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进一步拆分电信企业
南都周刊：中央政府拆分中国电信的后果，是话费近年来持续下降，百姓从中普遍收益。但另一方面，运营商之间有时以防止“恶性竞争”而达成的价格联盟，也一直为人诟病。在你看来，该如何防止“价格联盟”式的垄断定价，应不应该对其进一步拆分，甚至允许并鼓励民营企业进入？
盛洪：所谓“恶性竞争”是存在的，一般是指一个市场中只有两个企业，或一大两小的三个企业，经济学认为这种情况没有均衡解。但解决的办法不能是价格卡特尔，这是严重违反市场规则的。解决的办法一是政府对价格进行管制，但更重要的办法是进一步拆分现有企业，或让更多的企业进入。在我看来，要形成比较有效的竞争格局和定价机制，企业应该有4个以上。三个都未必够，因为三个有一大两小的情况，大的可能享有支配地位。在经济学上，一个行业少于三个的垄断叫“强寡头垄断”，三个以上的叫“弱寡头垄断”，在我看来，四个以上就可以形成有效市场，而且也不会有恶性竞争了。也有一个担心是它们的“合谋”，但数量越多，合谋的成本就越高。这种情况，除了媒体监督外，政府对此也要加强监管，反垄断法虽然还没有出台，但中国已有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可以起诉它们。
而据我的了解，随着电信技术的发展，电信服务提供的最小最佳规模在急剧缩小。一个公司负责一个小区都可能做到低成本运营，电信业可以有成千上万的企业进入。电信技术的发展本身也会瓦解这些公司的垄断地位。
南都周刊：近年来，一些行政性垄断国企，如工行、建行、中移动、中石油、中石化等在海外资本市场表现一直比较抢眼，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中移动等即将回归A股市场，你认为这是好事吗？
盛洪：这些公司在海外市场表现不错，是因为它们有垄断权，并不能说明这些企业的管理出彩，提供的服务多出色。投资者最关注的也是这些企业的垄断权能持续多久，资本是不会考虑这些公司在获取资源过程中公平与否的。
其次，这些行政性垄断企业在海外上市本身也值得商榷。有些垄断性企业有一些有特殊性，比如电力、石油在非常时期，可能是国家的战略性资源。如果要把这些企业赋予某些公共义务，那它们就不适合做纯粹营利性企业。现在的逻辑是，由于它们有某种特殊性，所以获得了垄断权。然后它们以垄断权作为筹码，在海外上市，一旦上市以后，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纯粹营利性的公司，再把其应承担的公共义务甩开，这是一个巨大的悖论。要么要对这些公司的公共义务做一些明确规定，再让其在海外上市。不能让它们又有垄断权，又没有公共义务，比如中石化享有巨大垄断权的同时，又说对“油荒”不负有任何责任。
电信是一个高速增长的行业，有很好的市场前景，再加上这些企业获取了垄断权，也造就了在股市上看来比较好的电信公司，虽然其内部管理也有很多问题。对股民来说，最有价值的是这些企业不断扩展的市场和有限的准入牌照，中移动回归A股市场，让中国的老百姓获得收益，比给国外的股民，可能更公平一些；但这也不意味着它们可以合法享有垄断权。
南都周刊：前几日巴菲特减持中石油股票1690万股，占其持有中石油股份的0.7％，共套现2.1亿港元，你怎么看待这一事件，巴菲特是对中石油继续获取超额垄断利润的前景或者是对中国股市的前景表示担心吗？
盛洪：巴菲特肯定有自己的判断，中石油这样的企业的垄断地位不会持久。中央政府已经出台了一些政策，如开放成品油市场，并且让其他企业进入石油的其它领域。据报道，中化和中信都在进入，石油领域的垄断正在被打破。巴菲特应该是比较敏感的，他获取的信息肯定比我多，比我灵通。另外，可能还有一点是原油的资源费可能要增加，每吨只上交国家30元的状况可能要改变。
中央政府有反垄断的动力
南都周刊：中国的行政性垄断实际上与地方政府，各行业部门甚至中央政府的利益均息息相关。近年反垄断声音多是来自学者、民企和媒体。中国要想取得反垄断成功，在你看来，突破点在哪？中央政府的反垄断决心到底有多大？
盛洪：反垄断对中央政府是有好处的。垄断行业还有一个坏处，就是它相对于中央政府，更有谈判的实力。如果一个行业只有一家企业，它不仅对消费者是垄断的，对中央政府也是垄断的。中央政府追求的是社会目标。比如说，老百姓要打电话，而中央政府的目标是要为社会提供更多的电话服务，如果只有一个电信企业，它不仅对老百姓垄断，还有要挟中央政府的手段。
严格来说，中央政府不喜欢这样的状态，所以中央政府有动力去打破这种垄断。电信业就是一个实例。只要看一下历史，在联通没有进入之前，中央政府和中国电信的谈判结果就是，中国电信获得了巨大的优惠政策。本来这个部门正在高速成长，市场需求量巨大，而其又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它竟然还跟中央政府要更加优惠的政策，简直不可思议。得了便宜还卖乖，这就是当时中国的电信业。
1994年中国联通进入了电信业，1995年这几个优惠政策就全取消了，因为中央政府的谈判地位发生变化了，除了中国电信外，还有中国联通。对中央政府来讲，有更多这样的企业，对它是有好处的。
南都周刊：但我们也看到，通过部门立法、设置进入壁垒等手段，行政部门还在创立并继续保护这些行业垄断寡头的地位。
盛洪：第一，政府的作用十分重要。孔子说“惠而不费”。政府要做的事不一定是最多，但一定是关键的、不可或缺的、市场又做不到的。因为整个社会没有公共秩序，没有公共物品，它就形成不了一个结构，就如一盘散沙，政府就要提供这些公共物品。只要市场和企业能做的，市场机制能发挥作用的，都应该让市场来做，因为做这些事，政府没有优势。政府提供私人物品是不公正的、是有问题的。因为政府拿的是老百姓的纳税钱，然后去投资给企业，而这些企业又去与民营企业竞争，拿过去的话说，就是“与民争利”，为什么要与老百姓争利啊？
第二，现在的国有企业已蜕变成一个“食租阶层”，它们打着“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旗号，但事实上并没有起到任何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公共目标的作用。比如前年的油荒，中石化当时的发言人说“对油荒没有责任”。我当时就说，这等于宣称中石化没有公共义务，你连一个公共目标都没有实现，你只是一个营利性企业，那么你对公众还有何用？那你为什么还要享有这么多垄断权，占有这么多国有资产？如果连利润都不上交，就等同于无偿地占有国有资产带来的收益。我看了一下统计数据，1993年以后，我国的财政收入中的“企业收入”栏中就一分钱都没有，但在“企业亏损补贴”栏中直到2005年还有193亿元的亏损。这不等于资产的管理者和使用者在无偿地吃本该由所有者获得的“租子”吗？如果“国有企业”意味着我们既不能指望其承担公共义务，又不能收取利润，却还要承担亏损，我们要这些国有企业有什么用？
南都周刊：在上个月《反垄断法》（草案）的二审讨论中，就反垄断机构的虚实问题，也一直引发很大争议。我们知道，就反行政性垄断而言，中央政府各个部委本身也有自己的利益在其中。若有国务院下设反垄断机构，过往的经验告诉我们，结果往往会成为一个利益协调甚至扯皮的机构，可不可以考虑在全国人大下设立独立的反垄断调查机构，而其只对全国人大负责？
盛洪：针对行政性垄断，在国务院下设这些部门没有多大用处。最重要的是纠正行政部门有实际立法权，自己立法执法，自己设租收租的问题。人怎么能自己管自己呢？如果在全国人大下设立，也是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因为人大是一个制衡权力的天然机构，同时它也是一个立法机构，没准它更加理解市场、企业和消费者，更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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