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耽误了中国人的求知，那时候“越有知识越反动”，知识分子被贬，文盲被捧。改革开放后虽然恢复了高考，但是当时的高等教育资源又能有多少，只有凤毛麟角的人上了大学，拿了学历。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那一代或几代中国人大多数没有高等学历。这些人后来有经商发迹者成为大款，有从政发迹者谋得官职。
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但是加上一句才更完整更现实，那就是“有权能使磨推鬼”。也就是说那些有了钱有了权的人，世间什么好东西得不到呢？房子、车子、女人自不在话下，但由于历史原因，他们缺少学历。本来没有就没有吧，但偏偏与过去相反，现在学历成了香饽饽，重要的不得了，一来牵涉到工作提升等实际利益；二来象征身份地位——有文化、有知识自然受人高看。
那些企业家、大款虽然不看重职位或提升，却“饱暖思文化”，把家居布置成“书香门第”，家里、办公室里都要用图书装点门面，这是免于被人笑作“大老粗”。慢慢的这种手段成了“下三流”，如今有商学院、管理学院专门为老板们办了班，混一混出来就这个“BA”那个“硕士”，反正很牛很现代，人家不仅在金钱上压倒你，在文化上也绝不含糊。
因此我可以断定，即便我们的干部升迁中没有学历限制，也会有大把的官员去谋取高学历，因为他们也和老板一样“要脸”。而且进大学讨个正规学历和进厕所小解一般方便，不要白不要。当然也要注意到，官员对这个高学历“脸面”的重视程度是远超过老板们的，因为他们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怎么能在象征文化高低的学历上落后呢，至少不好听嘛。
而实际情况是领导干部的提升确有学历限制。尽管中组部对此限制没有说死，只是说“一般”要遵照某个标准，而且特别强调防止“一刀切”，但看看官员和专家怎么说：湖南某县做副县长的一位朋友向记者抱怨道，“不管有多大的政绩，要想再往上升迁，学历还是上级考虑的硬件，再忙也得想法弄个学历。”有关专家普遍认为，相当一些地区在选拔官员问题上，一味地追求高学历，有的甚至以学历层次划杠，这是造成以权谋学、学术腐败现象的最根本原因。
从上面引述的内容看，虽然中组部都说了可以灵活掌握，但下面执行的还是蛮严格的嘛——“升迁学历还是硬件”。这就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按照某些官场常理，应该是想提拔的，低学历叫唯才是用，高学历叫选拔知识型人才；不想提拔的，低学历说你资格不够，高学历说你没有经验。怎么向来“嘴长在他身上，怎么说怎么有理”，忽而对规定如此遵守，要知道这规定里还有个“一般”。比如某省规定“官员一年一般出国考察不超过一次”，这个“一般”就被利用的很好，现在中组部都强调要注意这个“一般”，你们咋就那么死心眼，非要那么严格？不像一贯的风格啊，那些公款吃喝、公车、防止贪污腐败的规定，都没有“一般”，还不是该破就破？同样涉及到官员利益的学历限制，却是屹立不倒。
一番苦思冥想，我终于想明白了：盖因官员取得学历太容易了。容易做到的事情，就没必要坏规矩，严格遵守方显讲原则；像公车限制那种不容易做到的，规矩就不灵光了。打个比方：如果我们规定升职必须满20岁，那一定可以严格遵守，学历限制和这一样，如果“是个官员就可以搞来学历”，而有了学历又能给大家增光添彩，那有什么理由不遵守呢？
所以，不好意思，我又要给专家纠错了：“选拔官员问题上一味地追求高学历是最根本原因”——这个原因找错了，根本原因是：权力像吸铁石，它可以自觉不自觉地把社会优质资源“吸”过来，这里就包括高学历。
早在1983年，中国普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这种考试就是我前面说的为了给被耽误的人找条求知和求学历的路，但是当时只有“汉语言文学”和“党政干部”两类专科，其中“汉语自考题”拼命提高难度，阅卷时严格控制少数人及格过关。“党政干部”自考则极端地降低难度，以保障多数参考者轻易毕业。所以克拉玛依大火中有“让领导先走”，在这里真的是“让领导先高学历起来”。
说了这么多，是因为近日网友发现新任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履历上学历为中专，用网友的话说：“假得太多，出个真的当然吸引眼球了。”还有网友“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这个中专学历。但我还是想以善意来称赞：当年周总理在外国银行没有存款，被引为佳话，今日张平不以权谋学历，诚实做人，也成了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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