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空气应该使人自由
在当今世界上，有两个大城市以没有贫民窟著称。一个是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瑞典是个高税收高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宪政国家，拥有发达的社会市场经济，公民可以自由迁徙、择业，全国几乎没有城乡差别。该国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高水平社会保障制度，公民住房也在它的保障之下。
斯德哥尔摩市区近70万人口中，10万富人在交纳高额累进所得税后仍然有能力拥有各式花园住宅。其他人住在公寓楼内，几无贫富之别，平均不到两人就有一套多居室住房，分布在规划很好的29个住宅区与6个卫星城，公共设施配套，工作、生活、文化服务三结合，以整洁、方便、舒适著称。尤其是人均拥有地下车库面积冠于全球，使斯德哥尔摩居民区绝无发达国家城市常见的乱停车之弊。
而朝鲜是个国家对居民的人身控制极严格的社会，城乡差别悬殊，身份壁垒森严，户口管制之密甚于改革前的中国，尤其是近二十年来随着经济状况的恶化，乡村饥荒蔓延，而国家对逃荒者和其他非经特许的流动人口惩罚也越来越严厉。于是朝鲜的首都平壤便创造了一桩奇迹：在全国性大饥荒之中仍然保持帝都气象，既无打工潮，亦无贫民窟。
实际上从根本来说，要想消除slum的确也无非是两个办法：或者像瑞典，以“福利国家”的责任消除贫民群并使之富裕起来融入都市正常生活。或者像朝鲜，把slum当成squatter来处理，以不受制约的管制权力把贫民赶走乃至根本就禁止他们进入城市，把他们圈禁在穷乡僻壤。
而当今的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既没有能力如瑞典那样造福于穷人，也没有权力如朝鲜那样赶走和抓捕穷人，所以他们都难以避免slum现象——如所周知，甚至连包括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没有能完全做到这一点：尽管像纽约哈莱姆、华盛顿14号街这类地方如今街区建筑与公共设施景观与历史上的贫民窟已不可同日而语，但由于居民相对贫困和治安不良仍被视为slum类型的社区。
但是，如果这些国家因为没能学瑞典而也许应当受到批评的话，恐怕也很少有人要求他们去学朝鲜的。斯德哥尔摩没有贫民窟，那是瑞典的光荣；而平壤“没有贫民窟”并不是朝鲜的光荣。
圣保罗、马尼拉和孟买因为无法消除贫民窟而应当在北欧人面前自惭形秽，但他们可以因为没有把贫民当贱民来驱逐、甚至当成罪犯来抓捕而在朝鲜人面前感到自豪。瑞典在消除贫民窟方面比之于巴西完全可以说是体现了社会主义(或曰民主福利国家)的优越性，但巴西当局无法把slum居民抓起来强制“收容遣返”，朝鲜人有资格嘲笑这种“资本主义落后性”吗？
上世纪20年代我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奠基人陈翰笙曾经批评当时的社会说：“吾人所谓之都市，其性质不似city”。
而如今我们不管是要搞小城镇还是要搞大中城市，当然都是要发展city。近代城市作为新兴文明载体从西方中世纪末期的背景下兴起后，它的最本质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那句著名的中世纪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Stadt Luft macht frei)。
现代化性质的“城市化”，不仅意味着聚落规模由小变大，产业结构由农而工商，更重要的就是前述那种“城市空气”的形成，走小城镇化的道路也好，大中小城市并举也好，没有这种“空气”都不能说是城市化了。我们清华的老校长梅贻琦有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
如今我们同样可以说：城市者，非有城区之谓也，乃有市民之谓也。靠行政圈地、卖地财政、造城运动、政绩工程是无法形成市民社会的。而对于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slum现象，只有通过维护贫民权益而不是侵犯他们的权益、帮助他们而不是歧视、驱逐他们来解决。
“圈地饥渴症”与“slum恐惧症”都是应当治疗的。我们应该发展市场经济，也应该注重社会保障，但这两者都不能允许以强凌弱。以强凌弱，于国何福？于民何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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