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自决权及民族主义正义观
民族自决权的合理性边界
民族自决权指的是“任何民族都有权决定出由谁来代表和统治他们”。这一理念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美国独立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二战后经联合国的推动，民族自决权已成为国际法的重要原则。不过，一般认为，民族自决权是有条件的，它不等于可以无原则地分裂主权国家。国际法是国家集体意志的表达，没有国家会愚蠢到参与制定一个国际公约来鼓励本国的分离主义运动。
其次，民族自决权尽管有其历史进步意义，但它并不单纯。历史经验证明，民族自决权常常被强国当做瓦解对手权力范围的工具。希特勒在捷克、日本进攻东南亚的欧美殖民地时都做过这样的事，现在巴尔干、高加索地区的分离主义运动背后，也有美、俄小规模冷战的影子。
另外，民族自决权在实践中存在一些模糊操作的空间，需要国际社会今后继续协商以形成共识。例如如何定义“被压迫民族”？国际社会应当以何种程度、何种方式介入某个民族自决运动？如果关于独立的全民公决通过了，对于那些反对独立的人是否公平？
国家主权原则和民族自决权原则，都不是至上的，而是有边界的。主权国家应当尊重全人类利益、遵守普世价值；而民族自决权也应谨慎权衡，不可滥用。
民族主义：以河为界的正义观
在前述内容中，民族(nation)和族群(ethnic group)两个概念被交替使用。一般来说，民族属于政治范畴，涉及到自治、独立、建国等政治事务，它也可以指一国的全民共同体(也叫国族，如中华民族)。而族群属于文化——社会范畴，是指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在宗教、语言、习俗等方面有着共同的特征，并拥有共同的人种、历史、地理起源。当族群有了关于自治、独立、建国想法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他们拥有了族群的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的基本原则简要地说就是一族一国。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往往修改乃至杜撰、夸大本民族的历史，许多国家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
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靠他者来界定自己，梁启超曾说：“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民族主义的高涨往往是由于有一个外部的恶敌，而这个恶敌当然也可以是建构和想象出来的。安东尼·吉登斯在广州演讲时曾说：英国的国家认同就是在历史上长期反对法国的过程中塑造出来的。
民族主义在近现代历史上曾扮演过积极的角色，但也有严重的消极面，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一书中曾描写了这样一段对话：
──你为什么杀我？
──什么？你难道不是住在河的对岸吗？假如你住在河的这一边，我当然就成了凶手，杀死你就是非正义的了。但因为你住在对岸，我于是就成了英雄，杀死你是正义的。帕斯卡尔说：这以河为界的奇怪的正义！
正义怎么能以河为界、以血缘和族群为界？可是在现实中，常常如此。在科索沃北部城市米特罗维察，有一条伊巴尔河把城市分为南北两个区，南区住的主要是阿族，北区住的主要是塞族。这两个族群之间常常爆发流血冲突，杀死对方人数最多的人往往被本族群视为“民族英雄”。
民族主义往往制造出简单的我和他者的二元对立，强调和利用先天的一种安排把人类断然割裂，而排除了人们后天的自由选择。从而把理性、宽容拒之门外。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排他性的身份认同，在中国有些网友那里，已经发展到种族主义的地步。
国家碎片化现象的治理之道
首先，良好的制度是多元族群国家最牢固的纽带。对于多元族群国家来说，可以基于共同的基本价值和文化多元主义原则，来努力建立一个公民国家。多元文化主义意味着不同文化之间相互承认、相互学习、相互尊重，意味着不同族群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可以获得同等的发展机会。多元文化主义也意味着维护文化基因的多样性，这与维护生物基因多样性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促进群体的优化，防止群体的退化。实行多元文化主义的国家，基本上都缓解或避免了分离主义现象。
其次，建构不同族群公民间的公共生活共同体。怎样生活，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问题。不同族群之间，可以建构共同的公共生活空间，建立跨族群的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联盟。
第三，建构跨族群的认同。当代社会出现了大量跨族群的认同，如政治理念上的、生活价值观上的、职业的、具体利益上的，乃至兴趣爱好上的，这些认同不仅跨族群，还可能跨国界。一般来说，各种跨族群的认同有助于缓解族群之间的隔阂和冲突。在一个具体的人的日常生活中，可以存在多种认同，对族群的认同未必是他时时关心的认同——有谁会在每天早晨一起来就念叨自己是“龙的传人”？现在人们的认同对象越来越广泛，大一统的认同局面，不要去期望，这是愚蠢的。
第四，实行族群自治。在多元族群国家的组织形式上，曾经有过苏联式的族群联邦制，它为苏联解体埋下了伏笔。而主权国家之内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做法，也是一种既有刚性又有弹性的办法。所谓刚性，就是要保证主权国家的必要的稳定性。国家机器、主权都是一种“必要的恶”。所谓弹性，就是有从低度自治到高度自治的多种选择。
余 论
,在全球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今天，我们应当注意到科索沃、米特罗维察、南奥塞梯、“塔利班斯坦”这样的地名，他们代表着与全球一体化相反的一种潮流：分散化、碎片化。
,未来世界有可能出现权力分散的局面，分散化、去中心化，也可能是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另一种发展方向。圣雄甘地理想中的世界，是在广袤的大地上，散落着一个个自治的乡村共和国。也有人这样设想一个后现代的社会：人们的认同是越界的、游动的、离散的。所以，对人类自我组织形式的碎片化现象，可以从不同的维度去理解，而不是一味地否定、排斥。
,目前科索沃从塞尔维亚分离出去，两者之间有了边界。但是他们都迫切希望加入欧盟，而欧盟最终将成为一个没有边界的超国家共同体。欧盟的建构，是对过去欧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一种逆向发展。这种合了又分，分了又合的情况耐人寻味。这也可以让我们在对待“分”这种现象时，有一种更从容、更历史辩证的态度。
,中国在20世纪也曾出现过碎片化症状，如在辛亥革命后，以及在派系林立和地方武斗达到高峰的“文革”初期。考察国家碎片化现象，对中国来说也有现实意义。未来中国如何在维护政治多元化的同时又能避免族群议题成为撕裂社会的重要因素，我们要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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