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的“昆明新政”刚满百天，已经有从“旋风”演变成“台风”的趋势：城乡建设、滇池治理、工业招商和城中村改造等四大战役全面打响，教育、医疗的民营化改造也提上了日程。面对社会各界有赞有弹的评价，仇和在一次大会上强硬表态：“先干不争论、先试不议论、先做不评论，允许在探索中有失误、不允许无所作为。”（见４月７日《新京报》）
对于仇和的这些原则，要付诸实施，就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就是决策者须是至高全能的上帝，永远不会出错——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仇和的“三不论”才是合理的。仇和是这样的上帝吗？显然不是，无论他再聪慧、再能干、再无私，过去的政绩再显赫，他都不可能是。既然如此，那对他的决策又为什么不能“论”呢？别人的“论”无非就是批评，听听别人的批评，兼听则明，不是更容易发现决策中的不足吗？
第二个，就是要有人承担决策失误的成本。仇和说“允许在探索中有失误”，但却没有说由谁来为失误买单。仇和的意思是不让下级来为失误买单，但他自己愿意承担失误的成本吗？即便他愿意，他能否承担了？因为拆迁也好，卖医院、卖学校也好，这些重大决策，都牵涉成千上万人的切身利益乃至身家性命，容不得失误，怎么能够随随便便就“允许”了呢？
所有这些，其实都指向一个问题：决策还要不要既能避免失误、又具有快速纠错功能、还能平衡各方利益的民主机制？在民主已经成为公认的价值的情况下，我们究竟要不要建立一套民主的决策机制，使每个利益相关的人，都有机会充分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中来？
以仇和在昆明的实践而论，他到任不过百日，对昆明的情况是不是完全了解都很难说，就推出了如此之多的重大决策，这些决策符合昆明的实际情况吗？哪些人将从这些决策中受益？哪些人将从这些决策中受损？有没有违法违规的地方？是不是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所有这些问题都没解决，怎么就不让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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