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公权机关在一番“权力化运作”之后，组成了一个十分牢固的“特权联盟”，从而使地方权力结构呈现出某种“集体沦丧”的特征。柳州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四大班子领导都分享到了相应的“特权福利”自不必说，市检察院检察长、中级法院院长也“一个都不少”地被纳入觳中。
小区环境幽雅，共有26幢楼房，每幢住两户，每户车库和花园俱全。
原标题：以分权制衡打破柳州式“特权联盟”
3月28日的《人民日报》有一个舆论监督大动作，揭露了广西柳州市在区位优越、环境幽雅的黄金地段，为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四大班子领导“量身定做”、“定向销售”高档住宅小区的情况。这个名叫河东苑的小区共有26幢别墅级楼房，正厅级领导每套建筑面积340平方米，副厅级领导320平方米，但房子售价只有周边商品房价的一半。当地干部群众反映强烈，要求有关方面予以重视并依法查处。
在不少地方房价节节攀升、住房成为沉重民生负担的当下，类似“柳州市四大班子团购豪宅”的新闻，几乎注定要引起巨大的“公愤”。尽管柳州市对于为四大班子领导修建高档住宅有自己的说辞，还搬出《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运作方式建设住房暂行办法》作为政策依据，但他们的做法恰恰违反了上述《办法》的原则精神和具体规定。如《办法》要求“以解决单位职工住房困难为前提，无房户和未达标户优先购买”，而河东苑却由当地四大班子领导“独享其成”；《办法》要求以“市场运作方式建设住房”，而河东苑完全是“权力化运作”的产物。因此，其错误的性质是显而易见的。这起公权机关利用特殊权力过度攫取住房资源的事件，其严重性主要还不在于专供四大班子的“特权豪宅”如何高档豪华，以及四大班子领导以何等低廉的价格将豪宅“买下”，而在于地方公权机关在一番“权力化运作”之后，组成了一个十分牢固的“特权联盟”，从而使地方权力结构呈现出某种“集体沦丧”的特征。柳州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四大班子领导都分享到了相应的“特权福利”自不必说，市检察院检察长、中级法院院长也“一个都不少”地被纳入觳中；同时，为安抚离退休的四大班子老领导，市委大院内以也同样方式为他们建房。在这个“特权联盟”中，方方面面的利益照顾得很到位，各种关系协调得很周全，党委对政府的政治监督，人大对政府的宪法监督，以及政协的民主监督和检察院、法院的司法监督，仿佛一夜之间统统失效，甚至有理由怀疑，它们或许从来就没有真正发挥过作用。
让人担忧的是，当一个地方的公权机关组成了类似的“特权联盟”和利益共同体，这是不是意味着，如果更高层级的权力部门不能采取强力进行有效干预，公众就只有陷入“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困境呢？
从一时一事的具体情况看，破解地方“特权联盟”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的确非更高层级权力部门的强力干预莫属。比如，此事经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曝光后，相信中央和广西有关方面一定会启动调查、问责程序，对有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但是，从长远看，从制度建设的角度讲，破解“特权联盟”的关键，还得从“权力联盟”本身入手，从把权力由“联盟状态”转化为“制衡状态”入手。
3月2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新一届政府廉政工作会议上指出，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监督，是各种腐败现象产生蔓延的重要原因，必须把加强监督制约权力的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民主的本质，一是分权，二是对权力的制衡和监督。党的十七大提出“权力三分”———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确立了通过分权加强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的战略新思路。地方“特权联盟”是权力过于集中的一种普遍形式，破解这种“特权联盟”，关键就在于分权，把权力由“联盟状态”转化为“制衡状态”。为此，需要运用政治智慧和法律手段，努力激活并适时启动政府、人大、政协、司法机关等权力主体的相互制衡功能，推动人大、政协、司法机关积极履行宪法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的职能，逐步形成完善的权力制衡机制。
“分权”的一个重要方向，还在于将高度集中于少数部门和少数人的权力（主要是决策权和监督权）“分”给群众，“分”给社会（包括“分”给媒体、“分”给其他社会组织等），实现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权力共享”。可以预期，经过长期的制度发育和民主政治建设，当许多地方都建立起良好的社会治理机构和社会政治生态，到那个时候，某些公权部门如果再要明目张胆强占公共资源，即便最初未能被其他权力主体遏止在萌芽状态，也一定会被强大的民意、“民愤”和社会力量及时勒令“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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