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红包”里的不同诉求
特约撰稿 龚 刚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梁启智 (香港大学社会科学院副教授、博士)
“是真发吗？感觉太奇怪了？”
杜莉是上海一家企业的管理人员，“社会分红”这个概念，对她来说是个陌生的单词。而在美国芝加哥，金融从业者道格拉斯则在盘算，如何将国家给的600美元去买一只好基金。
美国历史上曾多次全民退税，最近一次则刚刚发生。2月7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1680亿刺激经济法案，2月13日，布什签字使退税法案正式生效。这一法案意味着：单身纳税人将享受一次性退税600美元，儿童每人补助300美元，不需要纳税的低收入者可获得退税300美元。
实际上，26年来，凡在美国阿拉斯加州连续居住6个月以上的人，每年都可以收到政府给的一张支票，数额从300到1900美元不等。
移居新加坡8年的陈为强夫妇，5年来也直接从政府获得金钱，分享国家财富增长的成果。
2007年，新加坡经济增长与房地产景气程度超乎预期，财政盈余达到64亿新元(约人民币360亿元)。2月15日，新加坡政府决定从中拨出18亿新元还富于民。这项分红计划包含了多个项目。其中，8.65亿新元将作为“增长分红”，分配给年满21岁及以上的新加坡人，所获数额从300-400新元不等。而介于7岁至20岁的孩童，给予每人150-600新元不等的津贴。按照新加坡450余万人口来算，这次人均获得政府派发400新元的红包。
香港人在新一年，也有红包可拿。2月27日，在去年政府盈余达1156亿港币的情况下，香港财爷曾俊华宣布多项税务宽减措施，计划把盈余中的400亿港币回馈市民。其中，140万纳税人将获一次过退税安排，退税率高达75%，免税额会回复至02/03年10万8000港币水平。
拿到“红包”，很多人都规划着这笔钱如何使用。按照美国政府的想法，民众最好拿这笔钱去消费，扩大内需，刺激经济，而新加坡、香港政府更多是与民同富。社会分红，在不同的经济模式、条件下有着不同的取向。
美国：退税背后的刺激经济需要
“存起来！如果两夫妇把1200美元退税存起来，30年内加上复利会变成1.2万美元。”这是理财师的建议。而美国API公司的调查显示，只有19%的受访民众会将退税资金用于消费，45%的民众打算支付欠款。
这跟美国政府的想法大相径庭。布什政府的打算是，如果收到退税款的纳税人能像2001年那样用于消费，那么上千亿的资金将为消费市场带来重大刺激，足以使经济免于衰退。
对于布什政府此次的退减税政策，中国国内对此通常的解读是：此举为继联邦储备银行连续降息后，美国政府为应对次债危机的又一重大举措。
关于减退税的经济学主张，我们可以追溯到70年前凯恩斯提出的需求管理型宏观经济政策。
针对当时的大萧条，凯恩斯提出了两大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两种政策，都可以看成是需求管理型的宏观经济政策，即通过调节经济社会的总需求从而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与此同时，按照调节总需求这样一种目标，宏观经济政策有所谓扩张型和紧缩型之分。扩张型政策的目的在于刺激总需求的增加，而“减税”则为其中一种(另一种是“增加政府支出”)：减税将使个人的收入增长，从而激励人们增加消费，并进而增加社会总需求，而需求的增长将决定着总产量GDP的增长，从而提升就业。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减税还是增加政府支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效果更为直接、迅捷，但也意味着增加政府的债务。目前，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债务达到了GDP的60%-120%，因此财政政策则已基本退出其宏观调控的职能。由此可见，因伊拉克战争而早已债台高筑的布什政府这次甘冒债务问题进一步恶化之风险，重新请出扩张性财政政策这一久违的利器，足见次债危机于美国经济影响之大。
然而，减税的另一个作用则在于增加供给，而这源于1970年代滞胀时期所兴起的供给学派。在供给学派看来，就个人而言，减税将使工作的报酬增加，从而使人们更愿意寻找工作；就企业而言，减税将使得公司的盈利增加，从而刺激有钱人投资开办更多的公司。毋庸置疑，更多的投资意味着更多的厂房和机器，这不仅增加社会潜在的供给(或生产)能力，同时也会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
由此可见，布什政府在已通过降息而执行其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同时，仍推出“减税”这一供给学派的主张，不由得使我们联想起近期石油价格的不断上涨给世界经济所带来影响——次债危机加上石油危机是否意味着西方世界新一轮滞胀的到来？要知道，20世纪70年代所发生的石油危机通常被认为是上一轮滞胀的罪魁祸首。
最后，我们还必须看到，今年是美国的选举年。由此可见，共和党政府在此关键时候推出此政策，不失为一箭三雕：应对次债危机，应对通胀压力，讨好选民以赢得选票。
香港：分红中的各派角力
在过去的数个月来，香港的各个政党已提出了许许多多的花钱建议，劳工代表要求增加福利，中产代表则要求减免税项，不少评论都称这年的预算案已成为了一棵“愿望树”。因此，香港政坛每年一度的预算案辩论，其实就是一次不同政治力量的大角力。横看世界各地的预算案辩论，政治角力的焦点总离不开“谁更懂得花钱”这问题上。
推崇自由经济的论者认为民众比政府更懂得花钱，通常主张政府应该把多余的钱全数退回给民众。他们认为把钱留在政府的口袋里面，最终只会被行政官僚浪费虚耗；把钱退回给民众，他们则会按照个别的特定需要来消费，结果更有社会效益。从这个角度出发，政府在财政盈余时应该退税。
推崇社会责任的论者则认为政府比民众更懂得花钱，通常主张政府应该把多余的钱留在库房之内。他们认为民众把退回来的钱花在的享乐消费之上，只能表面上刺激市场交易而无助社会解决结构问题；把钱留在政府的口袋则可作长远投资，更合乎社会的整体利益。从这个角度出发，政府在财政盈余时也不必退税。
香港政府近年的做法，则倾向混和两派的意见，照顾各方的利益所在。每年的预算案建议，都会包括税项减免和争加投资，一方面安抚纳税人的诉求，另一方面为社会的长远需要打算。例如去年的财政预算当中，就同时提出了退回部分税收和投资社会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政府考究的具体实行方法。以去年的个人入息税为例，香港政府提出退还一半金额给纳税人的同时，设定了每人港币一万五千元的上限，避免退税的款项通通落入高收入者而非平常百姓的手中。至于投资社会服务方面，香港政府更集中帮助残疾人士和独居老人等不能照顾自己的社群，而非为纳税人提供额外服务。从这两点出发，可见香港政府无论是提出退税还是投资社会，也是以推动社会发展为本。
说到底，政府并不能完全当作一所企业，纳税人不可以把自己当作股东，以为缴纳的税款越多就越有权要求取得“营利”。在一个政治成熟的社会，民众透过公开辩论政府预算，以平等参与的原则来决定“政府该如何给老百姓分红”是一个基本权力。而要贯彻这一点，行政法规的完善、民众代表的监督，与公民参与的整体提升，均是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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