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兵：感谢我这个同学专家充分展示了一个当代律师的风采，专业、智慧而且英俊。（笑声）他是一个很好的律师，他能将一个犯罪分子讲成是无罪的。你今天的演说确实很专业，也讲到了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一些（东西）。但在实践中确实存在大的问题。从我个人来说，我是赞成提高劳动者的地位的。但我更主张同时加重双方的责任，不能单方面加重企业的责任，保证金不让扣、身份证不让扣，企业手中什么都没有，劳动者想走就走。一个企业家谈到，辛苦了一年却打了个平手，就是没挣钱，他说再差不多就要关门了。所以问题的核心就是你说提高百分之八，但是我们很多企业百分之八的利润都没有。如果企业没有利润而关掉，那么中国的十三亿人口的就业怎么办，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也说了不少了，就不多说了。下面有请吴革律师。（掌声）
吴革：我的同行姜俊禄律师是劳动合同法起草的参与者之一，所以他是极力的捍卫这个劳动合同法的公正性。我作为他的同行，今天要当一当他的代理人。我是支持姜律师的观点的。如果说姜律师是这个案件的当事人，那么对方当事人是谁呢？就是何兵教授。（笑声）事先我也知道何兵教授的一些观点和文章，他的观点和张五常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为什么我要支持姜律师的观点呢？我想我要阐释一下我的理由。有一个世人皆知的故事，就是一只小老鼠说“谁动了我得奶酪”，那么我想问一句：这个劳动合同法动了资本家的盛宴了吗？其实我认为是没有的。改革开放以来，外国包括港台的商家都到我们这来投资，就是因为他们看到我们这个十三亿人的市场的资本的盛宴。他们都到我们中国来享受这个盛宴，那么这个盛宴因为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就结束了么？没有。虽然我们的政府在做一些转型，关注民生，从单纯的关注GDP到关注科学发展观，但是在效率和公平的面前仍然强调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资本和劳动这一重大的关系面前，我们是一个亲商的政府。无论是法学家、经济学家还是媒体，都是站在资本的角度来思考问题。那么我就想请问大家，究竟是资本创造了财富还是劳动创造了财富，还是资本和劳动共同创造了财富。很多人都认为是资本创造了财富，如果没有资本家，把厂子给关了，劳动者就没有饭吃，这是何兵教授的观点。（何兵：这不是我得观点，你不要捏造我的观点来攻击我，我也是律师，我也很聪明） （笑声）我们为什么关注劳动合同法，就是因为这个劳动合同法尤其是无固定期限合同影响了资本的信心，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进而也影响了劳动者自身的权益。这是他们的基本的逻辑关系。但是我认为这个说辞是站不住脚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是资本一方创造了价值。但我认为其实是资本和劳动共同创造了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不应该对资本家特别的优待。
有人忧虑影响资本家的信心可能影响经济的发展，可是没有考虑到如果影响了劳动者的信心也会影响经济的发展。比如说在劳动法没有发布之前，广东出现了民工荒。这种情况下劳动者是怎么选择的呢？在重视资方的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不能发挥积极性、主动性以及他们的聪明才智，光靠资本根本不能产生价值。事实上，劳动者被尊重是创造价值的一个基本点。因此，从理论上说，那种认为劳动合同法影响了资本的信心影响了经济的发展的观点是有问题的。
从现实中来看，即使有一部非常棒的劳动合同法，我们还要看一看现实的执法环境如何。我们的本本、我们的法条、我们的所谓写满权利的纸在现实的司法环境中运行如何？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我援助的案子，就是北京市第一位被解雇的工会主席潘晓东。他提出要签订集体合同，维护工人权益。王磊教授也参加过这个案件的研讨。我从03年开始援助他，一直援助到08年，最后他基本胜诉了，法院确认了开除他的这个决定是无效的，但是他获得的赔偿却是按照上一年的北京市的平均工资计算的，每月2000多块钱。在我们强大的援助下，上级工会的支持下，媒体的关注下，他打了四年的官司，才得了七万多块钱。如果我们向他收取律师费，这些钱连律师费都不够。他作为一个维权的典型，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他得到了什么？他就像唐吉珂德，他的胜利是一种非常虚假的胜利。事实上，在这样的环境下，即使有工会、有劳动合同法，劳动者这样的弱势群体在维权的时候还是非常艰难的。我作为姜律师的代理人，我对他的敬佩之处就在于他对劳动者的关怀。不过我要问问姜律师，在京都律师事务所你是为劳动者代理呢还是为老板代理？事实上在很多的时候姜律师是做资本家的代理人，而是从立法上关心劳动者的。 这样的案例就是要说既使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劳动合同法，我们能动的了资本家的盛宴么？不可能。（笑声，掌声）我们再说第三点，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些纷纷扬扬的闹剧，说劳动合同法动了资本家的盛宴，影响了资本的信心？我觉得是资本家发动了他们在人大、政协上的游说。我们看到了华为这样的一些企业在迫害劳动者，但是在两会上却有一些官员在为资本鸣冤叫屈。（掌声） 从这点来看，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真实的问题，而是一个被资本家放大了的伪问题。
我同意秋风先生讲的，在我们这个国家没有一个典型的劳资关系，因为在国企这一块是劳政关系。事实上，在外企，如果一个劳动者想通过工会、劳动监察部门维权的话也是很困难的。因为他面临的不是资本家，而是当地的政府。作为一个亲商政府，都会关注自己的投资环境，这个时候劳资关系也变成了一种劳政关系。劳动者想去维权，政府是不答应的，因为你影响了投资环境，影响了社会和谐。如果积极鼓励劳动者去维权的话，就会影响劳资关系的和谐。另外我们的工会是全国统一的，既是一个工会，也是某种形式上的行政权力的延伸。很多工会主席都是资本家圈定的人，在上级的工会主席都是政府官员。所以，我们的工会真的会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讲话么？我是抱有怀疑的。我的结论是，如果我们想要改善、提升劳动者的地位，仅有劳动合同法是远远不够的。当然，从现实的角度看，我们需要这样的一部劳动合同法，需要一部真正能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劳动合同法，也需要劳动合同法能够在现实的司法环境中得到有效的实施，但是我们更需要有一个属于工人自己组织的工会。只有当劳动者们团结起来，有了自己的工会的时候，他们才有可能组织起来维权。那么我们是不是光靠工会呢？在从自由主义走向国家干预的时代，国家干预的呼声是越来越高，世界上政府对劳资关系的干预也是越来越多。我的观点是需要工会充分发挥作用，加上国家的适度的干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非常需要这样的一部劳动合同法。我们在政治上缺少向华盛顿那样的在获得了无限的权力之后又主动放弃权力的政治家，在商界我们缺少向卡内基这样商界的精神贵族，我们的律师界缺少向丹诺那样作为美国西北铁路公司的工会总顾问为工人辩护的律师。我们对法大非常关注，我们也支持了法大的“中闻”论坛，我们期待在法大产生向丹诺这样的伟大的律师。谢谢大家。（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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