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三
出处：《先锋国家历史》杂志
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1917年到1923年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时期。在此之前，社会停滞、百年屈辱，在经历李鸿章时代的器具（洋务）努力、以及孙中山时代的政制（共和）革命之后，两场复辟不仅宣告了共和制度的挫折，也宣告了中国近代史的终结；在此之后，主义与刺刀的结合、一个准军事化国家的出现……如果说，百余年来，每一个时期都有一个主题词的话，那么，1917年到1923年的主题词，是思想、精神与心灵。
不仅如此。这个时期还有另一个主题词，“青年”。
历史上，以思想为主题的年代，异常罕见；而以青年为主要人群的时代，更近乎绝无仅有。如果说，在春秋时期和魏晋时代，当那种最强大的传统、最古老的生活方式一去不再复返时，这两个时代的思想者也或号哭、或倾诉、或憧憬、或抒发，并且他们的声音也成为时代的最强音的话，那么，民国初期的历史色彩更加黯淡，也更显绚烂：春秋以公侯为主角，魏晋以士族为支柱，而民国初期，那些最有权势的人，皇帝、官僚、军人、绅士、职业革命家……纷纷束手无策。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知识青年踏上舞台，成为历史的主体。两个异端性的历史现象因此叠合了，这不能不说是历史鬼斧神工般的杰作。
这短暂的几年，可以称为“少年中国”时期。它深远地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不仅是“五四”，也不仅是陈独秀、鲁迅、蔡元培、胡适……
“少年中国”的几千名中国少年，后来成为整整一个世纪的历史主角。众多研究者已经发现，这一期间毛泽东接受的“新村主义”，不仅影响到他个人思想的形成，更因此改写了此后数十年间中国历史的走向。至于邓小平，这个最后的世纪伟人，正是在“少年中国”的尾声，踏上了一艘开往法国的轮船……
在这一组文章里，我们试图以“少年中国学会”为主角，兼顾“新民学会”、“少年贵州会”等地方性青年社团，勾勒出“少年中国运动”的大致面貌；
我们试图通过“少年中国运动”的几个关键性台阶，背景、兴起、发展、转折、分化与衰亡，来折射那个时期的中国表情；
我们试图以这样的书写，叩问二十世纪中国的深处灵魂。
如果说，李大钊身上有着天地元气，如同远古诗者的话，那么，王光祈的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则让人想起范仲淹。历史以最神秘的深意，选择这两个最苦命的孩子，来充当20世纪中国最美好时刻的主角。
1912年冬，自习的学生，成都四川高等学堂（今四川大学前身）。
学生在读书、写作或探讨问题，他们桌上都放着一盏油灯。
1941年冬天，在成都东郊沙河堡镇，一场小小的葬礼进行着。正值战乱，墓地边只站立着寥寥几个身影，在他们的注视下，作家李劼人将一个骨灰盒放进墓穴，随即覆盖上泥土。他们的头顶飞舞着几张纸钱，爆竹只有稀疏的一两声。他们鞠躬、默哀，然而也没有哭声和眼泪。
因为，被埋葬进田土的这个人，已经死去五年了。他死在遥远的德国，生前孑然一身，身后一无长物。整整两年以后，他的骨灰才被辗转送回中国；又三年，李劼人终于将他安葬在了自己菱角堰的老屋附近——他从此长伴着他。面对他的墓碑，他潜心修改着自己的三部作品，《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所谓至重的死亡，乃至大好的人生，归根到底也不过如此罢？然而，残留在人心深处的些许面容，连同墓石与青草，到底会让人透过这纷纭浩荡、似真非真的人间，去寻求一些活过的实在。何况，死掉的这个人，曾经有过恍若天籁的青春与人生。
死掉的这个人，名字叫作王光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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