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朱学勤曾说，林彪事件后公布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其中那些“恶毒语”将他和下乡的同伴一棒喝醒，而乡间苦况和大饥荒史实，更将他们的左翼迷幻彻底轰毁。朱学勤在《南方人物周刊》发表的《李“红心”的秘密》，讲了他的“红心”故事：
在他下乡的村子里，有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妇女队长。报纸记者来采访这位孤老婆婆，搜集了许多感人的事迹（朱回忆，事迹全部真实。如同我的副连长舍身扑救士兵，是让我铭记终生的真实情景）。但记者遇到难题：老人没有名字，像许多农妇一样，她的称呼也是“张王氏”、“李赵氏”之类。记者灵机一动，文章见报前给老人起了个名字：李红心。
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有人无意中窥见了“李红心”品质高尚的秘密：一天半夜，一位住在“李红心”家的女同学听见微弱说话声。悄悄起身，发现“李红心”一个人在屋里，右手在胸前画十字，口中喃喃自语。她在祷告！这位乐于助人的“李红心”婆婆，原来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林彪事件后，红色口号，尤其是发源于军队的一整套“高八度”语言，迅速降温。解放军报上“红心”的传播强度，回落到1965年前的水平。“全面专政”等新的口号开始风行。但“红心”犹在，仍配合着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林彪垮了，红心意味着“批林批孔当闯将”；邓小平倒了，红心又意味着积极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夜间，“深入揭批四人帮”成了红心的标志。毛泽东走了，报纸的大标题变成：《红心向着华主席》！朱学勤说得对，“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的”。
七
“红心”这个词，应当成为人类史的标本。它是强权的另一张脸，崇高而美丽。浸淫于简单化政治中的亿万人，数十年、无数遍口口相传，使这咒语迷幻力日增。红心的“红”是形容词，更是动词，是强人驱动体制运转的动词。这就是为什么，被红其心灵的中国人会如此驯顺地缴出一切，利益与生命，常理与常情，还有爱和诚信。人们被诱导，震慑，裹挟———不只被领袖声威、国族大义，每一个人还被其他人———同学、同事、朋友甚至亲人所裹挟，被语言的声浪所裹挟，更被自己的羞耻感赎罪感所裹挟。“换心术”是这个星球上的暴君们得逞一时的秘密武器。而“红心”的淡出，又恰是这30年“中国奇迹”得以发生的玄机之一。
尽管在红色高棉和朝鲜它还顽强存活着（见注释2），但随着改革开放到来，“红心”一词在中国开始真正冷却了。就像在“文革”前反对“突出政治”一样，邓小平在“文革”后坚决抛弃了“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是邓的务实主义带给中国人的最重要转变，其意义绝不亚于告别饥饿。当然，历史的钟摆也开始强劲地摆向另一端。物欲横流，逐肉弃灵。是报应？
更确切说，在“压倒一切”的理由下，即使越来越多人想找回各自的“心”，也并不受到嘉许。“主义”不那么时兴了，可是精神驱使之速效，声音一致之便利，对政治家还有着难以抵御的诱惑力。身居高位的大奸巨贪，也每每口吐红言。“红心”尚未绝迹。它的各种换了包装的同义语，仍飘来耳畔。然而时移世易，尽管权力还时有闯入人们内心世界的冲动，但已不再无所忌惮。真正的思想自由还在远方，但杂色斑斓的个人精神领域已经开始隐然成形。毕竟，“红心”等一整套政治话语，连同它们的语境、语义、传播者与接收者的相互关系，特别是“红”———崛起于二十世纪的民粹型极权主义政治文化———这个最根本的语源，彻底变异了。
有部德国电影，名叫《Good-bye，Lening》（《再见，列宁》）。我对这块化石说：别了，“红心”！◎钱钢 二OO八年清明写于香港大学
（因篇幅所限，本文删去了包括引文出处在内的一些文字）
注释1：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和后来的现代京剧《平原作战》、《红色娘子军》中都有“红心”，其中杨子荣“一颗红心似火焰，化作利剑斩凶顽”和李铁梅的“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的唱词尤其为人熟知。
注释2：在柬埔寨红色高棉，有小说《达姆彭的红心》；在朝鲜，有歌曲《赤胆忠心永葆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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