地去做工，而是为了混口饭吃，或者为了近期的看似更高的收入，才不得不提前走上谋生之路。其实，童工源于贫穷，要消灭童工，就得消灭贫穷，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如果仅仅依靠劳动管制部门监测和控制企业的用工情况，那么可以预见，童工现象不可能消弭。这与当地劳动管制部门是否努力无关，而与童工产生的原因有关。
康奈尔大学的考希克·巴苏（KaushikBasu）是全球知名的研究童工问题的经济学家，他把童工的产生缘由总结为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从供给的角度看，童工都是来自贫穷的家庭，对这些家庭来说，孩子不工作实际上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或者说不工作的孩子是奢侈品，贫困家庭无法享用，这就是有关童工的经济学分析中著名的“奢侈品公理”。按照这个公理，家庭从理性决策出发，让孩子进入工作市场赚取相应的收入，从而减轻家庭经济负担。
仅仅从企业一端来监控，是很难消除童工现象的。那么从供给一端呢？更难。如前所述，只要存在贫穷，就一定存在童工。贫穷地区的家庭不愿意自家的孩子上学，而愿意其出来打工，不是这些家庭的糊涂决策，也不是这些孩子的父母个人品质和伦理道德有问题，恰恰是这些家庭很清醒：如果不早点打工，就无法解决生存的难题！所以，如果要从需求方来管制童工，就必然需要让这些家庭有动力送孩子上学。想想看，我国每年的义务教育经费都很难完全按照预算落实，就知道为什么管制童工会失效了。
所以，要有效地消弭童工，如果从需求方着手，鼓励产业升级应该是更重要的方面。如果企业的知识含量提高，不再坚守劳动密集型，或者不再固守比较优势原理，那么工作岗位对知识的要求就会正确引导劳动市场上的求职者决策，未来的求职者看到各种岗位对知识的基本要求，就有动力先学好一定的知识再进入工作市场。而这样的企业也没有动力雇用童工。如果从供给方面着手，那么首先得解决贫穷家庭的后顾之忧，这就需要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障的普及；其次，通过义务教育的足额投入来让每个未成年人都能够无成本地上学，降低其退学或者不上学的动力；最后，给这些贫困的地区和家庭更多的经济自由，让其更好地获得发展的机会。原载5月9日《上海证券报》，本报有删节，作者：周业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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